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巴斯是一名人类学家，他的工作就是走遍全球，研究人类如何交流，尤其是如何使用手机，以便为其公司提供设计依依据。在此过程中他发现，手机对于消除世界贫困意义非凡，小贩、农民、苦力购买手机后收入大幅增长，在乌干达和孟加拉拉的手机银行使无数人获得温饱。伦敦商学院一项研究声称，每100个人拥有的手机增加10部，那么一个国家的GDP就会上升0.5个百分点。虽然这听上去很像广告词，却引起了经济学者和发展专家的注意。国际援助组织启动了共享手机项目，而手机公司也纷纷纷盯上购买潜力巨大的贫民窟。

　　如果你想找到詹·钦查斯，最好的办法，而且有时唯一的办法，就是打他的手机。去年秋天我第一次跟他通话时，他正在东京的家中。第二次，他在加纳首都阿克拉。几周后，他又到了乌兹别克斯坦，顺路经过了塔吉克斯坦和中国。短期之内，他和他的手机游历了赫尔辛基、伦敦和洛杉矶。如果你决定不打詹·钦查斯的电话，而是给他发电子邮件，就会收到奇怪的答复，声称他不在办公室，建议你打他的手机，并且提示你他现在所处的时区———“GMT+9”或者“GMT-8”———以便你选择适当的时间打过去。

　　但是谨记，詹·钦查斯可能太忙了，没时间跟你多聊。他可能正在明尼苏达打保龄球，也可能正在上海街头翻查一位女士的钱包。他可能正在巴西圣保罗的电话亭旁研究妓女拉客广告，也可能正在越南理发店里修耳毛。他到底身在何处，确实要看时候。

　　钦查斯38岁，生于英国，个子瘦高，宽宽的额头和高挑的眉毛让他有种惊奇的表情，对于他的工作而言，这种相貌颇有用处。过去七年来，他一直为芬兰手机公司诺基亚工作，职位是“人类行为研究员”，有时也被称为“用户人类学家”。对外行来说，这种工作听上去一点都不实在。粗略地讲，他的任务就是窥视他人的生活，尽量搜集人类行为资料，将有用信息反馈给公司，尤其是设计、技术和推销团队。这些人可能一辈子也没去过越南的剃头铺，但却对那里的师傅相当了解，因为他买了一部诺基亚手机。

　　但是，让钦查斯兴奋的不是那些大公司眼中的标准资料。无论走到哪儿，他都拖着一部硕大的尼康数码相机，带着两个罐头那么大的镜头，随时拍下感兴趣的画面，虽然设计部门可能觉得这没什么用处。几乎每次，他都要做出解释。他说明尼苏达的保龄球场实际上是个社交中心，充满关于人类交往方式的宝贵信息。一个女士的手袋比保龄球场的含义还要丰富，它是一个窗口，展示出她的身份，她重视的东西，她愿意负担多大的重量。至于巴西电话亭里的妓女广告？那上面留的名字大多是假的，旁边留的手机号码却一定是真的———它有力地诠释了钦查斯的理论，那就是在一个日益变化莫测的世界里，手机正变成我们身份的一个固定部分。

　　去年夏天，钦查斯在印度拜访一个鞋店售货员。那人全家挤在孟买的达哈维贫民窟一间房里，大雨滂沱，屋里漏得到处是水。在一名泰米尔语翻译的帮助下，钦查斯询问这个售货员和他的家人，平时吃什么食物，有多少钱，水和电由哪里供应，都和哪些人交往，为什么。他特别感兴趣的是，这家人居然有一部手机。那是几个月前买的，有了它，月薪88美元的推销员就可以提高工作效率，更容易从老板那儿接到活。有时他也会打到离他家15码远的公用电话上，和妻子说说话。钦查斯注意到，推销员不仅把手机放在塑料袋里，以免它被淋湿，还特地将它挂在墙上，部分是因为家里本来就没多大地方，部分是因为怕宝贝手机被灌进房里的脏水泡坏了。在八个小时的采访中，他为这一家拍下了大约800张照片，回到酒店后全部下到硬盘上，准备供公司使用。他开玩笑说，也许这家人下次买的手机上面应该有个挂钩，这样就可以和家里其他物件一样，吊在天花板上了。

