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文辉

　　□现代学林点将录·正榜头领之四十二

　　饶宗颐（1917—），字固庵，又字伯濂、伯子，号选堂；广东潮安人。

　　晚近名儒，有所谓“北钱（锺书）南饶（宗颐）”之目，恰如《天龙八部》“北乔峰、南慕容”之双雄并峙。单纯以博学而论，则二氏不仅为当代冠冕，亦已达至二十世纪的巅峰。但同为博学，钱、饶取向却颇相背反：钱氏之博为收敛式，如万川印月，取资虽遍及古今中西，而终不离“谈艺”的宗旨；饶氏之博则为发散式，如天女散花，凡古典学问的领域，尤其是近百年新出文献，几无不有所沾染。

　　饶氏所有著述，季羡林、姜伯勤曾分为敦煌学、甲骨学、词学、史学、目录学、楚辞学、考古与金石学、书画学凡八大类。至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所刊《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二十巨册，更别为十三类：史溯，有《神话传说与比较古史学》；甲骨，有《殷代贞卜人物》、《甲骨集林》；简帛，有《简帛文薮》、《长沙楚帛书研究》、《睡虎地秦简日书研究》；经术礼乐，有《经学昌言》、《古乐散论》、《随县曾侯乙墓钟磬铭辞研究》；宗教，有《道教探原》、《佛教渊源论》、《老子想尔注校证》、《悉昙学诸论》；史学，有《国史上之正统论》、《南方民族学论丛》、《九龙与宋季史料》；中外关系史，有《中外关系史论集》、《新加坡古事记》、《星马华文碑刻系年》；敦煌学，有《敦煌学散论》、《敦煌白画》、《敦煌曲》；潮州学，有《潮州艺文志》、《潮汕地方史论集》；目录，有《词集考》；文学，有《楚辞论丛》、《楚辞地理考》、《选堂赋话》；诗词，有《诗学论集》、《词学论集》；艺术，有《画学丛论》、《画寜頁新编》。他自评：“当代学术之显学，以甲骨、简帛、敦煌研究三者成就最高，收获丰富，影响至为深远，余皆有幸参与其事。他若楚辞与楚学之恢弘滋大，而垂绝复兴之赋学与文选学，余皆曾致力，不无推动之绩。至余所开拓之新业，如潮学，比较史前文字学与悉昙之学，则亦薄著微劳。”其无往不胜，万象皆备，虽博极群书如沈曾植、章太炎、王国维、陈寅恪等前辈，亦不足以比肩，故拟之为百胜将。

　　不惟如是，饶氏非仅学人，且为文人，于旧体诗词文赋，无所不擅；又非仅文人，且为艺人，于书法、国画、古琴，亦无所不通。如此全才，可比《倚天屠龙记》中琴棋剑三绝的“昆仑三圣何足道”，世纪学林，一人而已。

　　然而求全责备，则其人虽超出博学家的极限，亦不免博学家的局限。盖其为学，务广贪多，泛滥无归，思考力似不足以驾驭其学问。其治学方法不出文史考订层面，而在考订上却往往欠缺条理，不能得其要领，甚或有望文生训、强作系联的毛病。

　　按：饶氏自号选堂，似有意与甲骨学史上的罗雪堂（振玉）、王观堂（国维）、董彦堂（作宾）、郭鼎堂（沫若）等“四堂”分庭抗礼；其早年史学论集题为《选堂集林·史林》，更有追攀《观堂集林·史林》的意味；又曾引日人的说法称“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人物是‘观堂’，下半叶是我的‘选堂’”。然为学贵精不贵多，观堂以精取胜，而选堂以多取胜，论学术境界，自有上下床之别。钱仲联恭维他是“并世之容甫与观堂”，兼汪中与王国维于一身，不过文人夸饰语耳。

　　饶氏平生，颇得天时地利人和。1949年，他为《潮州志》编辑事宜赴港，咨询资助人之一的潮商方继仁；由于方氏的劝阻及资助，饶氏得寓港不归，遂决定其一生的学术际遇。扯旗风月，维港波澜，被视为大英帝国“偷来的时间，偷来的地方”，而饶氏正安居于斯成就于斯：当海内政治运动屡起，批判斗争不断，而饶氏得享“偷来的时间”，是为天时。饶氏八十年代以前得与欧美汉学界互通声气，八十年代以后又能就近寓目大陆新出文物，亦赖“偷来的地方”的地利。五十年代饶氏治敦煌学，方继仁斥巨资为他购入英藏敦煌文献缩微胶卷，为当时日本之外亚洲仅有的一套；以后饶氏刊布图籍，展览书画，开研讨会，建纪念馆，亦多承潮商财力的支持，此则其人和矣。

　　按：学人成功，固以内缘因素为首要，然亦多有外缘背景。如王国维赖友朋之力，陈寅恪赖家世之力，陈垣赖教会之力，而饶氏赖商帮之力，至于师长机关之力，更不在话下。章士钊诗云“名士亦须拉缆人”，信不虚也。

　　诗曰：扯旗山下著书忙，名号居然续四堂。拣进篮中都是菜，惜哉邃密欠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