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13名活着的美国人曾竞选美国总统（排除支持率低于2%的人），这其中4人成功入主白宫，剩下的9人从未有机会坐进椭圆形办公室。只有他们才知道花费生命中两年的时间竞选，却以失败告终，究竟是什么滋味？他们对现在的总统候选人又有什么建议？

　　每逢危机时刻，希拉里·克林顿爱告诉她的高级助理，“总有人会赢，总有人要输。”她暗指对手巴拉克·奥巴马。但是有一群分布美国各地的人，对于他们，这些话更能引起共鸣。这一群人全部属于一个特殊群体：竞选总统失败者。

　　活着的美国人中，只有13人曾在大选中竞选美国总统（不包括那些支持率少于2%的）。当然，这其中有4人一步登天，获得了世界上最有权势的职位。剩下的9人———5位民主党、一位共和党和三位第三党候选人———从未有机会坐进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他们最了解角逐白宫宝座的辛苦和代价。他们能提醒希拉里·克林顿和约翰·麦凯恩，他们前进的道路上可能遇到什么样的陷阱。他们曾经是对手海报攻击的笑柄，曾经没日没夜地连续工作两年，无论他们属于什么党派，都分享过同样的痛彻全身的失落。简短地说，他们知道失败的滋味。

　　去年深冬，为去拜访一位竞选美国总统失败的老政客，我不得不坐飞机穿过白雪覆盖的大草原。旅途最终在南达科他州米切尔结束。光顾这座小城的人大多是猎人、渔夫和谷物推销员，还有少部分对1972年总统大选的民主党候选人乔治·麦戈文（GeorgeMcGovern）感兴趣的人。我和他的会面安排在麦戈文图书馆———一幢庄严的褐色建筑，为了纪念他短暂的白宫选战而建。进门的一刻，你立刻感受到麦戈文当年的选战是多么令人兴奋、给人灵感、甚至时髦。图书馆的墙壁上张贴着五彩斑斓的徽章，让人感觉仿佛走进了一张嬉皮士年代的唱片。到处可以看到“希望”、“和平”之类的词语。有一张海报，一半是正在越南上空投炸弹的飞机，另一半是白色的鸽子，文字说：“回家吧，美国。”

　　褪色的报纸头版显示麦戈文对人群演讲，他放松了领带，显得神采飞扬。你甚至期望同样的一个人从照片上走下来，和你问好。然而，眼前的麦戈文已经稍微发福，看上去更像一位慈祥的伯父，他脚边跟着一条黑的拉布拉多狗，领我走进他的私人办公室。

　　我开始问他，2008年的总统选举是否勾起了他的回忆，他的快速回答令我有些吃惊。“哦，是的。几乎每天。”他说希拉里和奥巴马的战争让他回忆起身为众人焦点的兴奋。“频繁出现在报纸头版，摄影机跟着你转。热情万分的群众，他们都想摸你，想挤到你身边，只为了摸摸你的手指头。那是万众瞩目、心跳加快的体验。”

　　当年，麦戈文是一匹黑马，默默无闻的他不知道一下子从什么地方冒出来。他的对手是德高望重的民主党要人———赫伯特·汉弗莱、爱德·穆斯基———最初，他似乎毫无希望。赌场上，他的赔率是200比1.然而，慢慢地，麦戈文用行动还击怀疑者，赢得一连串初选胜利。他的选战吸引了数百万第一次投票的选民———传奇的麦戈文大军和好莱坞的明星。他的支持者包括杰克·尼克尔森、伯特·兰开斯特、拉克尔·威尔什、朱莉·克里斯蒂和沃伦·比蒂。“荒诞新闻学”（GonzoJournalism）开创者亨特·S·汤普森几个月跟着麦戈文的竞选队伍转遍了美国。

　　在麦戈文的竞选大军中有两名小卒———希拉里·罗德姆和比尔·克林顿。当时，两人25岁左右。麦戈文说，“我们把他们安排在得克萨斯。在得克萨斯推销乔治·麦戈文是件可怕的任务，但是，他们丝毫没有胆怯。”某种程度上说，正是1972年在得克萨斯建立的关系帮助希拉里于本月初赢得得州，使她的总统希望不致破灭。然而，今天，让人联想到1972年的麦戈文的并非希拉里，而是奥巴马。两人一开始都不被看好，都通过调动年轻草根选民的支持逐步崛起；两人竞选时都碰到美国选民大分裂，民愤淤积，期待改变；两人都是最重要的反战候选人（分别反对的是当年的越战和今天的伊拉克战争）。

