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南

　　□出版社编辑，上海

　　众所周知的，是他的死。教科书般经典的说法是1975年11月2日，他被一个17岁的男妓棒殴并用汽车碾压而死。但是这个凶手在三十年后推翻了他的供词，于是，皮耶尔·保罗·帕索里尼，这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重要的意大利导演之一，其死因成为了阴谋论的最佳素材。

　　不仅是他的死，还包括他导演的最后一部电影《萨罗或者索多玛的120日》，都使他成为电影史上的两难。我们或者可以对他视而不见，提起意大利电影，我们可以谈论德·西卡、罗西里尼、维斯康蒂、费里尼、安东尼奥尼，甚至做过帕索里尼助手的贝尔托鲁奇；或者我们可以把他的性取向和他“恶心”的遗作放在一边，于是我们可以看到他之前一系列充满实验精神和符号意味的杰作。这就是作为一个导演，给我们模模糊糊印象的帕索里尼。

　　如果从这本书里推导出一个帕索里尼的形象的话，那么电影导演的身份是极端弱化的，我宁愿称他为一个诗人，一个思想者，一个革命者，一个文化代言人，这些具有反省意味的身份基本上都来自于他与自己的时代的对抗。

　　帕索里尼的父亲是法西斯军官，而他与父亲的人生看法截然不同，按他自己的说法是：“我是在没有读任何马克思主义的作品之前，自然而然地同弗留里（帕索里尼的家乡）的农民站在一起了……”他最初的武器是弗留里方言的诗歌，如果你读过意大利历史学家卡洛·金斯伯格的著作《夜间的战斗》，你就会了解那块土地上原始宗教的强大以及农民心理的坚忍。而帕索里尼在人生的上半阶段对下层民众的同情与他后来对宗教的反思并不是没有来由的。事实上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对当时意大利的判断是相当准确的，不同于英美那种工业发达性及去封建化的彻底，意大利怎么看都是“落后的”，无论经济上，还是社会构造上。但是他所信奉的理论却陷入了现实的困境，就如他的好朋友莫拉维亚所说的：“……我们经历过工业革命，经历过消费革命，但这两次革命，在欧洲来说，都是孤立的现象。这种现象无疑在很大程度上打乱了意大利的格局，对意大利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特别是大批农民向城市的迁移。这对帕索里尼来说，是个致命的打击，引起了他思想上的极大困惑。因为在他看来，他所钟情的那些小城镇的无产阶级的行为不再像基督徒那样了，他们接受了经济奇迹，连他们也接受了经济奇迹。就是说，他们在具有消费能力之前，就接受了那种建立在不同等级基础上的消费价值观。”在帕索里尼所钟情的理论和现实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宽广了。虽然意大利共产党以“同性恋”为由开除了他，而我宁愿相信他自己所说的，那只是“党证遗失而自己懒得再换”。他所同情的人群正在逐渐散去，于是他转而向资产阶级发起了攻击，虽然他一开始并不了解怎么拍电影，但还是选择它作为自己的又一武器。正如在拍摄《定理》的时候，他接受佩罗尼采访时说的：“一个资产阶级不管做什么，都是错的。……资产阶级所做的任何一件事都不对路，不管这事有多么真诚、深刻和崇高。”在接受BBC的采访时，他说：“我憎恶资产阶级小布尔乔亚式的庸俗，这庸俗表现之一是他们矫饰的‘礼节’。可能最让我无法忍受的是他们平庸的文化素养。”

　　一个人与时代的对抗，在我们这些看客的经验中，总是以他的失败而告终。帕索里尼的生命是突然终止的，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当资本与富足更变本加厉地扭转人类此前得出的一些美好理论的时候，如果活在当下的帕索里尼，其内心的悲哀又会深几多重呢？在他死之前，其实他已经是孤独的了，他洞悉自己所处的时代的变化，但是他所熟悉的理论却无法提供解释，就在这个交叉点上，他被抛弃了。这是他演出的一场悲剧，却仍然是那些试图拥有自己的精神世界的人们的一针清醒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