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南方都市报主办的“先锋光芒第三回：现实|跨界”电影展映日前已经落下帷幕。这次影展播出的片子多是观众因为各种原因难得在电影院里看到的，几乎每场都吸引了一批固定的观众前来捧场，他们也和前来参加展映的导演，就这些影片以及中国电影的现状进行了交流。
对于这些好电影，观众都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可这热情相对于整个电影市场来说，却显得太微弱了；这些热情，也很少有机会像这样被聚合起来。面对着中国电影坚硬冷漠的现状，那些未来的、以后的好电影，可能还要继续在夹缝中坚持，才能生长不息。
本报记者方夷敏虞晓毅实习生董雯华
谈电影环境
在大家对艺术片和纪录片生存环境表示担忧时，导演们在承认困难的同时，却都表现出乐观的心态。而让他们乐观的是———观众观影素质的提高。“中国的观众是很棒的，他们都有着很深的见解”，《盲山》的导演李扬说。《考试》导演蒲剑也说：“永远不要低估观众的判断力”。
《盲山》导演李扬中国电影缺乏自由的市场和宽容
南方都市报（以下简称“南都”）：您觉得中国电影最缺乏的是什么？
李扬：我觉得我们中国的电影最缺乏的，第一就是一个自由的市场。如果说2000万人想看美国大片，只有20万人想看艺术电影，也够了啊。但就像北京没有一家艺术电影院一样，观众就算觉得《盲山》好，但是去哪里看呢？所以艺术电影的票房不好，也不能全怪观众，至少我认为，中国的观众是很棒的，他们都有着很深的见解。
第二就是一个宽容的态度。你总得让人幽默一下，大家不要把电影看得太重。《盲井》拍完之后的影响是不是很大呢？人们的生活是不是就因此改变了呢？是不是就有人跑到山西去解救妇女呢？并没有。
第三就是一种批判的精神。批判本身不是贬义词，它是个中性词。我的电影因为拍的多是悲剧，感觉是批判多一点，但是同时也在歌颂。《盲井》也好，《盲山》也好，都有这种人性很好的一面在里面。
南都：你自己对于写实的电影怎么看？
李扬：电影本身不是宣传品，而是一个文化产品，它多多少少会含有一些价值观，但是也不能过分地夸大电影的作用和影响。如果中国电影总是处在这种思想架构之下，会变得越来越差。另外，中国的电影观众也已经通过DVD建立了很好的观影习惯和思考的素质，如果我们再不做些改变的话，也会逐渐跟不上观众的思维。
《考试》导演蒲剑永远不要低估观众的判断力
南都：《考试》里采用的演员都是非职业的，片中的主角曲老师更是原型出演，是怎么想到这个题材和这种演出阵容的？
蒲剑：这是一个命题作文。曲老师是2007感动中国十大候选人物之一，当时是由网民推荐出来的，上面就找到我，希望我根据曲老师的事迹拍电影，就是原来的那种英模片。但是本人认为这样拍出来没什么价值，即使我按要求拍出来了，观众也不一定看得到。原来要求的是拍成“保先”的宣传片（笑），我要求按照导演的个人想法走艺术片的道路。今天看到这么多的观众来看这部电影也很感动，这更加坚定了我走艺术片道路的决心。
南都：感觉这个片子的风格跟这类题材拍出来的其他电影不一样，形式上更美。
蒲剑：对，很多人也说，像这种题材，如果想要参加电影节的话，就要做得很苦，很残酷，表现就一定是很夸张，人物的命运很不公平。特别是做给外国人看的话，他们就希望看到这种体现中国很苦的电影，好像这样才够真实，批判才有力度，才能让人觉得震撼，他们才会给你奖或者是赞赏你。但是我这部电影不是这样，是真的做得很美，不管是环境，还是人，你看到的东西都很美，没有一点苦情的成分在里面。拍这个戏的时候我也没有想过要刻意迎合外国人的口味，这些都源于我对生活的一种理解，对人的一种理解，对环境的一种表达。这个电影在日本放的时候，观众看了非常感动，他们对电影的评论中都用到了“乡愁”这个词，觉得这个电影很美。我做的时候也就是这样想的，就想拍一部很美的电影。
南都：如果戏剧性更强一点，观众也许会更容易接受，心理逻辑也会更充实，也可以让这个电影看上去很“正常”。但你并不是这样来展现的。
蒲剑：对对对，这是我要求的，可能你说的也会是另一部电影，但不是我这个。（笑）实际上你说的可能更接近观众平时看到的这种电影，观众看到会哭，但是风险更大，观众看到可能会觉得很矫情。永远不要低估观众的判断力。
南都：你就不担心电影的票房问题？
蒲剑：当然会担心。但我是做给喜欢看电影的人来看的，不是那种热衷于视觉消费、视觉快感的人来看的，他们也看不懂。喜欢看电影的人会去思考，他会发现这个电影的品质是不一样的。这是一类对电影很喜欢的人，并且这类人是存在的。再说票房的问题，一个电影的出口也不是全靠票房，我这个电影虽然没有在电影院放，但是成本已经收回来了。
谈作品困境
出色的《千钧。一发》据说5月1日上线，不知道这部出色的小成本商业片，会迎来一个怎样的未来？是不是太多观众已经习惯了，没有大明星，没有大场面，没有铺天盖地（哪怕是心生厌烦）的宣传，就不去看电影？《青春期》还没发行，已经估计了要赔钱。不是快餐的电影，就只有靠着理想和热情，靠着不挣钱的决心贴投资人的钱去做？
