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明

　　主讲人：陈晓明（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地点：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时间：2008年4月11日

　　当今讨论小说，或者说从艺术角度讨论小说，已经变得很过时了，人们热衷于谈论宏大的命题，诸如全球化时代的文学，文学的国族身份或性别身份，或者文化研究。现在的文学研究已经演变为文化研究，这当然是一条崭新的出路，但文学被遗忘则是不应该的。探讨小说真相就是对文学性的追寻，小说要揭示的真相在言外之意，在象外之意，在意味的意味之间。这就要我们去辨析小说叙事艺术的复杂与微妙。

　　通过分析几篇小说：张爱玲的《色戒》，格非的《褐色鸟群》，德国作家帕特里克·罗特的《泄密的心》，去揭示小说真相，从而理解文学性的建构方式。小说以不同的方式抵达真相或逃避真相。小说的真相就是世界的真相、是历史的真相、是文学性的真相。

　　一、文学性在当代的困境或在当代的遗忘

　　文学研究演变为文化研究，这当然是一条崭新的出路，但文学被遗忘则是不应该的。以至于哈罗德·布鲁姆1994年（那时布鲁姆已经64岁）出版《西方正典》（2005年的中文版由译林出版社出版），这本书显然引起一些关注，但谈不上反响热烈。这本书乃是应美国伯克利出版集团重金邀约而写，这无疑也代表了相当一部分美国人对西方文学传统的态度。

　　有感于当代文学观念之混乱，布鲁姆的口气完全是一副正本清源的架势。布鲁姆几乎横扫近二十年风靡西方的主流文学理论和批评，一个都不放过，统统给其命名“憎恨学派”（schoolofresentment）。布鲁姆似乎也忘记了，自己当年暴得大名时，是划在解构主义名下———“耶鲁四君子”，就是美国的解构主义四条汉子。晚年的布鲁姆已经是维护经典的正统派架势，像是要重弹新批评的文学性老调。

　　文学之被遗忘其实是被当代文学研究遗忘，而在当今时代，文学依然是人们关注的重要话题。文学并没有随着媒体兴旺而死去，文学依然在旺盛地生长。例如《南方都市报》的“华语文学传媒盛典”就是一个伟大而深远的创意，把两个分属于两个时代的事物结合在一起。这是对文化所做的最有建设性的事件。

　　科技时代、媒体时代，文学依然存在，文学是如何在科技、媒体时代拥有自己的生存方式的？或者说，科技、传媒时代的文学生活如何是必需的？

　　还有什么比文学对于人来说更离不开的事物呢？有了电影，例如，李安的《色，戒》，就不要张爱玲的小说了吗？张爱玲的小说《色，戒》与电影有什么区别？

　　二、张爱玲《色戒》，小说中的真相？

　　影片的故事改编自张爱玲的同名小说，情节方面几乎没有什么改动。而张爱玲的小说也有原型，这是1939年的“丁默邨遇刺案”。张爱玲1950年写《色戒》初稿，完稿却并没有拿去发表，居然在抽屉里放了将近三十年的时间，直到1978年4月11日，台北出版的《中国时报》副刊《人间》才发表了张爱玲这篇《色戒》。

　　张爱玲在卷首语写道：“这个小故事曾经让我震动，因而甘心一遍遍修改多年，在改写的过程中，丝毫也没有意识到30年过去了。爱就是不问值不值得，所谓‘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说一篇小说要经历30年的反复斟酌修改有些让人难以置信，张爱玲并不是那种磨蹭的作家，她历来出手很快。这篇小说当然有隐情，要说出的与背后的真相显然有相当复杂的关系。这篇小说原型故事的主人公丁默邨，汪精卫重用的特务头目，与胡兰成虽然不是一路，但也有相近之处。胡兰成做汉奸的岁月，也是过着刀口舐血的日子，与周佛海等人明争暗斗，背后的刀光剑影时时透着杀机。当时与胡兰成打得火热的张爱玲不是不知道。郑萍如的原型故事，张爱玲也许是联想起自己和老胡的旧事。很明显张爱玲这回投入了自己对男女情爱的切身感受，那是她用青春生命和声誉才得到的体会，才会有“无所谓值得不值得”的自慰，才有“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的感叹。但郑萍如是英雄烈士，张爱玲与胡兰成的情事，放在文学史中可能还算是才子佳人浪漫风浪，放在历史中则是上不了台面的烂事了。但二者岂可相提并论？

　　张爱玲动笔写作此小说时30岁，显然也不会昏聩到要把自己与郑萍如比试一番。她只是想为自己做点开脱，即使是英雄烈士，还会爱上汉奸呢，何况她一个文学女子呢？这样来看文学都太狭隘了，抛开张爱玲的经历身世，张爱玲想表达的也就不过是女人对爱情最根本的要害是什么？这是什么样的真相？人生的真相？女人的真相？历史的真相？

