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韬

　　无论是官方和学界的党史评价，多认为“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的书面报告、口头报告与林彪的发言，分别代表了这次会议的务实精神与“制造个人崇拜”之间的对立，也因此潜埋了四年后“刘沉林升”的种子。

　　这种评述，大体不错，但对林彪讲话的背景，犹有可再分析之处。

　　从某种意义上说，1962年1月的“七千人大会”与1959年7月的“庐山会议”的前半段，其主题是一样的———“纠左”，纠“大跃进”之“左”。而“庐山会议”以“纠左”开始，因彭德怀的“万言书”而形势急转，以“反右倾”告终，大跃进的错误未得纠正，到了1960年，左祸更烈，粮荒更甚，1961年情况未见好转。

　　因此，也可以说，“七千人大会”之因，正是“庐山会议”之果。“七千人”面对的，还是“庐山问题”。

　　此时，两会有四点相近处：

　　一，毛泽东对“三面红旗”的认定和“前途光明”的判断，从“庐山会议”到“七千人大会”是相同的。

　　二，两个会议的前半部，都面临“纠左”任务，因此摆问题便显得“一片黑暗”，左右争议颇多。

　　三，“庐山会议”开始时与“七千人大会”均鼓励“讲真话”。庐山会议前半段，毛泽东曾明确宣布：“把问题摆开，也不戴帽子，什么‘观潮派’‘怀疑派’‘保守派’等等，都不戴。”“七千人大会”也宣布实行“三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扣帽子。但难保不会出现逆转。

　　四，“庐山会议”与“七千人大会”都处于中苏矛盾相对集中时段，前者恰逢赫鲁晓夫批评公社，后者恰值苏共“廿二大”加强反华，两党关系更趋恶化，这都使中共更要坚持己见，坚持党内统一。

　　从此可知，“七千人”面对的“庐山问题”，一隐一显：显性的当然是“纠左”问题，隐性危险是因“纠左”超出毛泽东尺度而发生逆转。

　　所以“七千人大会”在1961年12月准备阶段，中央书记处对“左倾错误”定调的第一点就是：“许多具体问题、具体政策违背了毛主席的指导思想，违背了总路线。”这一基调无不体现在其后刘少奇报告，周恩来、朱德（第一、二发言稿）发言，当然也包括林彪的讲话中。

　　但既要“纠左”，谈到错误责任，就很难不牵涉到“三面红旗”，不牵涉毛本人。

　　这一困惑，也反映在会议中期的“二十一人报告起草委员会”上———彭真就发表了后来很著名的“毛主席也不是什么错误没有，三五年过渡、公共食堂都是毛主席批的”讲话。

　　但周恩来很快就提出观点予以遏止：讲责任，要从我们身上找原因。在目前困难时期，要顶住，承担责任，全世界都指望我们。主观上的错误，要着重讲违反毛泽东思想，个别问题是我们供给材料、情况有问题，应由我们负责，不能叫毛主席负责。现在要全党一心一德，加强集中统一，听“梢公”的话，听中央的话，中央听毛主席的话（见《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109页、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七千人大会》）。

　　刚从苏共“廿二大”斗争归来的周恩来这番话，既有国际问题考虑，也应有“庐山之鉴”。

　　而朱德在起草发言稿时三易其稿，前二稿均表态拥护“三面红旗”，最后转谈“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可谓慎之又慎，也折射出一种深忧。

　　据《吴法宪回忆录》记载：针对“七千人大会”摆问题多，“一片黑暗”，军队界的代表马上统一思想，不准对经济形势发表看法，以免蹈1959年“庐山会议”上彭德怀、黄克诚的覆辙。陶铸、罗瑞卿、刘亚楼更怂恿林彪站出来讲话。

　　吴的这一说法，尚属孤文单证，有待详考。但我认为是可信的。

　　林彪的讲话，是推开了写作班子的稿子，亲自“拉条子”写提纲，然后即兴发表的，它被后来论者认为是处心积虑，别出心裁。

　　其中，最被后世诟病的是四个观点：

　　一、旗帜鲜明地肯定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几年所犯错误出于我们没有“照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

　　二、强调自然灾害。

　　三、许多举措的失败，从长远看，是“付学费”。

　　四、加强党内团结。

　　其实，这个讲话并没有多少别出心裁的地方，它有两大来源：一是“七千人大会”前夕由中央书记处定出的基调，二是毛泽东在庐山会议前期的“7·10讲话”（详见中央文献出版社《毛泽东传1949-1976》下卷971-975页）。所谓坚持总路线、讲党内团结、交学费这些核心观点，就是“7·10讲话”的观点和述语。

　　毛泽东这个讲话是在“庐山会议”前期，即彭德怀7月14日上书以前讲的，它既肯定“纠左”，又针对会上已出现的反对声音，带有定调、总结的性质。只是后来因“彭德怀万言书”而突变。

　　林彪讲话以“7·10讲话”为蓝本，这从一个侧面引证了林彪确有“庐山会议之忧”，似有“回到庐山会议前期”之意。他以充满“林副主席”个性的语言，再次演绎了毛泽东的“7·10讲话”。这既得到毛泽东的大力肯定，也改变了会议的气氛。

　　杜润生在后来回忆说：“那时我们感觉到林彪挺身而出，讲排除干扰，使我们党有安全感———当时就有人这么说。”（见《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311页）

　　统而言之，“制造个人崇拜”，刘、林二人并无大区别（正是刘少奇于1960年3月积极推动改变1956年的做法，重提毛泽东思想的）。区别在于，刘少奇对“三面红旗”显得理不直气不壮（尤其在口头报告中），而林彪则旗帜鲜明地显示军队为“三面红旗”保驾护航。

　　“三面红旗”是毛泽东的“痒处”，这就是为什么刘少奇也在“书面报告”中为毛泽东开脱，而毛泽东并不买账，反得到“把我说成圣人”的讽评的原因。

　　“七千人大会”能成功，不能不说，是以“庐山会议”为鉴才取得的，这也同时就是它的根本局限性与副作用。这就是历史的吊诡处。

　　◎罗韬，媒体从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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