《千钧。一发》导演高群书我怕大家以为它是个主旋律电影
南都：这个电影是根据一个真实事件改编的吧？为什么要拍这样一个故事？
高群书：实际上这个片子是关于当代社会的一个寓言故事，展现的是中国独有的、对待生活中的险境时如何自救和救他人。这是在特殊的人和年代所特有的东西，我希望可以做一个30部的系列电影，都是根据生活中的真实拍摄的电影，到那时候大家可能会有一个全面的了解。
南都：拍摄时最难的是什么？
高群书：唯一难的就是怕大家以为它是个主旋律电影。当然，我也从来不把这个当作艺术的东西，而是一种文化的东西。在我看来，文化是共通的，而艺术通常是被人把玩的。我也就想做点跟文化有关的东西，一点实用的东西。
南都：你希望观众在这部电影看到什么？
高群书：希望每个人都可以看到自己。老余面对的事情是我们都会经历的，我也只能提出问题，无法解决。但我能给你提供一个参照，这个参照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一个小市民提供的，他的生活也是每天絮絮叨叨的，但就是这样一个人把事情完成了，这就是中国人的智慧，这就是中国人应该有的达观的态度，对于生活，对于灾难，对于社会体制，对于种种的不平，你受到的种种遭遇，都应该有一种豁达的智慧去对待它。所有事情都可以解决，没什么难的。
《青春期》导演唐大年估计收回成本比较难，肯定是要赔钱了
南都：为什么会选择这个主题？
唐大年：虽然现在这个电影的名字叫做《青春期》，但实际上这个故事除了青春、爱情之外，还讲城市人彼此又疏离又莫名其妙的一种关系，不单是个青春故事。
南都：感觉整个电影的风格看上去很杂糅。前面看起来很轻松，像青春片，后面看起来像悬疑片，做梦的时候就像恐怖片……
唐大年：其实主要是想讲这两个女孩的故事。这两个女孩跟现实都有一点距离，不是特别写实。我觉得城市生活就有点超现实的感觉，人和人之间特别疏离但是又稀奇古怪的有些联系。其实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主题，就是想表达一种奇奇怪怪的联系还有这种心里的感受。其实说到青春，都会有爱情、迷茫、梦啊这些元素，都会有这些感觉。
南都：这部电影的投资成本是多少，对这部电影的票房有信心吗？
唐大年：这部电影的投资大概是200多万，估计收回成本比较难，肯定是要赔钱了。但是这个电影还没有发行，有些事情现在也说不准。
谈生活体悟
“先锋光芒第三回：现实/跨界”电影展映一共放映了16部影片，几乎都是现实题材。导演们运用不同的题材表现了同样残酷的现实主题，但其中，都有达观的生活态度。
《红色康拜因》导演蔡尚君现实很残酷，得有和它较量的勇气
南都：对于片中竭力表达的“弑父”情结怎么看？现实中真有这种情绪存在吗？
蔡尚君：对于“弑父”这个事情我开始都不相信，为此，我还专门在网上查过，搜关键词，结果把我吓一跳，我们都被吓着了。有很多青少年的留言，反映出来的内心，有很多是真的有这方面倾向，特现实的，特让人震撼。
南都：对于影片的结尾儿子回家偷钱那段，很多人觉得过于残酷了。您怎么看？
蔡尚君：生活中不可能总是happyend-ing，生活中happyending太少了。当时也考虑过好电影应该从心里给人希望，现实确实是很残酷的，但你得理解人内心的希望。但是我现在看到的就是一个残酷的现实，我也愿意面对这些残酷的现实。我得抓住那一点点善和恶挣扎出来，也还有这股愿意跟它较量的勇气存在。
结尾父亲说的那句话，给他上了无奈的生活的一课，没有果敢、豁出去的心就无法生存下去。“你心狠点，全拿走”，对于这些词，我们也是斟酌了好久，父亲心里也想跟儿子说让他做一个正直的人，但是这样的话没法说，他也觉得太虚了，所以最后不得不十分无奈地给了儿子这么一棒子。希望儿子未来能有所改变，但是未来怎样谁也无法预测。
《两个人的教室》导演董玲总的来说，生活是美好的
南都：电影讲艾滋病，本身的话题是很沉重的，但整个电影的调子却比较明亮。
董玲：这个片子无疑是个悲剧，这个孩子最后的结局肯定是走向死亡。但我没想把它拍成一个哭哭喊喊的影片。再一个，生活中除了艾滋病还有其他的苦难。总的来说，生活是美好的，这也是我一直想表现的一个主题。
南都：这部电影最后的结局是小孩子被送往了城里专门为艾滋病感染儿童设立的学校，有点类似于被隔离的感觉。为什么这部电影结尾不是他被其他孩子接受，或者是真正被社会接受呢？
董玲：这是我们拍片的时候也始终在考虑的问题：小孩要么死掉，要么离开，或者是被接受。这确实是一个问题，也是这部电影最大的问题所在。你要怎么诱导观众，还有一个舆论导向的问题。这个问题我们后来不断地与当地政府接洽，后来政府答复，也是我们了解到的一个情况，在当地有很多私人办了学校，把艾滋病儿童集中起来，这也是我希望的一个结局，最后孩子们都能有一个属于他们的集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