　　这种现场调查被视为所谓“以人为本”设计的核心，对于竞争超级激烈、竭力讨好用户的高科技公司来说，这一点尤为重要。好几家大公司的研究员，包括钦查斯，都有设计学位。与满载公司产品到处叫卖的推销员相反，钦查斯们的角色是充当越南理发匠或者印度鞋贩子的使者，把他们的要求传达给公司，以便设计时有所考虑。

　　这种想法看似简单———了解潜在用户的需要，然后量身定做产品———但是，如果这些潜在用户住在赞比亚泥泞的草棚里，或者北京胡同的铁皮屋里，他们或许是文盲，一天只挣4美元，甚至更少，连电也很难用到，那么，要设计出合适的手机就是一个相当大的挑战了。

　　去年秋天的一个早上，我与钦查斯约定在阿克拉一个地方见面，他和几个同事正在那儿做调查。根据他的建议，我叫了一辆出租车，去了大概地点，然后打通他的手机。这块社区名叫尼玛，到处是乱七八糟的窄巷，连着大道和市场。房子又小又矮，不少是用水泥或龟裂的泥砖筑就，门前摆着货架，出售花生、落满尘土的二手音响或电视配件。市场周围涌动着缓慢的人河，柴油车喷出黑烟。女人们头上顶着面包、石榴金字塔，或者一篮子活鸡，男人们推着装满甘蔗或者大蒜的手推车。

　　钦查斯从某处用手机指点我穿越这陌生的喧嚣，让我们共同体验了他所谓的“及时”概念。“及时生产制”（Justintime，简称JIT）是一个制造业概念，由日本丰田公司推广开来，它于1930年代末起对其生产体系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造，取消了堆满汽车部件的仓库，鼓励装配厂在需要时直接向工厂订货。整个生产过程不再“中央集权”，而是分散。汽车配件迅速、小批生产出来，减少了浪费，提高了效率，制造缺陷也更容易修正。随着丰田变得更加轻盈，它的生产力和利润都大幅提高。

　　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认为，手机可以用类似的方式改造发展中国家。毕竟，手机具有节约效果。与事先约定特定见面时间和地点相比，我与钦查斯的“及时会面”不需要太多规划，而且效率更高。他不必专门抛下工作等我，而我知道这一点，塞车时也不会感到焦灼。下车后，如果走错方向，也会很快得到纠正。利用手机，事情变得更加容易。“你看到人行天桥了吗？”钦查斯在电话里说：“没有？那好。那你看没看见一个大绿牌子，上面写着‘相信上帝’？看见了？顺着往前走，我就在路左边。”

　　对常年使用手机的人来说，这种场景也许十分普通。但是，对住在尼玛这种地方的人而言———在非洲和其他地方这种贫民区比比皆是———手机带来的改变可能是革命性的。今天，全球有33亿台入网手机，这意味着至少还有30亿人没有手机，他们中大多数人住在非洲或者亚洲。即便是最小幅度的效率改进，扩散到这30亿人身上，都能以令人惊异的方式重塑世界经济。而这正是钦查斯急于向我证明的一件事。“我站在理发店边上，”他在电话里说：“那头山羊旁边。看见羊了吗？看见我了？啊，看到了。”他快活地说：“你到了。”然后，站在冉冉上升的赤道太阳底下，我俩面对面，淌着汗，挂上了电话。

　　要想理解手机是多么迅速地进入了世界市场，只需看看销售数字。根据市场研究公司WirelessIntelligence的数据，全世界花了20年才卖出了10亿台手机，然而，第二个10亿台四年之内就卖出，仅仅两年就又卖出了第三个10亿台。现在，全世界人口有80%生活在手机网络覆盖范围内，与2000年相比翻了一番。来自国际电信联盟（ITU）的数字显示，到2006年底为止，世界所有入网手机中有68%是在发展中国家。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抛弃政府运营的电信系统，改为向出价最高的私营投资机构发放手机网络牌照，新的信号发射塔正以空前的速度竖立起来。与固定线路电话网络不同———固话网的建设和维护成本都很高，需要用户有固定住址，有每月支付账单的经济能力，或者拥有个人电脑，而这不仅昂贵，还要求用户有一定文化———手机更加平等，至少就某一点来说是这样。

　　“你甚至不必拥有一台手机就可以从它身上得益。”国际发展机构（IDE）前主席保罗·波拉克说。IDE是一个非营利组织，着眼于培训发展中国家小农户，为他们提供技术支持。在尼泊尔进行的一个项目中，农民将蔬菜送到一个有手机的人手里，此人扮演着代销商的角色，用手机查询市场价格，安排赢利最高的销售。

