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非
主讲：格非（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
时间：2008年4月11日晚
地点：华南师范大学大学城校区
日本有个重要的学者叫柄谷行人，他来清华做讲座，说了非常多的问题，每讲几句话就要说“文学就要完了”、“文学不行了”，讲得那些学生唉声叹气的。最后学生问现在还有没有希望，柄谷看了看我说，让格非来回答吧。我说，我觉得在中国还是比较好的，一个像我这样的当代作家在中国，写的书印了8万～10万册我就很满意了，为什么呢？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江健三郎在日本书的售量也就四五万册而已，昆德拉这样的作家在法国书也就卖一万册左右。汉语是个很大的语种，这么多人这么大购买力，像《追忆似水年华》、《尤里西斯》，大家都不看但大家都买啊。当然我们确实遇到了很多的问题，我也不谈了，越谈越悲观。
我比较感兴趣的是怎么会造成我们今天这个状况的？这个症状是从什么时候埋下的？法国符号学家托多洛夫的《文学的危殆》，对整个现代主义文学运动做了反思：文学恰恰是被近现代不断的文学变革毁掉的。另一方面，现在世界上普遍进行管理的是市场化机制本身，要除掉一个作家不需要发布什么命令，这个市场的眼睛不看着你，你立马完蛋。
所以我们又回到卡夫卡著名的悖论：是真理重要还是传播真理的途径重要？今天大家都在谈这个多元化，你不要干涉我我也不干涉你，这是很要命的一种相对主义，因为你的被认同越来越少，你会被消灭于无形之中。
这个相对主义和多元主义使得大家都没有脾气了，知识界的人都好商好量，甚至作家和批评家互相的批评也变得十分少见。以前我们说一个朋友的作品写得不好很正常，今天你可不敢说这样的话，否则人家就认为你破坏了他的市场。这个社会所有的东西都进入了交换，文学也一样。作为一个文学家，我要从社会取得某种利益，当然要把我的东西给别人，但我能给什么呀？
文学的教化功能已经被学院拿走了。文学还有美学功能，但这是一个趋向简单化、粗鄙化的时代。张爱玲曾说过，中国人很有可能有朝一日连《红楼梦》都读不懂，现在已经变成现实了。一个人不敏感，他怎么能够读懂作品？要把我们的学生培养成一个合格的读者，也就意味着首先要把这个学生变成一个敏感的人。可是你们知道在我们的社会中，一个敏感的人等于是一个失败的人。
这个状况是怎么造成的？过去人们认为文学是个神秘的东西，是没法阐释的。有个批评家说某个作品好，说有一种“毛茸茸的感觉”，这完全不是我们能听懂的语言。（上世纪）80年代很多评论都是那么写的。孙甘露曾经写了个句子，说“梯子以象征的方式靠在墙上”，这什么意思呢？可是你也不能去质疑他。
所以我觉得中国的黄金时代是在（上世纪）80年代。当年我写先锋小说，写完了自己也不知道写的是什么。我去法国，他们请了一位漂亮的女演员跟着我到处朗诵，我就非常脸红。当时受现代主义的影响，故意要把这玩意儿搞得大家都不懂，那时候做文学不是为了追求真理，首先要一棍子先把对手打昏掉，然后再来收拾你，你就听我的。
汪曾琪告诉我刘文典上课怎么评点诗，他就说“这诗写得好啊！真是好！”学生瞪大了眼睛问好在什么地方呢？他说你们不信啊，你们不信我来给你们读一遍。然后再问学生，好不好啊？学生还是不懂，他就再读一遍。读到第三遍以后就下课了。这样完全凭感觉经验来评价文学作品当然不行，所以到18世纪以后，英国有一批人希望通过一种科学的方式把文学的神秘感破掉。新批评破除文学的迷信和神秘，然后用一种大家都能听得懂的规范话语来解释文学，相继设立了各种各样的研究机构，所以文学突然之间成为显学。
文学在18、19世纪爆发的高峰，是人类历史上的特例，以前没有过今后也不会有。但是为什么会突然在这个点上文学变得如此重要，那么多人都在读文学？巴尔扎克进一个剧场，所有人都会起立。贝多芬敢于藐视王公贵族，为什么？我讲几个简单的理由。一个是宗教，宗教整个崩溃，资产阶级逐渐羽毛丰满，社会突然改变成一个很难受的社会。过去有人通奸了，难受的时候可以去牧师那里忏悔，牧师说上帝给她承担责任，她轻松了回去继续。但自从“上帝死了”之后，人就很难受了。社会需要一个安慰剂，对人精神的困惑加以安慰。所以文学取代宗教，成为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代替品。
另一方面，自从资产阶级出现以后，社会从一个贵族供养制变成了市场制。像莫扎特、贝多芬、海顿，都是被供养的，所以我们现在可以理解像写《堂吉诃德》的塞万提斯，给他的保护人写信写得那么奴颜卑膝。当资产阶级出现以后，开始出现市场了，小说可以卖钱例如。
19世纪最伟大的文学体裁是小说，20世纪最重要的是文学理论。从新批评、胡塞尔的现象学、阐释学、接受美学、然后到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后殖民主义到弗洛伊德、拉康这些人，所谓文化研究走过了这么长的道路。我们今天回过头看看，这么大的文学变革给我们留下了什么？我把它归纳为以下几点：
第一，这样一个后果是充满讽刺和悖论的。我们把文学引入是为了反对僵化，反对生活的无意义，希望还给文学一个真实的面目，可是今天有这么多理论去覆盖反而使文学变得更加僵化。
第二，文学是为了破除神秘，希望通过科学化的可以被我们掌控和理解的某种方式来阐释，是对它的神秘化进行一种解剖的过程。可是今天文学被重新变成了一种更大的神秘。文学已经成为了小部分人做的文学游戏，和大众距离越来越远。