　　这里我们不去管故事原型，我们只管李安的电影到底要说什么？这个美人刺客的故事不算新颖，我们要抓住李安的电影叙事的两个要点上：刺杀未遂与情爱。在影片中，这二点好像没有什么关系。刺杀未遂是因为王佳芝最后被那枚六克拉重的钻戒所打动，男人用了重礼表达了对她的爱，她动心了，在最后一刻，放了易一条生路，结果把自己的命搭上了。在小说中，刺杀未遂是因为动情，两个人最终有了情。王佳芝放易生路，结果被易所杀，杀了王的易却还有一大段心理活动，那真是透到人性的骨子里去了：

　　她临终一定恨他。不过“无毒不丈夫”。不是这样的男子汉，她也不会爱他。

　　他对战局并不乐观。知道他将来怎样？得一知己，死而无憾。他觉得她的影子会永远依傍他，安慰他。虽然她恨他，她最后对他的感情强烈到是什么感情都不相干了，只是有感情。他们是原始的猎人与猎物的关系，虎与伥的关系，最终极的占有。她这才生是他的人，死是他的鬼。

　　如果认为张爱玲在这里是在描写易先生心中真爱王佳芝，那就错了。这是极致的反讽，一个男人杀了放他生路的女人，还要在灵魂中占有他，还要指望她至死还爱他。这是张爱玲对男人灵魂最有力的暴露了，没有什么比这个男人对女人的“爱情”更为卑劣的了，也没有什么灵魂比这个灵魂更为丑恶的了！

　　张爱玲要写出的是男女爱情的错觉，女人试图抛开历史、敌意、责任的爱情只能是悲剧性的结果！其实那句话也是反讽：“到女人心里的路通过阴道”。通过阴道才会给女人留下铭心刻骨的心灵印记，但又如何呢？结果已经说明了一切，但张爱玲还要用“爱情没有什么值得不值得”来开脱。她留下的其实是迷惘，结果是理性的，而开脱则只是情感的执拗。如果不这样开脱，张爱玲本人的爱情就如王佳芝一样，其可悲那还用得着说吗？

　　原来的小说要揭示的真相在言外之意，在象外之意，在意味的意味之间。

　　三、小说是关于真相的叙事？

　　例如，格非的《褐色鸟群》（1988年发表于《钟山》第2期）。

　　这部相当形而上的小说有一个奇怪的细节，亦即“我”得知女人的丈夫去世去女人家里，看到女人的丈夫从棺材里坐起来，解开衣服领口的扣子。为什么有这个细节？它重要吗？

　　在阅读完这篇小说后，读者都会一致认为，这篇小说相当费解，它有那么多“似是而非”的细节，它总是在迷宫中绕圈子，在似真性与变异之间，我们看不到事物的真相，因而也看不清故事的真相。

　　格非后来解释这篇小说写作的动机时说：某个晚上与朋友到学校外面的小卖部去买火柴，他掏出一个火柴盒，小卖部老板说：你不是有火柴吗？那位朋友把火柴盒推开，里面装着几个硬币。这个故事让格非动了心思，事物的表象与内在是如此不同，真相藏在里面，出人意料。

　　当然，格非的小说并不是要说明什么“表象与本质”不同之类的哲学命题。但是，有一点是需要我们注重的，那就是：真相被隐藏了，真相不可知，或者不容易知道，或者总是意料之外。格非此前和此后写作的多篇（部）小说也都是有意隐瞒真相。《迷舟》、《青黄》、《大年》、《风琴》都是如此，隐瞒真相变成格非小说艺术上的一个最突出特点。我们理解格非的小说，也只有从这个最突出的特点入手。

　　《褐色鸟群》隐瞒了什么真相？更恰切地说，这个故事隐瞒了什么真相？

　　也许，真相在于一个女人谋杀了她酗酒的丈夫。丈夫还没有死，就被钉到棺材里去了。真相被钉到棺材里去了。这是关于小说本身对真相的态度。

　　格非的小说总是要隐瞒真相。后现代小说逃避真相的叙述。

　　帕特里克·罗特的小说《泄密的心》讲述一个15岁的德国男孩与英国女家庭教师的故事。他们一起阅读爱伦·坡的小说《泄密的心》，小说把这两个故事联系在一起。爱伦·坡的故事是一个疯子谋杀一个邻居老人，罗特的故事则是一个小男孩爱上这个英国女教师。女教师的名字GladysTempleton，但后来发现它隐藏一个尾随的姓，她的丈夫的姓哈维，这个隐藏其实隐藏了她的婚姻，当然包括婚姻的不幸，但最重要的隐藏的秘密/真相则是这个女教师是个吸毒者。这些隐藏的事实是如何相互发生关联的？爱伦·坡的“泄密的心”，疯子的“跳动的心”，我的心跳动，最终小说最后一句话，当然目击了那个血淋淋的针头时，“我的心静止了”。小说利用互文本关系展开叙述，利用他文本，叙述异常紧张，心理的细致投射到叙述节奏上。表面写一个不谙世事的小孩爱上一个大他十岁的英国女人，深层写当今时代的青年男女的社会问题。