　　去年，设在华盛顿的世界资源研究所和国际金融组织联合发布了一份报告，题为“第四个10亿”，它研究了发展中国家穷人的消费方式，一个惊人的发现就是：即使是赤贫家庭也会舍得将一大笔钱投资于信息通信技术（ICT）。报告主要作者阿尔·哈蒙德说，ICT可能包括电脑或固话，但这一人群几乎都倾向于以预付费的方式购买手机或电视播出时间。而且，当收入增长———比如说从1美元增长到4美元———他们的ICT花销远远超过其他方面的支出，甚至比健康、教育和住房支出的增长还快。“这真让人吃惊，”哈蒙德说：“一旦有了更多的钱，他们甚至都不急着去满足基本生活需要，而是先满足电信需要。”

　　要想真正理解这一点，首先得忘掉你和你的iPhone或黑莓手机的爱恨情仇。对我们来说，某些技术性玩意———比如固话、网络、电视信号、汽车———只意味着便利和舒适，但对信息来源极少的人来说，它们可是救命之物。对一个背着生疟疾的孩子跋涉三小时才能找到离家最近的医生、但首先想知道医生是否在家的乌干达母亲来说，手机的即时通信功能意义非常不同；同样，对于一个面对紧急情况需要用短信向专家求援的乌干达乡村医生来说，它的意义也是不同的。

　　钦查斯还可以举出一大串手机提高生产效率和生活质量的例子，因为它们确实做到了这一点。那些做小时工的中国保姆需要一台手机，这样不同的雇主就可以随时找她去干活；那些整天在百货公司和建筑工地周围晃悠、希望可以帮助搬货或者能被雇用的零工有了手机之后，就能随时响应工作的召唤了。有了手机号码，就等于有了一个固定身份，对那些因为战争、洪水、干旱和萧条到处辗转的人群而言，这一点极具价值，既可与家人保持联系，又可用作商业工具。钦查斯曾问过人力车夫、妓女、小店主、零工和农民，所有人都提到了类似的观点：买了手机之后，他们的收入平均提升了两倍。

　　这个结论听来很像企业广告词，但它引起了全世界发展专家和经济学者的注意。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罗伯特·延森多年来跟踪调查印度喀拉拉邦沿海的渔民，发现当他们买了手机，并在捕劳之前给潜在买家打电话时，他们的利润平均上涨了8%，而当地市场的海鲜零售价格则下降了4%.2005年伦敦商学院一项研究得出的结论更夸张，它认为每100个人拥有的手机增加10部，那么一个国家的GDP就会上升0.5个百分点。

　　事实证明，在联系不便的偏远地区，手机短信尤其有效。南非公共健康工作人员定期给肺结核病人发短信，提醒他们服药。在肯尼亚，人们可以利用短信匿名提问一些禁忌问题———比如艾滋病、乳癌或者一些性传播疾病———从健康专家那里得到免费、及时的回答。

　　狂热的手机拥护者中有这样一群人，他们认为直接把国际援助的金钱大把送往贫困国家，不如通过商业活动推动当地发展来得有效，与传统的自上而下的援助（指援助资金必须通过政府机构发放，受益人被动接受补贴）相比，这种自下而上的经济扶持更好，比如送给印度渔夫一部手机，或许这部手机就可以激发他的进取心，帮他发展业务，进而获得更多资源，让家人吃饱、穿暖，受到保护和教育。

　　鉴于这一原因，手机变成了小额信贷运动的宠儿。在孟加拉经济学者尤努斯创建乡村银行向农村妇女发放小额贷款、帮助她们购买生产物资脱贫并取得成功后，一个名叫伊巴尔·卡迪尔的旅美孟加拉人找到他，提了一个简单的问题———如果一名农村妇女可以投资买一头牛，那她为什么不能用贷款买一部手机呢？———于是尤努斯成立了乡村电话公司，帮助超过25万名孟加拉“电话女士”开创事业。这些妇女利用小额贷款购买特别设计的电话设备（价值大约150美元，配有使用时间特长的电池），开起小商店，供人们接打电话，有时还充当村里的话务员，并收取小额佣金。

