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川

　　□媒体编辑，广州

　　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在《资本主义的动力》一书中提到，“中国真正的资本主义处于中国之外，比如说在东南亚诸岛。在那里，中国商人可以完全自由地行事与做主。”他所说的这些中国商人，大部分来自南中国的广东，也被人称为粤商。

　　直到现在，粤商依然是神秘的一群人。他们保持着某种历史传统，不愿出风头，务实勤勉，始终处于主流的边缘。如果我们向历史深处望去，粤商的现在和过去仍然是一个变化不大的整体。在过去长达三个世纪的时间里，一批批真正的商人不断离开中国大陆，从广东启程，驶向海洋的另一边，最终富甲一方。而在今天，粤商们虽然未离故土，但依然在源源不断地将货物输送到海洋的那一边。他们对海洋的亲近感超过了土地。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最新出版的《话说粤商》一书，细述了粤商自明清崛起，特别是近代以来的发展历程。论及粤商的诞生，最重要的原因无疑是邻近海洋的地理位置。广东在汉代就已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多个始发港，到唐代更是商货云集，被誉为“金山珠海，天子南库”。直到明清时期，人口压力增大，以致出现“望海谋生十之五六”的现象，粤商才终于崛起为中国十大商帮之一。

　　书中有很大篇幅写的是清朝以来的两类粤商。一类是在旧有的制度空间里生长的行商。最著名的莫过于广州十三行这些垄断对外贸易的红顶商人们。他们为了获得垄断利益，不得不与官府虚与委蛇，支付了大量财物、但最终仍不免沦落的命运。在这一点上，他们与徽商、晋商的命运颇多相似之处。另一类商人则是摆脱了旧制度的约束，去新大陆开疆辟土，获得了巨额财富和显赫声名。至今，这些家族仍活跃在世界商业舞台上。

　　越洋过海的粤商们又把西方文明带回中国大陆，引入百货等多种新的商业形态。而在晚清时局巨变时，这些粤商表现出强烈的参政议政的愿望，他们组织粤商自治会，以求兴商富国，还建立了军事性组织广州商团，抵制政治力量的钳制。从这些方面来看，粤商确实是一个特殊的群体，100年前的粤商已经具备了与旧的制度环境格格不入的现代意识，看书中所写的粤商故事，你会感到他们早已超越了时代局限。

　　只有在这样一个具有重商传统的历史土壤中，我们才容易理解为什么诞生于50多年前的广交会即便在三年自然灾害和“文革”期间也从未停止，而30年前的改革开放为什么会在广东开辟“试验田”。

　　但作为异端的代价是，粤商们始终无法见容于主流意识形态。雍正皇帝就曾指斥广东人：只知种植果木，图取银钱，不思稼穑种稻以蓄米粮；十三行行商、广利行老板卢观恒希望死后能进乡贤祠，但竟惹来广州士人们的抗议，最后在朝廷的旨意下，他的乡贤资格被取消。

　　至今仍不事声张的广东商人似乎与这种历史上的异端身份不无关系。因此，在现在的中国商业舞台上，他们总是不愿意站在中心位置，而是偏居一隅，默默挣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