　　这一对比并不令麦戈文意外，“我发觉，自己今年比往年更激动。它让我想起36年前的许多往事。”他眼睛中又闪过报纸照片上见过的神采。他的声音热情洋溢。“我认为，1972年的选举从来没有远离我的思想。我们激发了几百万人参与政治的兴趣，正如今天奥巴马所做的。那是一支强大的军队。”

　　在赢得党内提名和对抗共和党对手里察德·尼克松的间歇，麦戈文回到南达科他州老家短暂休息。当时，他知道自己即将面对的是一场艰苦的战争，但是他有信心获胜。那段时间他用来骑马、和记者喝酒、寄明信片给支持者。“终于赢得提名的时候，那真是值得骄傲的时刻。我回家短暂休息，那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候。”那种兴高采烈的情绪持续了3天。然后，正如亨特·S·汤普森所描绘的，“没有任何警告，前景突然变成凄凉的山丘。”

　　如果奥巴马可以从中学到什么教训，那就是，人群的欢呼和狂热来得快也去得快。麦戈文选择参议员托马斯·伊格尔顿担任自己的竞选助手。最初这似乎是个明智的选择，但是，几天后，伊格尔顿宣布他有精神病史，曾因抑郁接受电击治疗。最初，麦戈文决定继续支持自己选择的“未来副总统”，然而，他的资助者们纷纷抗议，他被迫抛弃伊格尔顿。“转折几乎在一夜之间发生，”麦戈文回忆说，“我们坚持了1年半没有走错一步，别人称我们的竞选为‘精明的麦戈文行动’。这件事后，我们给人留下笨拙天真的形象。那简直令人心碎。你感觉好像一直在一帆风顺地前进，突然之间，风停止，风帆掉下……一次伟大的选战脱离轨道。”

　　从

　　政治风云人物到被人遗忘，这种体验是痛苦的，麦戈文不得不寻求能够找到的一切安慰。他主要的安慰是同病相怜的其他竞选总统失败者———甚至包括从前的政党对手。

　　1972年后，麦戈文和共和党人巴里·戈德沃特（BarryGoldwater）成为朋友。8年前，戈德沃特输给了林登·约翰逊。当我听麦戈文谈到他们的“友谊纽带”持续到1998年戈德沃特去世时，我的心跳仿佛停顿了一拍。麦戈文大概是过去50年来、美国总统候选人中最左倾的一个，而戈德沃特以反对工会、福利国家和约翰逊签署的民权法案而闻名。两个人竟然成了朋友？

　　麦戈文说，他还和另两位“白宫失败者俱乐部”成员、共和党候选人鲍伯·多尔（BobDole）和民主党同僚沃尔特·蒙代尔（WalterMondale），保持着密切关系。“我认为，某种意义上说，我们自然而然地互相支持。”他回忆起1988年第一次在华盛顿碰到蒙代尔。那是在蒙代尔输掉大选4年后。他失败的戏剧性不亚于麦戈文的失败。“乔治！停下！停下！”蒙代尔大叫，“你是这个国家唯一能回答我这个问题的人：在输掉49个州后，得等多久才停止伤心？”麦戈文愣了一下，回答说———别忘了这已经是他输掉大选（也输掉了49个州）16年后———“啊，弗里茨，到那时我会告诉你。”

　　当我见到沃尔特·蒙代尔，谈到“白宫失败者俱乐部”成员之间的特殊纽带时，他立刻心领神会。“是的，我们是个痛苦的圈子。我们偶而见面。我见过杜卡基斯、麦戈文和卡特。我们立刻都意识到我们有着与众不同的经历。”

　　蒙代尔比任何人都更了解白宫争夺战———他3次参加全国大选。1976年作为卡特的副总统获胜，4年后连任失败，1984年他又当选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获胜有意思得多，”他苦涩地说。他回忆起1976年的总统就职典礼———游行队伍开始散去，一名助手跑到我跟前说，“我们进去吧。”“我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即将走进白宫，从此在里面工作。突然之间，我坐在白宫我自己的办公室里。”