　　这不仅使孟加拉的通信出现了革命性变化，还赢利甚丰。乡村电话公司现在是孟加拉最大的电信服务提供商，年收入达到10亿美元。类似项目也在卢旺达、乌干达、喀麦隆、印度尼西亚等地出现。“贫困国家之所以贫困，是因为他们的资源被浪费掉了”，卡迪尔说：“其中一个资源就是时间，另外一个是机会。你可以步行去找住在附近的五个人，但如果你能跟100万人发生联系，那么你的机会就无限大了。”

　　2006年在乌干达进行调查时，钦查斯偶然发现当地人对于公共乡村电话有一种创造性的使用：用手机充值卡汇款。比如某个在首都坎帕拉工作的人想给住在偏远乡村的母亲寄去5美元，他会买一张5美元的充值卡，但不是充到自己的手机中，而是打到老家的“电话女士”那里，将卡号读给她听。她会将这5美元充到自己的手机中，然后给这人的妈妈5美元，当然要扣去一点手续费。“这是一种很有创造性的实践，”钦查斯说：“一个草根智慧的经典案例。”

　　事实上，这正是目前在全球涌现的“电话银行”的先驱。南非的Wizzit公司、菲律宾的GCash公司都允许顾客利用从各处买来的充值卡存钱。用户可以用手机购物，需要时也能取出钱来。哈蒙德预言，电话银行将会把大量贫困人口带入正式经济体系。

　　这对手机公司来说是个大好消息。去年二月份，英国Vodafone集团在肯尼亚推出M-Pesa手机银行，计划第一年内新增20万手机用户，结果只用一个月就实现了目标。一年后，M-Pesa已经拥有160万入网用户，现在Vodafone正准备在坦桑尼亚、印度等数个国家开设电话银行。“小额贷款很伟大，”哈蒙德说：“但30年后，小额贷款客户可能只有9000万。而在5年之内，手机银行将增加10亿客户。”

　　不做调查时，詹·钦查斯会去参加会议，发表演讲。他还有一个人气颇旺的博客FuturePerfect，在上面贴出他拍的有趣照片，并附上解释文字。“只顾推进技术发展而不思考其社会后果至少是一种天真行为，严重一点说是危险的行为……恕我直言，这样做的人很无聊。”他在博客的说明页里这样写道。“FuturePerfect是一个逗号，让我们在轻率追求更多、更快、更小、更便宜技术的过程中停下来，思考一下。”

　　然而，钦查斯的工作使他在这轻率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没有几个公司可以像他的东家诺基亚那样，一天制造130万台手机。去年售出的手机中有40%是诺基亚生产的，其2007年的利润达到了84亿美元。钦查斯在提到自己的大公司雇员身份时，显然也很不自在，他更愿意把自己描述为一个冷静的人类学者，虽然是持有诺基亚优先认股权的人类学者。事实上，当我不小心提到也许在世界上某些地方，技术并没有那么重要时，他反应很大，表现出了平常少见的尖刻。

　　当时我们正坐在阿克拉一个小饭馆里吃辛辣的加纳花生炖鸡肉。吊扇在头顶慢慢旋转，钦巴斯讲起他在乌兰巴托与一群和尚相遇的经历。那是几年前的一个12月，他正在蒙古度假（好像钦巴斯大部分假期都在不发达国家、不适宜旅行的季节度过，而且总是涉及到手机）。尽管那15个和尚穿着僧衣，剃着光头，大部分时间呆在山上的庙里，但他们有些人有手机———而且是诺基亚手机———样式比钦巴斯的还新潮，其中一位要求看看钦巴斯的手机。“他拿着两部手机，”钦巴斯说：“我们聊着，他就接通了蓝牙，把我手机里的数据复制了过去，那些照片什么的。这当然无所谓，但那情形很怪，我对他们一无所知，而他们却对技术如此熟练……”

　　就在那时，我的脑中闪过一个念头，也许技术的广泛传播对某些人来说具有负面影响？也许便利性会排挤掉传统价值？听到这话，钦巴斯抬起眉毛，放下汤匙。他叹了口气，显然认为回答这个问题需要特别的耐心。“人们可能会想，啊，用手机的和尚，啧啧，世界都变成什么样了？”他说：“但是，如果你要把手机从他们手中拿走，他们很可能会说：‘休想！你是不是也想把自来水和马桶从我这儿拿走？’可能通信不能与自来水相提并论，但有些人就是这样想的。我认为在某些情况下，通信和基本生存权一样重要。”他停了一下，以加深我的印象，然后加上一句尖锐的评论：“过去也曾有人认为其他文化的人不应该拥有书籍，认为那对他们有害。”

