他曾经是那个忧伤的年轻人，留着长发，始终抱着一本书。他的文字堆砌、浮华和缭绕，他总是在合适的时机，将马基雅维利、享利·基辛格和沃伦·巴菲特的名字和自己的文字纠缠在一起。

　　在《中国纪事》中，许知远开始向这种充满快感而又不知所云的写作告别。他说，“我试着去讲述一个完整的故事，而不是立刻进行价值判断；去描绘细微的变化，而不是宏大叙事。”他认为自己并没有获得写作探索上的成功，但是，“在某种意义上，成功地捕捉到了今日中国社会的某些情绪”。

　　我对这个国家的了解，像陌生人一样

　　南方都市报：写完《中国纪事》，你用“最终没完成写作的新探索”，“单调的、令人厌烦的2000字”给自己的写作予以总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评价？

　　许知远：这是我的自嘲。我觉得现在我的心态不对，我的感受力可能也不对，我的内心还是挺盲目的，不够安静，我还是有很多东西需要用现在的文体来表达。别的文体的尝试，真的需要我一个人安静下来，我不需要做那些目前对我而言又想要的事情了，我觉得到时候可能会尝试一些新的东西，或许哪天我就会去写小说，但我不确定。

　　南方都市报：在《中国纪事》中，你似乎在反省自己，《吾国吾民》中你也提道：“我对中国的乐观情绪，很大程度上是受西方报道的影响。”现在你怎样看待当时的“乐观”？

　　许知远：那时候我可能是二十五六岁，刚刚进入新闻业，当时我们中国所有的行业都有一种崇拜西方的趣味，几乎所有的媒体———现在就更明显了———都会在讲中国是一个不断兴起的国家，会怎么样怎么样，所有的时髦概念都会用得上。你看多了，肯定会受这样的形势影响，觉得中国是一个怎么样特别的国家。

　　南方都市报：身在中国，受到“影响”的信息和报道却从西方获取，这会不会是一种比较奇怪的现象？

　　许知远：这个其实也挺正常的。在我这一代或者之前这几代人，中国面临一个去历史化的过程，我们跟中国过去的联系实际上中断了，某种意义上我们跟西方一样，对中国的过去很陌生；另一方面，你也知道中国媒体的现状，中国媒体对这个国家的报道是被压抑的、非常偏狭的特殊状态；同时，中国也是一个特别割裂的、分裂化的国家，我觉得如果你生活在一个大城市，受到良好的教育，有互联网这样的工具，你完全是可以跟一个国家发生隔离的。我觉得这种隔离感也好，断裂感也好，都是我对这个国家的了解很少，像陌生人一样，在这一点上我可能更极端一些。我是一个在书堆里成长的一个人，我的现实经验很少，可能有的人确实经验多一些，他会对这个国家理解得多一些，但是我觉得经常会有很多人有一种自以为是的中国经验，他们以为生活在这个地方，或者见到更多的苦难，就更能理解这个国家了，这种看法也是很愚蠢的。我觉得就像好多人对我的写作方式的批评一样，就是说你的表达特别不中国，但是你想想，什么表达是中国的，你也搞不清楚到底什么是中国的表达。我觉得中国现在正处于一种价值观混乱的状况，应该有各种新的尝试出现，通过在各种尝试和各种辩论之中或许我们能找到某种中国的特性是什么。

　　我挺在乎的是寻找这个时代的渴望、焦虑和不安

　　南方都市报：2007年以来，你放下书本，开始了你的国内旅行计划，旅行带给你怎样的感受，旅行是否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着你？

　　许知远：也没那么多改变，改变也就是挺潜移默化的。我觉得你看到了中国的人，你接触到更多的活生生的人，你听了他们那些故事，你就会想一些东西。在我到了那些地方之前，我对中国是没有具体的经验和概念的，我觉得我之前对所有中国的历史、地理都是很匮乏的，都是很抽象的一个世界。比如说我没见到黑龙江之前，我不知道黑龙江是那个样子的，我就会想，那样的江水那样的土地会产生什么样的人，他们的行为方式是怎么样受自然环境影响的，每次政治运动是怎样影响他们每个人的生活的。这些东西可能是你在书上读到过，但是你对这些东西没有直观的感觉，我觉得你碰到了会勾起你以前的一些思考，会迫使你想得更多。不过在旅行中，我也发现中国的城市全部都差不多，中国人的苦难也都差不多，我挺不喜欢那种把生活经验弄得那么重要、那么高的人，我觉得不诚实。

　　南方都市报：为什么会是不诚实的？生活经验不重要？

　　许知远：我觉得他们是怀有一种特别强的同情心，过于义愤，太把自己看成那种拯救者的角色了，我觉得归根到底你就是和他们不同的人，每个人都彼此不同，他们的经验会鼓舞你，会让你产生某种挫折感，或者为你提供某种新的经验，更重要的是每个人都拥有自己不同的、有价值的生活经验。

　　南方都市报：在这本书当中，除了和张庆洲接触，很多是观感之类的见闻，这样的“观看”对你思考当代中国应该是有限的，你当时为什么没有深入进去？或者，你认为没有必要深入进去吗？

　　许知远：当然是有限的，因为我不是一个好记者，我也不太善于跟别人交流。我不是刻意去一些地方旅行，大多是我路过的，我可能在那个地方有别的事情。更重要的是，我还会感觉到害羞。我碰到了就会凭我的眼睛来看、感受，我就是从自身出发，我觉得这本书中写的大部分东西是一种自我探寻的过程，这种探寻、自我寻找会折射到社会上，我挺在乎的是寻找某种情绪，它是这个时代大家的渴望、焦虑和不安，而不仅是理想，或者说某种更多的事实和分析。

