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坚，1954年生。现居昆明。主要作品有长诗《0档案》、《飞行》、随笔集《暗盒笔记》、诗集《只有大海苍茫如幕》、《于坚集》5卷、散文集《相遇了几分钟》等。获鲁迅文学奖、南方都市报华语文学传媒大奖二○○二年度诗人奖。

　　南方都市报：这恐怕是国内第一个将生态和文学联系起来的奖项。你是怎样理解生态，以及今天人类所面对的生态问题的？

　　于坚：生态问题不仅仅是所谓环境保护问题，也不是所谓西方绿党关心的问题，而是人类存在的根本问题。存在与虚无的问题。

　　生态就是大地母亲的状态，如果大地母亲死了，我们的文明就完全没有意义了。社会主义有什么意义呢？民主政治有什么意义呢？奥运会有什么意义呢？纳粹主义有什么意义呢？左派、右派、自由派又有什么意义呢？

　　人类也许已经聪明到可以创造出完全建立在科学技术上的“大地”，克隆虚拟出全新的人类。但过去时代的文明、真理、意识形态、语言———其赖以存在的经验（生活经验、审美经验、感受方式等等）也将失效。我对在全新的生态系统下用新世界的语言写作毫无信心，我的写作信心建立在对过去数千年世界文明经验的信任上，在这一点上，我是顽固的守旧者。对未来世界的生态前景，我是悲观的，我因此明白何谓虚无主义。

　　我看到生态今天已经逐步得到社会的重视，但人们对生态的理解也令我担忧。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这个一也可以理解为第一生态，原生态；二，可以理解为人类创造的文明、经验世界。只有这两个生态的和，负阴而抱阳，才是正常的社会。但今天，生态只是在“一”（资源的层面）上被重视起来，功利性的、技术科学式的重视。而第二生态，就是历史、传统、经验则继续被漠视。人们一方面在恢复原生态，而在第二生态上继续破旧立新。“负阴而抱阳”，原生态是阳，第二生态是阴，有无相生，知白守黑，今天的价值观只重视有、重视阳、重视白，而对世界无这一面，阴这一面、黑这一面，非经济层面的传统、经验世界完全漠视。更可怕的是，对“有”“无”的衡量标准都是货币。这样的生态观，只会导致对生态的更严重的摧毁。比如云南丽江，近几年的发展就是只重视经济利益，很多原生态保护后面的动机都是货币。最后，第二生态已经几乎灭绝，丽江大研镇今天还有多少纳西文化的影子？只是一个几间被保护着的旧房子支撑的旅游超市而已。再比如新潮美术，完全以货币的占有量取代作品的艺术性，因为当代油画的货币化，美术学院的学生挤破教室，这也是生态灾难啊。

　　南方都市报：你怎么理解生态和文学的关系？或者说生态和一个诗人、一个作家之间的关系？

　　于坚：这个问题在过去时代的写作中，是一个从来不会出现的问题。写作，就是道法自然的语言创造。过去五千年中国的文学无不是所谓“生态”文学。自然没有在哪一个民族的文学曾经占有如此广泛、深刻的位置。中国人的思想、文化无论哪一方面都是道法自然的结果。李白总结得很好：大块假我以文章。

　　道法自然不仅仅是题材。而是汉语文人的根本写作立场。中国经典的诗人作家，无不是自然的。天籁，是汉语写作的最高境界。

　　苏格拉底们的“爱智”与庄子们的“忘机”是文明的两条道路。

　　这是“爱智”的时代。技术、科学、机心、图式、聪明人全面胜利的时代。我不否认这些力量带来了广泛的世界进步。但世界文明和自然的生态也史无前例地处于危机中。

　　我们时代的写作不再是自然的了，做作的、机心的写作、反自然的写作充斥着当代汉语。并且为知识分子们津津乐道。

　　今天，道法自然是一种孤独、背时、保守的写作立场。它的悖论是，它是一种后退的，没有前途的、反先锋派、非主流的写作。

　　南方都市报：你对自然的关注超过许多作家。能否讲一讲生态问题最初引起你心灵震动的一件事？

　　于坚：1985年我在滇池最后一次游泳。下水后，我突然发现它正在发臭。我七八岁就下滇池游泳，“渴了，就喝滇池的水”。我一直以为大地是地久天长的，“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