　　去年，钦巴斯一直专注于“未来都市”项目，研究明天的城市将会是什么样。一天下午，他又通过电话指导，把我带到了阿克拉西边的杜布哈姆。这里住着大约4万人，多是利比里亚、塞拉利昂和科迪特瓦的难民。十余天来，钦巴斯和两个女同事，还有一小群雇来的加纳人，一直在这里操作他们的“开放设计室”。那是一栋租来的水泥棚屋，位于两条肮脏繁忙的土路交会处。对面有一个女人在削皮柠檬和切成块的甜瓜。附近还有一个大水槽，上面写着“上帝之所”。“设计室”门前挂着一块布，上面用彩笔写着：“与世界分享你的梦想手机。”他们邀请附近的居民进来描述心中理想手机的模样，如有可能最好画下来，并给他们一定奖励。至今已经有140人画下了他们的“梦想手机”。

　　“有史以来第一次，城市居民人数超过了农村人口，”我们坐在设计室外的树荫下，钦查斯对我解释说：“未来几年内，数百万人将迁居城市。”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估计，根据现在的速度，到2020年地球上四分之一的人口将住进所谓城市贫民窟。对于手机公司来说，这一趋势意义重大。为了帮诺基亚做好准备，数周来钦巴斯和一些同事一直周游于世界各地的棚户区———孟买、里约热内卢、中国西部，现在又到了加纳。

　　手机业从业者在谈到可能新增的用户时，使用的计量单位不是百万，而是十亿，但前提是他们了解这些人的细节需求。怎样造出一部街边小贩就可以修理的手机？怎样造出一部在雨季或从摩托车掉到土路上不会猝死的手机？怎样造出一部可以在偏远乡村捕捉遥远的信号，用摩托车就能充电，或停电时可以当手电筒用的手机？钦巴斯关于“共享手机”的调查启发诺基亚造出了附有七个地址本的手机。为方便文盲用户，他们设计了图标提示。当然，最大的问题还是价格，诺基亚入门级手机大约卖45美元，Vodafone卖25美元左右，印度手机制造商SpiceLimited最近宣布将制造售价20美元的“人民手机”。

　　虽然销售额在增长，但在消除发展中国家的贫困方面手机是否真的扮演着重要和持续的角色，还有待观察。在非洲，拥有手机者仍是少数。在偏远地区建手机信号发射塔仍不划算，因为那里使用的主要能源是柴油。“我不认为手机是阿拉丁神灯，虽然它们的确很有帮助，”kiwanja.net创建人肯·班克斯说。kiwanja.net是一个非营利组织，旨在向草根公司提供免费短信发送软件和信息技术支持，尤其是在非洲。“很多发展中国家民众连手机都没有———不是因为不想要，而是因为有很多障碍。公司要想顺利卖出手机，就得搞清这些障碍是什么。”据他介绍，主要障碍之一是没有稳定的电力供应，并提到摩托罗拉公司在乌干达设了免费的太阳能充电站，由贫困妇女们经营，她们顺便利用这个小摊位卖充值卡。该公司还在纳米比亚试设风能和太阳能基站，以降低偏远地区联结手机网络的成本。“最初手机公司对能源不感兴趣，因为那不是他们的业务，”班克斯说：“但是如果有了能源就能卖出几亿台手机，他们的兴趣就来了。”

　　到诺基亚设计室来画“梦想手机”的人中，大多数也没有手机。当地电网上月起陷入瘫痪，有手机的人也不得不付钱到当地配有柴油发电机的商店充电。但是，设计室的“梦想手机”素描已经积成厚厚的三大本，其中部分只是简单的铅笔画，但有一些却十分精细，上面还标出箭头，详细地描述了绘画者需要的“梦想特征”。我意识到，这箭头指向的其实是他们自己的梦。

　　钦巴斯的女同事Jung和Tulusan说，她们在别处也看到类似的情景，手机代表了人们所渴望的东西。“从中可以看到什么对他们最重要，什么是他们面临的挑战。”Jung说。一名利比里亚难民希望拥有一部配有地雷探测器的手机，这样他会觉得更安全；孟买贫民窟有人绘出了能够预报天气的手机，因为他们平时看不到电视，也听不到广播；穆斯林人希望手机配有GPS系统，在祷告时帮他们指出麦加的方向；还有人画出了水壶形状的手机，说可以用来储存珍贵的饮用水，大雨到来时还可以漂在水上；在里约热内卢的Jacarèzinho贫民区，一位居民希望手机配有空气质量监控设备，几名女子则画出了可以监视花心男友或者丈夫的手机，另外一位设计了“和平按键”，一摁下去，就可以阻止附近发生的枪战。