第三，对社会现实的干预。我个人认为文学既不像他们说的那么重要，也不是说不重要。你把很多它根本不能承担的任务一定要它来承担，它就导致了我们今天这个结果。
所以我很反感中国今天很多人重新把阶级论引入到文学研究当中来。今天很多人都支持一个立场：支持弱势群体，重新来谈阶级划分文学、谈劳工、谈弱势文化。可是不是我们真的这样做了之后对弱势的人有帮助呢？鲁迅先生写《故乡》这样的小说，对闰土这样的人物有用吗？他们能看懂吗？很多知识分子都在关心底层的人，而不会说我写一篇小说来反映他们的疾苦，我就完成这个任务了。好像不这么做的作家都是有罪的。今天很多人都是这么一种看法，我同样反对。我觉得过高估计了文学创作的力量。
第四，这个变革对主体性的强调和呼吁，结果导致主体性正在面临全面的丧失。从海德格尔观点的角度讲，人有主体性基本上就是一个幻觉。整个19世纪非常重要，研究也非常细致。各种武器理论五花八门，到了今天，终于衰落了，留给我们一笔遗产，遗产就是大家不知道怎么做。
在我前面所说的背景之下，很快就要说到一个问题，就是说无论相对主义也好，多元化也好，或者主体性丧失也好，就形成了小说叙事表达的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是小说的作者”。我在上海的一次会议就说了一句很极端的话：现在中国的小说没有作者，有的只是叙事者。大家都在五花八门地变化方式来写作，或者是为了卖钱。有些人不是为了卖钱，但是今天还有很多人在写那种谁都看不懂的小说———我也被看成这个群体的一员。
在这种状况之下，很多人觉得写作好像就是叙事。我们再看《安娜·卡列尼娜》的例子，大家都知道作者是托尔斯泰，但是叙事者是谁啊？不知道。很多非中文系的人就会说，作者不就是叙事者吗？但是我可以告诉你，确实不一样。托尔斯泰在写《安娜·卡列尼娜》的时候，有自己的思想偏见。他是一个东正教信徒，对文明观念、家庭观念都有自己的看法。像安娜这样的人，其实他是很厌恶的。但是托尔斯泰毕竟是一个伟大的作家，在写的过程中，他就在思考安娜这个人其实有没有她自己的合理性呢？他就不断地思考，最后当我们看到的安娜出场的时候，她已经是光彩照人了。
一个文本有两种意图，一个是作家想要告诉我们的意图，还有一个是作品本身实际反映出来的意图，这两个意图是不一致的，而且现代西方叙事学认为后者更加伟大，作者不值一提。后来昆德拉把这个说法更加具体化了，他认为小说中有一个伟大的声音，作家要倾听这个小说写作中伟大的声音。我觉得这个说法是正确的，我在写作中也会遇到这样的问题。但是被西方理论提到一个高度以后，我们就会慢慢地觉得作者不重要。巴特有一个著名的观点，就是“作家已死”。这样以后，就出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认为所有的东西都在文本本身，作者很次要。
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很多人说要纯文学灭掉。中国批评界非常著名的李陀当年就是持这种观点的。他质疑要搞什么精英文学、现代派，这是不对的，应该向通俗文学学习，就要把小说写得通俗易懂，就应该大众化。但去年他从美国回来，突然跟我说，今天我们有必要来重新制造精英和大众的对立。
他说了两点，第一，中国的精英文学是发育不良的，根本就没有建立起来，现在经过市场化的洗礼，就全部丧失了立场，作者全没有了，都没有自己的观点。所有电影和文学都在提示我们这个社会很堕落。问题是我们还需要这种文学干什么呢？加缪说，做一个好的作家，难道就是把世界要没落这个消息告诉读者就行了吗？难道作者不需要承担吗？所以李陀认为中国的精英文学才刚刚出生，还来不及发育，市场化一来就全完了。这些人退得比预想中更厉害，不少作家退到就完全为了版税、印数的地步。
另外，李陀还认为，大众不是指你同情的那些无产阶级、不识字的农民，大众在我们当今社会就是占主导地位的、已经控制了相当多媒体的一个群体。他们拥有了相当大的话语权力，希望人为地把这个社会引入他们提倡的发展道路上去。如果不把他们区分开来，文学就没有意义了。
我们今天讲了这么多的问题，讲到了文学为什么会变得那样重要，而今天为什么又回到了相对次要的地位，以及对作者这个问题的思考。这个思考是从我个人感兴趣的历史脉络跟大家做了一个梳理，当然也有某种现实的考虑。我觉得我们今天的人都不敢说话，也不敢承担。好像做一个作者是很方便的，随时可以退后，随时可以放弃，我觉得这大概是中国不能产生伟大作品的非常重要的原因。
说到底，文学就是一个失败者的事业。你不要想去做成功者，如果一个人想成功，你就不要做文学。今天我们很多人都在说孔子，可是孔子这样的人，生活在礼崩乐坏的时代，他不在其位，也不做官，谁也不接见他。他就通过文化来重建体制，所以今天我们说他是丧家狗。本雅明在评价卡夫卡时就说过，卡夫卡之所以成为卡夫卡，唯一重要的秘密就在于他的失败。我们今天都把失败推给别人，什么都不敢承担，都想成为成功者。本雅明说，作家就是收垃圾的人。这个社会有很多的价值，别人不要了，可是你认为它闪着某种珍贵的光亮，你就要保护它。当然你会成为一个怪物，这就是你的命运了。（本文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有删节）
本报记者 田志凌 实习生 蒲臻烨 郑如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