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慨

　　□《中华读书报》记者

　　1945年4月，党卫队装甲师17岁的反坦克兵君特·格拉斯在即将成为苏联红军的俘虏前，为了保命而听从劝告，换了一件“罪孽轻些的制服”，因为人家告诉他：“要是伊凡们逮住我们，看见你领子上的那个装饰，小子，你就完了。像你这类家伙，他们会格杀勿论，给你后脑来上一枪，崩了再说。”

　　那会儿的他是个小纳粹，但在战后的六十年里，这一点从不为人所知。党卫队的制服，和它领章上那两道黑色闪电形状的日尔曼古体字母“SS”，始终禁锢着君特·格拉斯的灵魂，让德高望重的199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将这段可憎的历史深深掩埋，直到2006年初秋，才在自传《剥洋葱》中予以坦白和反省。

　　这段迟到60年的自白，在一夜之间，就演变成了轰动世界的事件。主人公成了众矢之的，不得不一再辩解，最后只剩下一次又一次的道歉。而书中对这一经历的叙述，实在着墨不多，虽有忏悔，却远未到声泪俱下的程度；虽有反省，也是一带而过，远不如他对自己前半生性饥渴的分析来得详细而深刻。但他描写纳粹信仰破灭的过程，仍然令人印象深刻。

　　1927年10月16日，君特·格拉斯生于当年的国联自由市但泽（今日波兰的格但斯克），父亲是纳粹党员。他在“希特勒万岁”的雄壮口号声中长大，先加入希特勒少年队，再入希特勒青年团。对自己的父亲，“我曾想用希特勒青年团的佩刀杀了他。”他写道。小格拉斯十几岁就急着投军报国，为第三帝国称雄世界的千秋基业浴血奋战，结果在德国战败前不到一年，被征入了党卫队。

　　他为自己的“无知”辩解：“我没有听说过那些后来才曝光的战争罪行，但是自称当初无知并不能掩盖我的认识：我曾被纳入一个体制，而这个体制策划、组织、实施了对千百万人的屠杀。即使能以没动手干坏事为自己辩白，但还是留下一点世人习惯称为‘共同负责’的东西，至今挥之不去，在我有生之年肯定是难脱干系了。”

　　这些话，令他的悔过显得无比苍白，也将使他终其一生难逃批评者的怒火。德文版《剥洋葱》刚出版时，《纽约时报》刊出了一封读者来信，称“格拉斯的膝盖一尘不染”———忏悔者根本就没跪下去。

　　对元首的信仰不是一天之内破灭的。他描述了战场地狱般的恐怖景象，“斯大林管风琴”（指苏军的多管火箭炮）的怒吼吓得他屁滚尿流，溃败途中被绞死的逃兵尸首更让他不寒而栗。尽管他从军前读过雷马克理应被焚毁的禁书《西线无战事》，但懵懵懂懂地又迅即转向了军国主义的容克骑士传奇。

　　1945年的4月20日，是希特勒的生日，这个小纳粹当天被弹片炸伤了腿，躺到玛丽浴场野战医院的病床上，一枪没放就成了战俘。他听到“元首没了”，但“人们对他的死亡无动于衷，好像这是预料之中的事。没了他，我也似乎并不觉得少了点什么，因为他那常被神化、永不遭质疑的伟大在总是忙忙碌碌的护士手中消失得无影无踪。”

　　他在巴伐利亚的美军战俘营里忍饥挨饿———双重的，来自于纸上谈兵的烹调课和女护士们的轻微触碰，那门荒唐的战俘课让他自此酷爱猪头和血肠。美国人开始用黑白照片对俘虏们进行再教育，那是“堆成了山的尸体、焚尸炉……”而战败的德国人总是重复那几句话：“这难道是德国人干的？这种事绝对不会是德国人干的。德国人才不干这种事呢。”私下里，他们说：“宣传，一切只是宣传而已。”过了些日子，青年纳粹格拉斯“才慢慢理解并且勉强承认了自己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或者准确地说，在不想知道的情况下参与了犯罪，这种罪行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轻，它不会失去时效，我依然负有罪责。”

　　获释后的小伙子去盐矿当了挂钩工，在饥饿感中受了《共产党宣言》的感召，开始向社会民主党靠拢。他很快回到父母逃出苏占区后在德国西部安的新家，党卫队的那段历史从此成为长久的秘密。母亲则把多次遭受苏军强暴的往事“咽在肚子里”，对渐有觉醒的纳粹儿子和饥饿的矿工决心去搞艺术的念头满心疑虑。但他再次离家上路，到杜塞尔多夫给雕墓碑的师傅做了徒工，实习石匠不仅“每顿都能吃饱”，也有了在有轨电车上站到“年轻姑娘与媳妇们”中间顶顶蹭蹭的机会，让他受到“痛苦与快乐同在”的折磨。及至后来，他总算进了艺术学院，学画的同时开始写诗，顺道成了烟民。在柏林，他通过用“搅拌好的石膏制取形形色色的死人面模”挣钱，并终于找到了自己的爱人，又是在4月20日———希特勒生日那天———结了婚。

　　在他的新婚礼物中，有一台手提打字机，加上岳父家中的书柜，年轻的艺术家从此迈上了文学之路，并很快被先锋文学团体“四七社”接纳。1956年夏天，格拉斯小两口儿到了法国。“在巴黎，我找到头一句话后就一章接一章地写下去。”———日后注定不朽的这头一句话是：“我承认，我是一所疯人院的住客……”三年后，惊天动地的《铁皮鼓》出版了，伟大的作家君特·格拉斯横空出世。

　　他的回忆到此为止，脉络上有点像《我的前半生》，讲自己麻木不经、受人摆布、助纣为虐的过去，又写他如何经过再教育，重获新生。但我们的大作家始终昂首挺胸，以虚虚实实的文学笔法，保护着脆弱的尊严，自戕和改造的力度远远不够。其程度之轻微，好比有人指责我，为什么在1976年加入红小兵？而我会拿当年实在年纪小、亦不曾用铁扣皮带抽过老师的狗头来自辩。

　　《铁皮鼓》的读者会从《剥洋葱》中读出更多的东西，甚至可能感到，比起这本老而油滑的自传，那本写于青年时代的小说似乎还要来得更为真实。因为格拉斯在回忆往事时，经常穿梭时空，甚至出离肉身，像看电影一样，用第三人称的“他”来讲述当年的自己，并不时进入侏儒奥斯卡的身体，借他的一双慧眼，来看一个比历史更魔幻的世界，往事因此被蒙上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你还会发现，《铁皮鼓》中的许多人物和场景，都曾有过确实的人与事交相映照。与喧嚣一时的自传相比，虽为虚构的《铁皮鼓》反而在无数的魔幻场景之间，闪烁着更多人道主义的经世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