　　我们坐在蒙代尔的律师事务所的舒适办公室里，事务所位于他的家乡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窗外可看到美丽的密西西比河蜿蜒流过。他一边带领我参观这座城市，一边讲述他的曾祖父从挪威移民美国，在南北战争中为北方联军战斗，获得一块土地作为奖赏。

　　蒙代尔身上有许多北欧人的特点。他给人可靠坚韧的感觉，强调责任感，提倡公共服务和旧世界价值观。（他告诉我，在他家里，孩子们夸夸其谈会被打屁股。）这些特质使他成为一个正直可敬的参议员，但也让他成为蹩脚的总统候选人。

　　他的对手是罗纳德·里根，绝对的北欧人反面。蒙代尔强调原则，里根则只在乎结果。里根是妙语口号的大师，擅长用一个短语概括时事精神：“这是美国的黎明。”蒙代尔反对这种商品推销式的政治，坚持长篇大论地谈论平等公正的重要性。他的传记作者称他是最后一个抗拒电视的政治人物。他笑着承认说，“是的，我可能是。我的一个对手叫我媒体勒德分子（勒德分子指害怕或者厌恶技术的人。在工业革命期间，英国纺织工人主张模仿一个叫做内德·勒德的人，破坏工厂设备，以此抵制节省劳动力的工业化技术）。我不擅长此道。里根，他简直是这方面的天才。他站在摄像机前，仿佛突然容光焕发。而我站在摄像机前，痛苦得像在接受牙根导管手术。”

　　蒙代尔的手下疯狂地要改造他，把他拖进电视时代。为了在电视上显得漂亮点儿，他们敦促他改变发型、衬衣样式、手势、声调，甚至微笑。他的挪威人性格讨厌这一切。他强烈地感觉到自己很可能输，但是，他希望他的家人———尤其是他的儿子———为他感到骄傲。这事关尊严。“我不喜欢那样做。我这样告诉他们。我说，‘你们看，我就是我。我不能变成别人。’”

　　从麦戈文的总统竞选到蒙代尔白宫角逐中间只相隔12年，然而，这短短的12年世界已经发生巨变。1972年时，“媒体训练”、“通信顾问”这类词还闻所未闻。麦戈文的军队主要是通过电台和口口相传的方式招募。到了1984年，蒙代尔对小屏幕的厌恶已经变成严重残疾。随着每次大选，电视的核心作用与日俱增。毫无疑问，2008年仅剩的3名候选人都经过严格的媒体培训，细致到他们生活中的每个角落。

　　对候选人的关注越来越强烈。有麦戈文选择竞选伙伴灾难性的教训在前。蒙代尔在挑选副手时特别小心。然而，他仍然没能预料到媒体审查的严苛程度。到1984年，不但竞选伙伴本人必须清白无暇，连他的配偶也得无可挑剔。

　　为了解总统候选人———尤其是女性候选人———承受的非人压力，我拜访了杰拉尔丁·费拉罗（GeraldineFerraro）。我在她的纽约曼哈顿律师办公室里见到她。办公室位于14楼，俯瞰原世贸中心遗址，可看到在原址上正在新建的“自由塔”地基。

　　费拉罗清楚记得当蒙代尔邀请她担任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副总统候选人时感到的骄傲。可是，仅仅两周后，媒体曝光她的丈夫约翰·扎卡罗未能公布他的纳税申报单。她的家庭随即面对无休止的问题和猜测，她丈夫的意大利姓氏尤其成为话柄。“他们攻击我丈夫，简直把他当做黑手党成员。他是第5代美国移民。我简直无法相信这一切，他更大惊失色，害怕至极，不知道该怎么办。”

　　在她的回忆录《1984年大选，我的故事》中，费拉罗描绘道，在税收申报单争议高峰时期，她回家看到丈夫在卧室里流泪。这是她一生中第二次见他哭。“请不要这么对自己，”她说，把他抱进怀里。“他做了什么要受这样的折磨？”她写道，“这个曾经支持我的每个决定的好男人正在被摧毁。这都是因为我。”她也不禁流泪。他们站在房屋中央抱头痛哭，周围都是税收申报表和收据。就在这时，他们20岁的儿子约翰走进来，目睹这一幕。她注意到，他仿佛在一瞬间长大了。

