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中营归来的少年，东欧流亡作家，与昆德拉相提并论，呼声甚高的诺贝尔文学奖选手……从最近翻译出版的《黑信封封》等三部作品中，诺曼·马内阿以其充满怀疑与讽刺手法让读者记住他这位罗马尼亚作家，而不是被简单类比的其他人。

　　傻瓜小丑与权力小丑

　　罗马尼亚雕塑家布朗库西说过，当艺术家不再是孩子的时候，他也就死了。伟大的卓别林想必深信这一点。我很小的时候，在当时的电影杂志上看过一幅著名的照片———周恩来与卓别林在日内瓦的合影。那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由于麦卡锡主义的迫害，卓别林也成了某种形式上的流亡艺术家。照片上的他满头白发，却露出孩子般天真而温暖的笑容。那笑容如此令我印象深刻，几乎整个童年时代，都无法将那个可爱的老头与银幕上的流浪汉查理联系在一起。

　　卓别林扮演的小丑式的流浪汉，总是遭到壮硕警察的欺凌与追逐，但他屡次化险为夷，捉弄着笨蛋恶警，让我们在快意的笑声中得到道义上的满足。而在不朽的传世之作《大独裁者》里，他以小丑的面貌同时演绎了犹太理发师和暴君希特勒，直至艺术性地完成了两个角色的转换。诺曼·马内阿，当代最伟大的罗马尼亚作家之一，精辟地将它发展为两个小丑———花脸小丑与白脸小丑，或傻瓜小丑与权力小丑———之间的对抗游戏，以此描述艺术家与暴君之间的关系。

　　像布朗库西一样，马内阿珍视自己身上的孩子气。他在2002年的一篇文章中写道：“写作是一种孩子气的职业，即便它会变得过于严肃，就像孩子们经常表现出的那样。”在他严肃孩童眼光的审视下，国家成了马戏团或“大幼儿园”，作为“白脸小丑”或“权力小丑”的暴君，掌控着一切，对不听话的“孩子”，有时痛打一顿，有时把他们的嘴巴封住。白脸小丑养着黑色的纽芬兰猎犬，为观众们表演虚假、预先布置好的捕猎狗熊的节目，在欢呼声中得到至高无上的自我满足。随笔集《论小丑：独裁者和艺术家》深刻地剖析了这个极权马戏团内种种荒谬的行事规则和参与者的心理状态。尽管马内阿当年始终不是国家政权的公开反对者，即使出走之后的几年也是如此，但长久郁积的愤懑，终于在这本书中得到了爆发。对当年统治罗马尼亚的暴君夫妇，他有许多刻薄至极的嘲笑———“他渺小而苍白，这个小丑，这个渺小的白老鼠，瘟疫的传播者：一无是处的死人骷髅。”但若仅止于幸灾乐祸的嘲笑，马内阿也便停留在那简单的孩子气上了。

　　他到底是严肃的思想者，诘问道：“白脸小丑代表的只是荒谬的权威，花脸小丑只代表对抗、嘲笑和痛苦吗？……独裁者和被压迫者是不是真的在各个方面水火不容，或者他们之间其实存在着一种无意识的相互促进？劳动营和极权统治是否只在一个社会被扭曲、被窒息之后才会出现？独裁者仅仅是人民的敌人，或者也是他们创造的产物？”他引用意大利电影大师费里尼的话回答：“一旦我们妥协，报以久经训练的敬礼，白脸小丑（法西斯分子）就会把我们变成和他们类似的小丑。”

　　荒谬国度的“天真与经验之歌”

　　与《论小丑》的愤怒不同，回忆录《流氓的归来》充满了复杂而细腻的情感，更像是关于一个荒谬时代、荒谬国度的“天真与经验之歌”。马内阿的叙述从他客居纽约，对是否回到祖国的反复思考开始。他的“乡愁”绝对不是简单的对乡音和故土的思念，更不是余光中笔下“小小的邮票”、“窄窄的船票”和“矮矮的坟墓”。塔尔科夫斯基在《乡愁》里的台词“我已厌倦了一切美景”，或可作为参照。但我觉得更为贴近的感受，是2002年我在《纽约客》上读到的米兰·昆德拉的短篇小说《荣归》（TheGreatReturn）。昆德拉写了一大段对“回乡”这个词的考据，先回到希腊语，由此引申出“乡愁”（nostalgia），再从冰岛语到葡萄牙语的各种欧洲语言中，寻找“乡愁”一词中所包含的“痛苦”的含意，特别讲到奥德修斯艰难的回乡之旅，以及二战前夕被迫离开奥地利的犹太作曲家勋伯格对“祖国”这个词的茫然。