　　四、小说叙述或抵达真相的方式

　　什么是真相？小说是对真相的抵达、逃避还是掩盖？

　　小说起源于“说出真相”这个说法，其实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我们说小说是街谈巷议，是“引车卖浆者流”的传闻，这就是说，中国小说来源于勾栏瓦肆里边说书这种形式，讲的就是过去的故事，某一个地方发生的故事。实际上这些故事流传本身，它就在陈述一个事件的“真相”。其实在某种意义上说，小说起源于传闻。只不过在过去因为口头流传的困难，它就变成旧闻，变成一个故事了。如果说某地发生某件事如何如何，肯定是非常离奇的事件。

　　《荷马史诗》中讲述的故事，包含着一个非常离奇的核心：一个名叫海伦的女人那么美丽，由此引起了战争。两个城邦为此打了十年，一个城市因此毁灭，民族经历巨大灾难，但是没有人后悔。当然，这部史诗有着宏大的民族群体以及英雄主义的想象在起作用。但不管如何，故事的主体是一件非常离奇的事件。只有令人难以置信的事件才有流传的动力，在流传的过程中，事件被夸大了、走样了。叙述必然离真相越来越远，真相变得越来越难以理解，这使流传具有了更强的动力。真相肯定不是通过外表能够解释的，通过它的外在给予我们的是表象，它的表象无法解释它的本质，表象和本质是脱离的。这时我们就发生了探究真相的兴趣。

　　讲述和流传结果变成是假象在传播，所有那些说出来的都令人难以置信，我们只是满足于倾听，只是感到惊异了，我们遗忘了原来留下的真相。在这一意义上，现实主义小说把讲述本身当作全部事实，并且尽量使它与客观现实或我们经验的可理解性达成一致，它不要背后的真相，真相就在事实性里。现代主义的作品则把真相形而上学化，那是一种难以言喻的哲学或意义。后现代主义则把真相消解掉，真相似乎在那里，但它又不能被确定。我们陷入了外在话语之流的迷宫，我们陷入了话语的圈套。

　　到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之后，我们已经发现这个世界的真相消失了，迷失了，我们所能获得的是关于外表与外在的印象。在这样一个圈套中，我们到底怎样才能如何接近那个真相？真相是什么？真相是空的，像我们打牌一样，到最后翻出来的那张底牌。在后现代的历史当中，真相似乎并不重要了，这个世界的真相已经遗失，所以它陷入这样一个话语恐慌当中。如德里达《友爱的政治学》所言：哦，友爱，没有友爱。小说真相到底是什么？我们也许可以说，哦，真相，没有真相。小说的真相就是世界的真相、是历史的真相、是文学性的真相。

　　五、真相的幽灵学：博尔赫斯的终结

　　真相是幽灵吗？小说就是幽灵学。关于真相永不揭穿的延搁。我们现在从小说的角度来看，对真相的追逐，后现代叙述形成一套新的经验。

　　博尔赫斯的小说介于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间，有时候“主义”很难规范大师。博尔赫斯的小说经常带着对真相的某种奇特的探究，那就是他特别喜欢模仿或挪用侦探小说的叙述方式。侦探小说就是典型探究真相的叙述方式。某种意义上，侦探小说把小说的本质直接化了。但博尔赫斯对侦探小说的挪用，却是把小说叙述的本质突显出来。博尔赫斯有好几篇小说都带着真相的探究展开叙述，特别是他有几篇被认为是他的经典代表作的作品，如《死亡与指南针》、《小径分岔的花园》。

　　博尔赫斯的《死亡与指南针》可以说是最典型的破解真相的小说。小说一开始就设置了很多的远离真相的表象情节和细节。伦罗特的分析如此富有推理的魅力，并且带着关于犹太文化的知识趣味引人入胜，以至于我们完全被他迷住了，他显然也被自己的推理逻辑和知识图谱迷恋住了。从“名字的第一个字母已经念出”，直至看到“四个字母的名字”，他令人信服地拼起这样一个谋杀的迷宫。这个由一个几何图形构造起来的迷宫，最后指向了桉树飘香的特里斯勒罗伊别墅。伦罗特只有在最后的时刻才恍然大悟，他进入了自己谋杀自己的圈套。“红”夏拉赫真正要谋杀的对象就是他伦罗特。原来伦罗特三年前在一家赌场逮捕了夏拉赫的弟弟，把他投入监狱，夏拉赫的肚子上还挨了警察一颗枪弹。在那些难熬的日子里，夏拉赫想着那个爱尔兰教徒的话，觉得世界是个走不出来的迷宫。出于报复，设置了这个谋杀迷宫来诱骗伦罗特（本文有删节）。

　　整理：本报记者　黄长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