　　显然这是值得每个总统候选人注意的教训：小心选择竞选伙伴，不仅他（她）自己必须毫无瑕疵。连他（她）的配偶、七大姑八大姨、保姆、宠物和任何曾进入其周围50米范围内的人都得无懈可击。然而，蒙代尔坚信，媒体攻击费拉罗的重要原因是她的性别。“这是个文化问题，许多人认为女人不能成为真正的副总统候选人，重要的是她的丈夫。我希望，大家现在已经不再这样看问题。”

　　费拉罗记得总是有人试图以各种方式贬低她。和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老乔治·布什电视辩论后，他告诉记者，他努力给对手“一点儿颜色看”。另一次，一名电视记者问她有没有按发射核武器按钮的力气。从未有人向男候选人提这个问题。

　　2008年费拉罗支持希拉里·克林顿，是声音最大的支持者之一。然而，令人意外的是，此次竞选中，费拉罗不再谴责可疑的竞选策略：她公开评论说，假如奥巴马是白人，他不会有如此惊人的支持率。这一评论立刻让费拉罗成为报纸头条，引起巨大争议。此事爆发后不久，我和她谈话。她说这次的风暴比她自己竞选副总统时更猛烈。“在1984年，我不必面对像现在这样精心策划的运动———仇恨邮件、语音流言、人们嘲笑我的年龄。当年，白宫试图贬低我，我能理解。但是，在2008年，我只是个无名小辈，谁也不是。”

　　费拉罗辞去了克林顿竞选班子的筹款人角色，然而她坚持自己的立场。“我总是告诉自己的孩子，说实话，你永远不会惹麻烦。这个建议现在已经不再管用。但是，事实就是事实。1984年，我之所以当选副总统候选人，因为我是女人；这不意味着，我不胜任工作———这个道理同样适合于黑人奥巴马。奥巴马说她的评论意图分裂选民，费拉罗认为这种看法荒谬至极。她说，”任何认识我的人绝不会认为我是种族主义者。“然而，很难不把她的评论理解为改头换面的对平权法案的抱怨———黑人成功的原因是得到制度优待，而非依靠他们自己的实力。

　　费拉罗的评论更深的含义暗示，即使到了2008年，希拉里的性别依然成为她的障碍。但是，事实上，性别可能并不是希拉里最头痛的问题。随着对更多“失败者俱乐部”成员的访问，我认识到，竞选总统是多么残酷的经历。他们的经历简直可以称做折磨：感官超负荷，不断被侮辱，陌生人时刻侵犯你的私人空间，严重缺乏睡眠。

　　竞选期间，3个月内，麦戈文拜访了64个城市，航空里程达到51465英里。费拉罗更上一层楼：87天内，访问85个城市，累计飞行5.5万英里，蒙代尔的行程比这还要繁忙。随着今年的初选季节被拉得超乎寻常得长，蒙代尔开始越来越担心候选人。“看他们的眼睛下面———他们现在都化了厚厚的妆。他们已经筋疲力尽，从他们的声音就可以听出来。人的身体是有极限的。”这是克林顿和奥巴马面临的真正危险。他们这样互相争斗下去，极可能耗尽体力。麦戈文认为他的失败部分原因是疲劳。疲劳让人判断错误。他每周工作7天，每天16个小时，这样拼命地干了两年。“疲劳是鬼祟的。你时刻受它的侵袭，但却不能清楚地认识它。它让你不能把事情做到最好，无论是追逐漂亮姑娘，或是发表演说，或者选择竞选伙伴。”

　　他曾问戈德沃特，他从自己的失败中学到什么教训。他回答说，“不要把自己搞得筋疲力尽。它（疲劳）就躲藏在暗处，随时准备把你拉下陷阱，让你做各种愚蠢的事情。”麦戈文回答，“我希望你早点儿告诉我。”

　　“坐飞机，降落；坐飞机，降落；坐飞机，降落。”1988年输给老乔治·布什的迈克·杜卡基斯（MichaelDukakis）如此形容总统候选人的生活。他用波士顿口音说：“让我告诉你，没有比这更加枯燥的事情。”也许唯一的例外是，几百次重复同样的演说。11月，麦凯恩和奥巴马（或希拉里）将连续18个月重复这样的折磨。奥巴马也许是一个伟大的演说家，但是，我也已经能够背诵他最爱的演说词。我问杜卡基斯，日复一日一成不变的拉票生活到底感觉如何。