　　痛苦的往事之匣被打开了，这艰难的回乡之旅，也带我们重走马内阿的人生之路，集中营归来的少年，意气风发的水电工程师，孤独的、内心流亡的作家，“居心叵测”、处处遭到排挤的犹太人，以及沉陷语言与身份困境的流亡者。旅行的终点止于苏恰瓦的犹太人公墓，这里埋葬着他的母亲。“最后，在太迟的九年之后，我终于出现在我母亲的葬礼上，以及我祖国的葬礼上。”

　　小说《黑信封》则以更接近卡夫卡的方式，描写了这个荒谬国度里人的生存状态。故事的主人公是旅馆的接待员阿纳托尔·多米尼克·万恰·沃伊诺夫教授———人称托莱亚。他游走于布加勒斯特，看着奇怪的世间百态，用“密码”或疯话与人交流，也不断回到40年前，追怀他惨死在反犹狂潮中的父亲。书中的“聋哑人协会”和“思想安全办公室”，一下子让我想到了乔治·奥威尔。

　　《论小丑》中收入了当年罗马尼亚官员对《黑信封》的一篇《审查者报告》，读者朋友们可以对照阅读。审查者指出，小说展示了一个“完全消极、压抑和丑陋”的布加勒斯特，并建议他删去部分章节和“过于嘲弄怪诞的评论”———而且拉了长长的清单，同时指令作者加入正面的和肯定的文字，以“美丽的春日”来突出首都的“明媚和充满生机”。

　　这篇《审查者报告》提供了一个绝妙的机会，不仅证明了权力小丑从来不是任人嘲笑的真傻瓜，而且正如马内阿所言，“罗马尼亚文学被迫在隐蔽而机敏的符号中寻找避难所，以含糊不明的形式生存下来。”他引用福楼拜的话加以具体说明：“如果幸存者要保持良知，他不能任由自己耽于幻想或夸大自己的痛苦。作为作家这样的幸存者，他应该最清楚地知道，艺术这种游戏从来只有直面‘大野兽’而无法驯服它。法国作家福楼拜把自己比作‘江湖骗子’一点不是造作之语：作家力所能及的报复只能是在他的小说里戏讽他的敌人。”

　　赞赏和微瑕

　　2006年秋天，由于对美第奇奖的报道，我首次接触到诺曼·马内阿（当时依《罗马尼亚姓名译名手册》，译为“诺尔曼·马尼亚”），此后一直关注着他作品在中国内地的出版进程。为此事奔忙的严博非先生及其团队所做的巨大努力令人赞赏，所挑选的首批三本书：《论小丑》、《流氓的归来》和《黑信封》，就我到目前为止对马内阿的粗浅所知，也是最佳的选择。我还要感谢马内阿本人，他认真而诚恳地接受了我的采访，并赞赏了我对他作品的了解，尽管我自惭所知只是皮毛。

　　我们知道，这三本书的绝大部分由英文转译———《流氓的归来》有大约3万字由魏斐德的遗孀梁禾女士译自意大利文，加上其他三位译者邵文实、邹亚和章艳，译笔均通达晓畅，但有一点瑕疵，我不得不借此文指出，即书中反复出现的名词“小丑奥都斯特”（或奥古斯都）。我以为，原文的“Auguste”一词，在法语里已有“小丑”或“花脸小丑”之意，外研社2005年版的《新世纪法汉大词典》中，恰好有个习语示例：“l‘augusteetleclownblanc”，———“花脸小丑与白脸小丑。”所以，“花脸”对“白脸”，“傻瓜”对“权力”，我觉得，“傻瓜奥古斯特”只译“傻瓜小丑”可能更好些。（关于此词，我已在本文的引文中自作主张，作了替换。）