　　手机确实可能在战争与和平之间发挥作用，最近发生在肯尼亚的事就说明了这一点。当地因为选举争议爆发了冲突，去年12月末政府实施媒体管制后，肯尼亚人开始用手机短信传递新闻和小道消息，寻找逃离家园的亲友。很多人收到了呼吁他们拿起武器的短信，而政府也用短信回击：“国家安全部要求你们停止发送或者转发任何可能导致社会动荡的短信。这可能导致你被起诉。”

　　钦巴斯常常开玩笑地拿出他的手机，做出刮胡子的姿势，同时配以嗡嗡的铃声。但这其实并不可笑。手机技术越来越复杂，它已经整合了很多功能。购买一部多功能手机减少了你对其他东西的需要，比如手表、闹钟、相机、摄像机、音响、电视、电脑，还有报纸。随着手机银行的出现，它又开始取代钱包。也许有一天，手机真会变成漂亮的须刨。

　　一天早上，我随着钦巴斯深入尼玛市场，那里是个大杂烩，有很多菜摊和杂货铺。同行的还有一位加纳翻译，两名诺基亚设计师，他们从加州飞过来，想看看设计5美元的手机值不值得。每当这群人停下来与当地人聊天时，其中一位设计师伯恩斯就会掏出一些概念性的原型机递过去，让当地人“审查”。

　　它们看上去很优雅，很未来派，很怪异，仿佛不是来自加州，而是来自外太空。一个长长的，像条棍子，或是铝制的兰豆；另外一个是普通手机的精简版，既没有键盘也没有屏幕，只有一个不显眼的按键；第三个完全不像手机，而像信用卡。卡的正面贴着两张数码人像，配一支铁笔，伯恩斯说用笔点击卡上的人像，手机就会拨那个人的号码，这是给不识字的人用的；第四个有相机，可以拍照并存在地址本里。

　　一个卖豆子的年轻人看着每台手机，表情奇怪，好像不太信任它们，也可能是因为这一小群汗气哄哄的外国人突然都挤过来，看他怎么操作这些玩意。

　　“你会怎么使用它？”钦巴斯通过翻译问他。年轻人把它举起来放到耳边。“你会把它放在哪儿？”年轻人指了指脖子。“用绳子吊着吗？”钦巴斯问。一脸困惑的小贩点点头。

　　在市场一个僻静的角落，一把大广告伞底下，我们碰到了一个肥硕的女人，她穿着亮金色的围布和同色的头巾，正忙着筛玉米里的小石子。

　　“哈罗———”钦巴斯说，笑得很夸张。

　　“哈罗，老兄———”女人用英语回答。

　　“我们是诺基亚公司的。你知道诺基亚吗？”

　　女人没有回答，但弯腰从围布皱褶里扯出一部诺基亚手机。“不好用，”她说，轻蔑地摇摇头：“你一打，它就关机。”

　　钦巴斯通过翻译努力向她解释，那可能是网络原因，而非手机问题。但女人耸耸肩，继续检查送给她看的那些原型机，用手掂着它们的分量，把它们贴在面颊上，使劲摁按键。她非常瞧不上那部铁笔手机，但喜欢那部一键式的，如果那意味着她不必使用很多数字的话。“老兄，你怎么替它充电？”她问。伯恩斯从包里掏出另外一个概念性的设计，一个苗条的金融圆柱体，顶上有根直升机式的天线。他向这位玉米小贩展示如何让圆柱体转小圈，让天线转起来。然后，他解释说，大约15分钟后，它就可以产生足够的电，可以充满手机了。

　　女人拿起那个未来派的小发电机，开始使劲摇它。天线旋转起来，越来越快。她发出激动的叫喊。一直坐在旁边阳伞底下的人大笑起来，另外一个女人蹲在姜黄和孜然芹摞成的小山旁边，也开始大笑。“相当不错，”玉米小贩对伯恩斯和钦巴斯说，像摇玩具一样转着那个天线，“真的挺好！”然后，她恢复了镇定，将充电器交给她儿子，一个耷拉着眼皮、躺在玉米麻袋上的十来岁少年。“这种事是他的工作，”她一边接着捡小石子，一边快活地说。

　　编译：Daw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