　　“无聊至极。”

　　杜卡基斯蜷在他的狭小的大学办公室里，这是典型的学术环境：破旧的棕色地毯，斑驳的墙壁。他的位于政治系的办公室大门上装饰着令人骄傲的头衔：杰出教授。旁边办公室门上标注着杜卡基斯的幕僚。这一定是个具有讽刺性的笑话。1988年，他手下有几千人组成的自愿大军，分布全美各地，为他拉票。现在，在西北大学，杜卡基斯的幕僚只有一个，还是兼职的。

　　这种朴素的环境和杜卡斯基本人形成鲜明对比。他一边警告08年的候选人们警惕攻击广告的危险，一边像蜘蛛一样伸长了手脚。当年，他就是被臭名昭著的威利·霍顿广告重伤。广告的核心是一名黑人谋杀犯，根据杜卡斯基签署的改造计划，该囚犯暂时获释，这期间又犯下强奸罪。真正致命的并非广告本身，而是杜卡斯基没有反驳。“从一开始，我就对自己承诺要进行一次积极正面的选举，所以我不打算回应布什的攻击。那是个巨大错误。你不能干坐在那里，让另一个家伙把你打得脑浆四溅。当我清醒过来，已经无法挽回，大势已去。”

　　杜卡基斯警告民主党候选人等待同样的攻击。“那些人绝非善类，他们会追着咬你。”他可能是对的，虽然麦凯恩承诺将进行一场干净的选战。但是，剩下的两名民主党候选人比杜卡基斯精明老到多了。他们已经分析了他和麦戈文及约翰·克里的经验教训，他们已经准备好了像隐形轰炸机一样的还击武器。攻击出现几分钟内，希拉里和奥巴马就会通过电子邮件加以还击。

　　杜卡基斯警告说还有另一个陷阱———通过媒体扭曲某候选人的个性。他以阿尔·戈尔为例：2000年，他被描绘成木讷迟钝的人。可后来，戈尔卷土重来，变成了魅力四射的诺贝尔奖得主。杜卡基斯当年被嘲讽为呆板的公务员。一名评论人给这位希腊移民的儿子取了个绰号“书记员佐巴”，里查德·尼克松称他为文字处理器。

　　“一个故事从此开始成型，记者们以讹传讹，添油加醋。”于是出现了这样的说法，“杜卡基斯是个苍白冷酷的官僚，阿尔·戈尔僵硬古板，鲍伯·多尔看上去像个经办人。”“鲍伯·多尔是我见过的最有趣的人。”杜卡基斯说，“我不是开玩笑———他机智透顶。”确实，自1996年输给比尔·克林顿后，多尔把自己的机智变成一种生计。他出现在众多脱口秀节目中，还做过伟哥广告。但是，在他的竞选过程却找不到多少幽默。

　　我问多尔为何如此。他认为，他的两次失败选举———第一次是1976年作为杰拉尔德·福特的竞选伙伴，第二次是1996年作为共和党候选人挑战克林顿———都刻意营造严肃形象。他还记得福特告诉他说，“我们不想要个喜剧演员。”对克林顿时，多尔延续了严肃作风。这一次，杜绝玩笑的建议是他自己的顾问提出的。“我认为，1996年时，有些人说，‘这是严肃的时代。’我们太当真了。当然它们是严肃的。时代总是严肃的。”

　　结果，多尔自己成为所有玩笑的笑柄。他当时已经73岁，挑战的是50岁的克林顿。他的对手拿年龄问题大肆嘲讽。或许，这可以作为71岁的麦凯恩的前车之鉴。假如和他对阵的是46岁的奥巴马，年龄悬殊就更显著。多尔是经历了二战的战斗英雄，在意大利受伤，导致右手臂瘫痪。当他在一次拉票活动中从演讲台上摔下，克林顿阵营和媒体并没有可怜他为国家负伤而放过嘲笑的机会。“秘密特工没有钉牢讲台周围的围栏，我靠上去……这一画面在电视上反复播放，给他们重新唠叨年龄问题的机会。”多尔回忆说。

