授奖辞

　　陈超的文学批评洋溢着一种诚恳的感悟力，也充满理解、对话和价值确认的渴望。他持续二十年的先锋诗歌研究，是对正在演变的诗歌事实的艰难指证，也是对这个时代想像力的高度、诗歌精神的宽度所作的卓越解读。他出版于二○○七年度的批评论著《中国先锋诗歌论》，以诗歌史写作的庄重和对个体写作者的关怀，从先锋诗的困境、可能性的激烈论辩中，为当下复杂的诗歌境遇重新确立起了方向感，同时他对众多诗人的再阐释，使那些孤独的灵魂获得了当有的尊敬，并使一种深入生命的写作远离了被遗忘的命运。作为少数几个能直接影响诗人的批评家之一，陈超自由、独立的学术旨趣，醒目、活跃的创造精神，正在让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诗歌研究在文学版图中的重要意义。

　　获奖演说

　　我有幸获得第六届“华语文学传媒盛典·二○○七年度文学评论家奖”，深感荣幸，我对主办单位、终审评委和推荐评委心存感激。我从事诗歌批评已有二十余年，在诗歌界有一些读者、知音，我不怀疑自己工作的价值，但是，我也从未想到它们能得到今天这样昂贵的关怀和鼓励，这使我有些恍惚和受宠若惊。我以为，在中国多种文学奖项中，“华语文学传媒盛典”具有无可替代的特殊意义，它坚持“公正、独立、创造”的原则，以“反抗遮蔽，崇尚创造，追求自由，维护公正”为宗旨，而这些关键词，也是我本人愿意对自己的文学批评工作所做的信义承诺。再者，这个奖是由我素来尊重的才智卓越眼光精审的专家评定的。———因而不难想见，我非常愉快的心情源于我格外珍视这个大奖的如上含义。

　　我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发表诗作和诗学文章。如果说，在我最初的诗学文字中，还只是将先锋诗的话语看做一项“神奇的表达技艺”的话，不久，我已较为自觉地意识到我要探究的不是“美文”，而是人与生存之间那种真正临界点和真正困境的语言。这种批评意识我至今未曾改变。我给自己的诗歌理论和批评规定了三项任务。其一，是“新批评”微观实践的文本细读和泛修辞学研究。它的结果是《20世纪中国探索诗鉴赏》（上下卷）和《当代外国诗歌佳作导读》（上下卷）。其二，是宏观文化和生命诗学论域中的对先锋诗歌写作状况的研究。它的结果是《生命诗学论稿》，《打开诗的漂流瓶———现代诗研究论集》，《游荡者说》。其三，是对重要的先锋诗人的个案研究。采用理论论述、文本细读、史料发掘相结合的方式，研究其创作道路，话语构成特性，个体诗学系谱及持续拓展的个人诗歌母题。并希望能在系列的个案论述中带出“先锋诗歌史”的线索。它的结果是这次获奖的《中国先锋诗歌论》和一些诗人论文章。