　　这是对我的存在感的一个巨大打击。我深受《诗经》、屈原，陶潜、王维、李白、杜甫、苏轼山水诗歌的熏陶，我从来没有想到《前赤壁赋》所歌咏的世界会消失，滇池是我神游体验这些伟大诗篇的在场。我青年时期经常在“秋水共长天一色，落霞与孤鹜齐飞”的黄昏泛舟滇池，体验苏轼诗歌中的境界。我觉悟到这不仅仅是环境问题，而是过去数千年来的诗歌所歌咏的世界及其审美经验行将消亡的问题，我忽然对自己的写作发生了动摇，我意识到，大地的死亡，令我的写作自动成为过时的总是在速朽着。我们都是屈原意义上的诗人，“去终古之所居”，屈原悲剧的象征核心是在这里。

　　南方都市报：十多年前你就写过《滇池将先于我们死去》，后来又写了长诗《哀滇池》。在最近出版的散文集《相遇了几分钟》里，也充满了对城市化进程中乡土中国陨落和自然环境破坏的哀悼。为什么对自然环境如此关注，这是否跟你生长的土地有关？

　　于坚：这与我生长在哪里无关，因为几千年“道法自然”的传统已经成为每个中国人日常生活的基本经验，我也许比较敏感吧。1979年夏天我第一次出滇，循着古代中国文人前往中原的路线，顺江东下。在夔门感受了“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的伟大境界。二十年后，我再次顺江东下，由于水位升高，已经进入文明经验的千古境界消失了。我也许是中国少数痛心此伟大境界失去的诗人之一。2001年，我写了长篇散文《癸未三峡记》，表达了我内心深切的悲哀。我基本没有看到当代诗歌对此有什么反应，人们也许已经习惯于无休止的改天换地运动了吧。当然，云南世界是中国最后的与自然密切联系的地区，我的敏感来自云南土地的淳朴，我如此的杞人忧天，也许是我见的世面太少。

　　南方都市报：你曾经说过“大地乃是诗人的教堂”，你的诗歌、散文与自然的关系是怎样的？

　　于坚：那就是“道法自然”。我从自然领悟到人类心灵和经验世界的普遍性、普适价值。道法自然，使我能够在世界中写作。而不是当代流行的“生活在别处”，为了接轨的写作。而另一方面，道法自然的写作使我没有写作上的许多现代分类、束缚，怎么写最自然怎么写。苏东坡说“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其他，虽吾亦不能知也。”“随物赋形”，这个形也可说就是诗、散文之形。随物吧，道法自然。那是分行的自然就是分行的，那是不分行的自然就是不分行的。这个物，不是今天唯物的物，而是大地、自然。

　　老子的“道法自然”，过去是中国文明各种灵感的源泉，生活的常识。而今天，这个伟大的思想已经成为黑暗中的圣经了。我作为汉语诗人最大的悖论是，我在中国被视为先锋派诗人，而这种所谓的先锋，与西方先锋派惊世骇俗的标新立异不同的是，我的先锋性只来自对常识的保守，来自“道法自然”。

　　南方都市报：作为一个诗人，或者说作家，在生态这个问题上能做点什么？

　　于坚：道法自然地写作，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授奖辞

　　生态问题是一种世界观，也是描述人类存在状况的基本尺度。在一切都可以被复制、大地的根基也开始动摇的年代，人与自然、自然与天道之间的关系，正在成为测量现代人精神质量的重要指标。于坚作为一个沉着的诗人，既是这个世界的观察者，也是怀着恻隐之心的反抗者。他近年的一系列诗作、文论，本着对人类根本经验的迷恋，以一种近乎粗砺的方式，深切地表达了他在大地面前的谦卑、孤独和伤怀。面对世界主义的喧嚣，他坚持书写一种地方性的经验和记忆；在未来主义的神话面前，他正视此时此地的生活所焕发出来的价值。他的言辞激越，但内心柔软；他的思想有着针尖般的力量，情怀却是广大、宽阔。他把人心所受到的伤害，通过语言来抚慰，正如这个世界的生态遭到破坏时，总是语言最先站出来抗议。于坚的写作，饱含着他对精神生态和自然生态的双重关怀，值此严峻的时刻，特以生态文学的名义向他致敬。

　　本报记者 田志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