　　多尔列数他竞选时碰到的众多问题———缺乏资金、挑战一个受欢迎，经费充足的在职总统、当时经济也对对手有利……当他把问题说完时，我真想大叫：那么为什么你要这么对自己？为什么在73岁高龄，参加一场几乎注定失败的残酷比赛？我问，他的动机到底是什么？虚荣、膨胀的自我、责任感？

　　“都有一点儿。”多尔回答，“你需要一点儿野心———且叫它膨胀的自我。我认为自己能做一个好总统。但是，确实很艰难。我们也都是凡人。在那18个月里，你的生活中还有其他事情———其他压力。每天从早晨7点到次日凌晨，时刻为了竞选总统，这并不轻松。”

　　这个问题再也不能拖了，那就是投票之夜。不可否认的是，过去40年，民主党候选人似乎尤其擅长失败。所以在这个痛苦的失败者俱乐部里他们占了大多数。过去40年里，除了12年外，白宫主人都是共和党。

　　当我们谈到最终计票时，麦戈文的肩膀耷拉下去。虽然投票几周前他已经知道自己情况不妙，但是，他拒绝向任何人———包括自己———承认这一事实。投票日，他和妻子埃丽诺投票后，从票站回去的路上，他对妻子说，多么奇怪呀，从此之后再不受特工的保护。她转身面对他，沉默看着他一言不发。“哦，埃丽诺，”他说，“我不是这个意思。”

　　麦戈文记得准备发表败选声明的情景。他走向讲台，看见美国广播公司的政治记者眼含泪水。“看见一个坚强的华盛顿新闻人在即将出镜前老泪纵横……我的眼泪也难以控制。那天晚上，我的许多工作人员和我的家人都哭了。我的眼泪没有流出来，但是，它们留进心里。那是个悲伤的夜晚。”

　　麦戈文不但失败，而且一败涂地。虽然，到1972年11月，水门事件危机已经隐约冒了出来。他却被人朝屁股狠踢了一脚。他甚至丢掉了自己的家乡南达科他州。事实上，他丢掉了除马萨诸塞州和哥伦比亚特区之外的所有州，这一规模的惨败，还出现过两次———1964年戈德沃特丢了44个州；1984年，蒙代尔也丢掉49个州。“我记得坐在这里，看着里根的红色在地图上蔓延。”蒙代尔说，他只赢得了自己的家乡所在的明尼苏达州和哥伦比亚特区。这个结果至少对麦戈文是一种安慰。“我永远不让蒙代尔忘记，马萨诸塞比明尼苏达多4张选举人票。”

　　每个人用不同的方式对付失败后的打击。费拉罗说，照顾一个年轻家庭的重担很快把她拖回现实生活。杜卡基斯第二天就回到自己的马萨诸塞州州办公室。他说最让他难过的是，感觉辜负了自己的支持者们。“好几千人不分昼夜地为你拼命工作，他们相信你。我的竞选组织得很糟糕。我让许多人失望了。”

　　多尔表示赞同，“你觉得自己辜负了党，辜负了同事和家人。但是，你必须承认，一切已经结束。你有几种选择：你可以从此把所有时间用来批评打败你的总统，或者，你也可以继续自己的生活。我选择继续自己的生活。”

　　即使克服了苦涩和心酸的滋味，你还得忍受眼看自己的对手在未来4年甚至8年管理你的国家。更重要的是，每个失败者俱乐部成员都必须对付这样一种设想———如果获胜的是他们，美国———乃至全世界———将会多么不同。这样的想法能让一个人发疯。蒙代尔相信，他的失败标志了里根主义的最终胜利。里根主义者认为一切可以靠市场解决。蒙代尔主张的社会平等和正义被推到一边。他认为，自己的主张直到1/4个世纪后的今天才得以复活。“我们输掉了25年。整整一代人完全失去机会。我深感愧疚……我们本来可以改变这个世界。”

　　这种“假如我获胜……”的设想游戏，杜卡基斯玩起来尤其难受。设想：1988年他没有败给老布什；没有小布什；没有伊拉克战争。“如果我打败了老的一个，我们将不必面对小的。我们将不会陷入今天的泥沼。”