　　南方都市报：我注意到书中很多细节和个人情绪是有重复的，比如多次写到火车站，在咖啡馆、酒吧遇到的人，看到的事，这样的“重复”对文本会不会是一个伤害？

　　许知远：你要想到写作周期的问题。它是一周一周地写的，每周中间最多只隔七天，我觉得这么短的一个频率，我的思想提高肯定没这么快。我觉得很多时候个人能力的提高是要通过这种量的积累来获得突破的，我没法在一年之内产生这样大的突破，就是我在两个星期之内我的认识都不一样了，我做不到。

　　大众的评议多么愚蠢，为什么要听他们的

　　南方都市报：因为你在文章中的反复引用西方知识分子的表达，以至有“许知远体”的提法，网上对《中国纪事》的评论中，这一点也批评最多，这是你的写作的惯性使然吗？

　　许知远：当然每个人都会有写作的惯性。今天的你不可能跟昨天的你完全不同，而且，我觉得引用没有什么不好啊，所有的人类文明都是你的遗产，你怎么能保证你说的每句话都是新的呢？很多人说得比你更好，这是你跟传统的一个关系啊，我觉得这是跟过去的思考的一种关系。我不是说我引用得多么好，而是说，他们太反智了吧，他们太自信了吧，误以为自己说的每句话都是全新的，我觉得这种反智的倾向，可能是我非常讨厌的一种东西，我觉得所有的人都生活在过去和现在，所有的人都生活在过去和未来之间，你不能斩断他自己和过去的联系。

　　南方都市报：在《中国纪事》的写作中，你试图去讲述一个个完整的故事，你是在企图挣脱过去那种写作惯性，是吗？

　　许知远：所有人都在挣脱自己那种过去的惯性，每个人都在尝试能够跟过去有点不一样，做一些微小的改变。说句实在话，人都太懒惰了。我开始成为一个职业的作家，大概有七八年时间，每个阶段都不太一样，并不是我这个书写作之前的前七年都是一样的，也是不一样的。我想，每个人都在寻求变化，但是不代表这种变化你就完全不理会过去的自己，那不可能的事情，这也不诚实。我觉得每个人都有对自己不满意的地方，都想去改变它。不过，我的思维训练都是在前几年进行的，很多以前的思维都一直存在着，只是题材有了一些改变，现在的叙事比以前更用心了，或者说更诚实了。

　　南方都市报：你享受到名誉的同时，也面临着批评，《中国纪事》可以说是你接受批评后的一次尝试。我想知道，你是如何面对自己的写作和随之带来的批评？

　　许知远：关于这个问题，我现在想得越来越少了，我比较关心的是自己做得好不好，理解得够不够深入。因为关于这一切都有了某种标准存在于过去，已经有那么多人写过了这么多的好东西，知道什么是好的东西。我会慢慢形成自己的评判标准，所以外界的评价就越来越不重要了，而且大众提供的是多么愚蠢的评价啊，为什么要听他们的呢？

　　我希望使人想得更多，变得更犹豫

　　南方都市报：在《中国纪事》中，你对中国式大片、中国制造、大学体制都有自己的思考，但是，你又不是一位出现在报纸时评版的人。

　　许知远：我对新闻不敏感，我是一个对新闻很迟钝的人，我觉得对某件事情做某个判断我也不感兴趣，我感兴趣的是描绘一种缓慢的、长期的变化，一种更内在的变化；因为我对表面的很多变化没有兴趣。表面的变化就像河流中的浪花一样，浪花随时会激起来随时会淹没掉。而且我觉得因为写过几年的这种紧跟国际时事的评论，我什么也抓不住，对我来说内心没有留下太多的东西来。《中国纪事》里面很多东西都是非常自我的东西，就是我怎么感觉到这个世界，我怎么感觉到这个社会的变化，我怎么感觉这个新闻事件。我觉得我大概写了几个新闻事件，但是都是很自我的方式，就是我没有很强的自我意识说参与这个公共议题，改变这个公共议题，使这个公共议题改变直接政策，我对这个没有那么强烈的兴趣，这是个人取向的问题，我想。我也会提到一些新闻事件，我是希望通过这些新闻能够看到背后的这个国家，大家的思维方式是什么，思维怎么形成的，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绪，这些情绪内在的原因是什么，我对这个东西感兴趣。我的方式是希望使人想得更多，使人变得犹豫，而不是立刻很坚决地表态，使人想得更开阔。

　　南方都市报：你说过“这个社会充满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我希望在情感上和理智上真正地了解这个国家和社会，然后把它清晰地更有洞察力地表达出来”，那么在《中国纪事》这本书中你认为达到了这个要求或者靠近了？

　　许知远：我当然比两年前靠近了，不能说这两年毫无进步。但是什么是近，什么是距离，我就不知道了。我觉得这探寻是一生的过程，甚至可能你永远也无法知道是否逼近了终点。而且我觉得包括写作也一样，我特别希望我写的书，能够在某些让你安静的时刻或者你独自一人的时刻，或者傍晚的时刻，当你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它会激起你内心某种冲动或者挺微妙的感觉，这是我觉得写作的目的。而不是你看到我之后，一愤怒，就拍桌子，说我要去游行，这不是我的方法。我觉得内心丰富是一个人最重要的东西，而丰富的内心是需要很多元素来共同建构的。

　　南方都市报：在这本书当中，你不断地提到随着自己年龄的变化，逐渐变得成熟和保守起来，和当年那个“忧伤的年轻人”相比，变化在哪里？

　　许知远：有时我会开自己的玩笑，我也不知道是不是逐渐成熟保守，倚老卖老，里面并没有特别的含义。变化肯定有，年纪长两岁，也不是白活的，可能比那时候更有内心世界了，那时我也太急于证明自己。

　　本报记者 钟刚 实习生 陈乃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