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采夫

　　□媒体编辑，北京

　　梁漱溟是一个传奇，用世俗的眼光看，他具备成为传奇的一切条件。他出身名门，父亲投水殉节而动天下，人生开端已不同凡响；他只有中学文凭，却被蔡元培聘北大，成为一时之谈；他曾试图自杀，最终却弃佛从儒，成为一代大儒，这又是一奇；他痛恨军阀殃民，却得军阀韩复榘之力推行新农村建设，这又是一奇；他与毛泽东八次长谈，两度通宵，情同知己，最终却“反目成仇”，本已奇中见奇，而当他受尽磨难，却痴心不改，仍然表示佩服毛泽东，这就不能不是最大的一件奇事了。

　　梁漱溟最为世人熟知的是两句话：民国时期的“吾辈不出如苍生何”和“文革”时期的“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这两句话成了梁一生的标签，但实际上，它也概括了梁漱溟一生中的两件大事：推行乡村建设，做一个真儒家。读懂了这两句话，也就读懂了梁漱溟。

　　回看近年文化热潮，是一波接着一波，好似流行歌坛，你唱罢我登场，各领风骚一二年。单就笔者经历，先有民国知识分子热，文化界为“鲁迅PK胡适”颇费了些口水；然后是文化保守主义抬头，杨振宁等一班老人搞了个《甲申文化宣言》。继而国学热兴起，政府寻根祭祖风行，于丹开始走红，孔夫子借《论语》还魂，李零牵出《丧家狗》；所谓“大陆新儒家”也纷纷粉墨登场，借机寻找自己“阳光下的地盘”。在政府与民间的互动下，传统文化强势复兴大势所趋。一一辨析过来，我们不难发现，与上述几乎每一波文化热都有关的，是一个梁漱溟，而且只有梁漱溟一个人。

　　梁漱溟是绕不过去的。在五四北大时期，梁漱溟是冯友兰的老师，属于和胡适一代的知识分子。当胡适建起自由主义阵营，革命的左翼与之分庭抗礼的时候，以梁漱溟和晏阳初为代表的知识分子，远离“问题与主义”，走向农村乡间，也走出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第三条道路。当今文化界讨论鲁迅胡适话题，必不能忽视梁漱溟这一极。在儒家重建孔子归来的进行曲中，尽管舞台上活跃着“大陆新儒家”等新贵的身姿，但人们不敢忘记梁漱溟这位新儒家的宗师，这位被公认的最后的一位儒家。

　　几年前，几位文化老人搞了一个《甲申文学宣言》，招来自由知识分子的迎头痛批；前年，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竖起孔子像，又倡导成立国学院，要“脊续文脉”，从而遭到袁伟时等学者的批评，斥之为封建专制主义招魂；去年，于丹央视开讲《论语心得》，将儒家“心灵鸡汤”卖到了普通民众，但也引来知识界不小的批判声音。传统文化热的兴起，一直伴随着反对的声音，伴随着文化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的论争这样一个主旋律，凡出头的儒家人物，无不“享受”“打倒孔家店”的待遇。

　　分析知识界对当代新儒家的批评理由，罪名大多脱不过专制与伪善，即专制统治者借助儒教的三纲五常，在政治层面加强专制王权，也加强了对老百姓的思想控制，使人们集体走向萎靡与伪善，当然免不了成为批评的靶子。而梁漱溟却与我们熟悉的当代“儒家”颇不同，他自命孔子传人，却用一生的身体力行，表现出了儒家少为人知的一面，即起而行之，开启民智的一面，反抗强权的一面。梁漱溟执有入世理念而不书生空谈，而是深入乡村开展民众教育；他崇尚明君却不走愚忠路线，在万马齐喑的环境中，保持了可贵的独立精神。梁漱溟的思想与作为，既是真儒家的完美体现，也超越了传统的儒家人格，表现出了现代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与批判精神。这样的梁漱溟，自然被自由主义者引为同路人。而当下所谓“新儒家”，其言其行与梁漱溟不可同日而语。

　　正如梁漱溟自己所说，他不是国学家，也不是佛学家，也不是哲学家，“不是学问中人，也不是事功中人，而是问题中人”。他一辈子不断思考和追求两个问题，一是人生问题，即人活着为什么；二是中国问题，即中国向何处去。这两个问题决定着梁漱溟成为一个思想者，一个行动者，也影响着他成为一个布道者。

　　孔子周游列国，面向国君陈售自己的政治理想，梁漱溟则通过乡村建设这一带有宗教意味的群众运动，试图建设道德共识，重整崩溃的乡村，以达到复兴中国社会伦理的目标；孔子退回乡里，广收门徒，用教学来传播他“仁者爱人”的思想，而梁漱溟也用演讲等方式传播着他的人生理念。从《人生的艺术》一书可以看出，梁漱溟为学生、职员甚至军人作过大量的演讲，为青年人讲人生，讲道德，讲青年的修养，讲中国文化，讲宗教问题。他希望依靠青年的觉悟与奋发，来实现改造社会的理想。从这一点来讲，梁漱溟的“好为人师”，是与他的思想一以贯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