　　拉尔夫·纳德尔必须面对更加直接的指责。不少人认为他应该对伊拉克战争负责。他们的观点是，2000年，由于纳德尔作为绿党候选人半路杀出来，分走了原属民主党候选人戈尔的选票。在最终决定大选结果的佛罗里达州，民调显示，纳德尔获得的票数超过了戈尔夺取该州（从而夺取总统宝座）所差的票数。当我们在华盛顿见面时，他竭力反驳说这种针对他的攻击是没有道理的。事实上，他说，他帮助了戈尔。“我们参选，相比不参选，给予戈尔更多选票。”我问他如何应对那些讽刺他的刻薄话。攻击他的人之中包括他从前的朋友。“我不喜欢情绪波动。”他回答说，“这些情绪的起伏影响稳定发挥。一旦受控制于情绪，你也容易气馁、消沉。我早就放弃了情绪波动。”

　　哇！多了不起的天赋，能够消除情绪波动。假如能够提取这种能力，装了瓶出售，能赚多少钱？但是，比起对多尔，我更想对他大喊：为什么？更别说还要干第3次。2008年，他已经宣布自己将参选。他的回答显然经过排练：“我不允许别人剥夺这个国家公民改善国家的机会，只要我还有能力为之贡献，我绝不放弃。”

　　纳德尔是个有趣、爱挑衅思维的聪明人。但是一个短语不断从我的脑子里冒出来：讨打家伙。当然，这种想法，从一开始，就已被他禁止。

　　在生活中，这些白宫失败者都过得不错。沃尔特·蒙代尔是一家国际企业的大律师，和杰拉尔丁·费拉罗一样。迈克·杜卡基斯的办公室虽然简陋，但他从教导新一代政治领导人中得到无穷乐趣。鲍伯·多尔在堪萨斯大学有个与他同名的政治学院。但是，他们都背负着伤疤。蒙代尔说他为连续多月的肾上腺素透支付出代价。“有段时间，这个系统推着你继续前进，就像今天的候选人一样。但是它夺走了我的某种东西。我没有医学上的解释，但是，我失去锐气，再也没有找回。”

　　那么，他们是否后悔参选的决定？值得经历如此多的痛苦吗？费拉罗几乎要承认她的怀疑。“如果在获得提名前，上帝对我说，‘我想让你看看你未来6个月的生活，’我将必须对上帝说，‘帮帮忙……’我不愿经历那些。”但是，她又补充说，如果要在她和另一个灰头发的男人之间选择，我将不得不对上帝说，‘给我5分钟，让我和家人谈谈。’“

　　其他人异口同声说，虽然经过了这么多打击，他们仍然不会放弃这段经历。“你开玩笑吗？”杜卡基斯抗议说，“你瞧，我不惜死也想统治（国家）。我的上帝！让我如愿吧。把白宫的钥匙给我。人们对我说，如果没有那些压力就好了。我回答，你不理解我们这样的家伙。我们喜欢压力。我们希望成为决策者。我们现在困在这场愚蠢的伊拉克战争中，历史上最愚蠢的战争。你认为我们这一边的人为什么竞选？因为他们想要结束它。”

　　蒙代尔简短地表达了相同看法：“如果我只有45岁，我会再次尝试。”他说，他知道其他的角逐白宫失败者中有人仍在和失望搏斗。“我的有些朋友，一直没有从打击中恢复，他们不停责备自己。我尽量不那样做，不闷闷不乐。我庆幸自己拥有的东西。”

　　蒙代尔不愿指名道姓。但是，我们知道，至今生闷气的人包括乔治·麦戈文。他自己也不否认。但是，麦戈文也有补偿。两年前他纪念图书馆建成，这幢华丽的建筑耗资1000万美元，显然值得骄傲。此外，1972年，他结交了许多朋友。虽然如此，至今，他仍能感到36年来留下的伤痛。“你永远不会彻底摆脱它。”他说，“你尝试与之共存，尽量不去多想。当再碰到这个话题，你会觉得有点儿痛，有点儿悲伤。”

　　总有人会赢，总有人会输。假如有机会，我问，他是否愿意在2008年挑战麦凯恩？麦戈文抬起肩膀，扬起下巴，眼睛里闪着火花说，“当然！永远是一样，每4年，我又准备好再次投入战斗！”

　　文：EdPilkington译：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