　　下面，我想结合这本书谈谈我对诗歌批评的理解或愿望。这个话题可能有点枯燥，请原谅。

　　诗学文本介入当下写作语境的活力和有效性，是我写作《中国先锋诗歌论》的动力。在写作这些诗人专论和理论探讨文字时，我不断回想起中国先锋诗歌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至今，所走过的令人愀然低回又令人身心震荡的道路。同时，我也清晰地感到，从价值确认，诠释模式、运思向度，到措辞特性上，自己的批评方法也正在经历着一个较大的转变。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诗歌批评或是贴近社会学和文化阐释，或是固持于形式研究，或是专注于审美感受的描述。这些批评文本各有佳境，但也有明显的缺陷———它们之间很少被真正有效地打通。当然，诗歌于社会、历史、文化大有关系，其“本体形式”也是诗之为诗的存在依据。但是，说到底，真正有效、有活力的诗学，探讨的应是综合性的事关“写作”-“话语”诸方面的问题。而要对“写作”-“话语”进行整体的深入考察，则应当树立叶芝所说的“舞蹈与舞者不能分开”（即避免将形式/内容简单两分）这个理念。缘此，笔者感到了以往批评中将本体与意义“分治”的做法是“不顺手”和“不够用”的，遂开始尝试转入一种建立在“细读”基础上的综合性的话语探究。我提醒自己，要同时保持对生存和话语的双重关注，使自己的诗歌理论和诗人研究，兼容具体历史语境的真实性和诗学问题的专业性，从而对话语的历史生成和修辞技艺环节，生存和个体生命，社会与文化，进行扭结一体的思考。诗歌批评文本，不但要具有介入当下创作的有效性，而且最好还能对即将来临的可能性给予“历史话语想象”的参与。我认为，自觉地将对诗歌话语的省察与对生存境况的省察交织在一起，这是一个时代的诗学富于活力和有效性的标志。

　　在对理论批评姿态或对批评家角色的确认上，我试图体现出某种职业自觉，提醒自己理论批评相对的自立性，即理论批评与创作的“平行”和“对话”关系。批评为了更大限度地实现自己的价值，有必要重新确立自己。诗学批评不是诗歌创作的单纯的附属和辅助，批评家也不是诗人的“仆从”或“西席”。如果说过去曾经如此，那是由于真正意义上的诗学批评没有合理、合法地建立起来。批评与创作的合理关系只能是平行和对话，一个自觉的批评家，应具有既深刻介入创作而又能独立于创作的精神和书写能力。对批评价值、职能和过程的一定程度的自觉，使我得以较为敏锐和自如的心境，提出某些值得讨论的问题。在写作过程中，我感到了诗歌批评在获得相对的自立后，焕发出的自身的活力与魅力。

　　罗兰·巴尔特在《批评与真实》一书中揭示出一个有趣的事实，即如今许多有效的批评家也成了“作家”。这个说法可能会使那些纯“学院派”理论家蹙额，但若是我们换一种表述，就会看到它更深层次的真确性。按照巴尔特的说法，“作家”不应仅以他所书写的文类为特征，而应以某种“言语的自觉性”为特征，他体验到语言自身的深度，而不只是它的工具性或美感。以前，批评与创作是被一个古板的神话隔离了，而今天的作家与批评家处于同样缠绕———也很可能是欢愉———的写作环境中，挖掘着同一个对象：语言。我很会心于巴尔特的说法，这种意识不仅会影响到理论批评话语的表面的修辞效果，而且还注定会激发出批评家的陌生的思考，异样的书写欢愉和情感经验的冲撞力。文学理论批评，特别是诗学理论批评，不仅仅要做到“达意”，同时其本身也应作为一种揭示生存和语言奥秘的创造性的“写作”。在挖掘语言的某些过程中，我的确曾享受过创造的快乐。

　　一个人多年来专注于诗歌批评，他一定不缺少理性思辨能力，我也同样。而我时常提醒自己的是，我的审美感受力，对语言精微之处和技巧的洞透能力，不要因着“理论头脑”而有所损耗。而两者的合作，正是一个合格的诗评家所应具备的条件。写作时我要求自己做到理性和感性的相互激活，互为接引，彼此发现。我相信，好的文学评论永远应当捍卫恰当的感性成分，要有一个生命对另一个生命的体验、聆听、磋商、周旋。当然，只有对不乏理性能力的人谈论感性才有意义，正如只有对不乏审美感受力的人谈论理性才有意义一样。

　　以上就是我对诗论写作的理解和愿望。但真正实践起来，也时有力不从心之感。谢谢你们基本肯定了它，我感到欣慰，也感到一些压力，我会继续努力。常听人说，文学从业者就像挤在一起取暖的刺猬，太接近了就彼此相扎，分开了又嫌太冷太孤单。但就我个人的经验而言，或许并非如此。我感念人类的书写行为中有文学这回事，使枯燥的我有幸置身在可爱的朋友们中间。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