　　无论如何，马内阿的作品值得一读，亦值得我们做更深入的思考和讨论。此前我曾妄下断语：“马内阿上述作品得以出版的意义，也许不亚于20年前米兰·昆德拉在中国的出现。”说句老实话，我倒真希望这能成为现实。在2002年的《流亡的荣耀》一文最后，马内阿写道：“像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我从来不敢相信美能拯救世界。但我们可以希望，它能在慰藉和补偿我们的孤独时，发挥一己之力。我们还可以希望，它所具有的美的愿景，对真相的诘问，对善的重新定义，以及它不可预知的有趣，终将难以遭到抛弃，即使在无常与危险的时代。”

　　访谈

　　流亡是最好的选择吗？不，当然不是

　　旅居纽约的罗马尼亚著名作家、巴德学院弗朗西斯·弗洛诺伊欧洲研究及文化教授诺曼·马内阿，近日通过电子邮件接受了康慨先生的独家专访，谈及艺术家面对母语、祖国和政治困境时的选择，亦涉及他对流亡作家、罗马尼亚“流氓”、米兰·昆德拉和诺贝尔文学奖的看法。访谈全文如下：

　　50岁开始流亡

　　康慨：首先，我要谢谢您给我这个机会与您交谈。上个月，您的书《论小丑：独裁者与艺术家》、《流氓的归来》以及《黑信封》同时在中国翻译出版。我想这或会成为中国文坛的一件大事。两个月以前，我遇到一些中国的评论家，他们更愿意把你与米兰·昆德拉相提并论。你对此介意吗？

　　马内阿：当然没问题。我们之间有许多不同，但也有一些文学上的相似之处，这与中欧的文化背景，以及它对我们的怀疑主义、讽刺风格、对人生和人类命运之观点所产生的影响相关。我在布科维纳出生、长大，这是罗马尼亚的一个省，过去是奥匈帝国的一部分，现在仍然存有往昔的痕迹。已经有评论家们看到了昆德拉与我之间的相似。

　　康慨：苏联解体后，昆德拉起初并不想回到捷克斯洛伐克。你似乎也曾陷于同样的状况———那是在齐奥塞斯库死后，你收到了祖国的邀请。为什么？

　　马内阿：齐奥塞斯库死后，我想过要回去，尽管那时候并没有人请我回去。可不久以后，我深深感到失望，因为一些前思想官员和秘密警察成员，很快就通过操纵政治，或是金钱上的巧取豪夺，攫取了新的权力。一种新的民族主义打着昔日的口号，沿袭过去的做法卷土重来，也令我感到震惊。所以我没有回去，这是个明智的决定。

　　康慨：1941年，你第一次被安东尼斯库将军送上流亡之路，那会儿你还是个5岁的孩子。但是1986年的第二次流亡———你离开了罗马尼亚，随后又去了美国———并非被迫而走。这两次流亡有什么不同？或者，你还在罗马尼亚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内心的流亡。

　　马内阿：我不想离开罗马尼亚。这倒不是因为我在那儿过得幸福，或是有什么特权，而是由于那是我的土地，而我必须要在自己的语言和自己的文化里生活，哪怕国家荒芜，恐惧弥漫。的确，内心的流亡早在我离开前很多年就开始了。我离开，是因为情况已变得无法忍受，文化状况到了令人窒息的程度。我与当权者的关系已经非常紧张，唯一的办法就是出去———就像家里着了火，你跑出房子一样，那时不会去想下一步，睡在哪儿，吃什么。

　　康慨：你有两个主题：一个是流亡，另一个是“两个小丑”———独裁者和艺术家之间的对抗。艺术家应该怎样面对独裁者？流亡是最好的选择吗？

　　马内阿：不，当然不是。他必须尽作家和艺术家的职责，以及公民的道德义务———在任何社会里，这样的任务都不可能轻易完成，尤其是在独裁制度下。除了内心的流亡，只要是流亡，都应尽一切可能去避免。离开你的国家、家庭、朋友、书，还有你的文化和根基，只能是一种最后的、绝望的、终极的办法。我在罗马尼亚大独裁者的统治下呆了几十年，哪怕绝望，哪怕痛苦，但我坚决不离开。到了走的时候，我已经50岁了。到了这把年纪，你通常不会做出这种极端的决定。可是我做了。这意味着我已经万念俱灰，我已经被夺走了一切希望，一切未来。

　　也许我该补充一点，在我作品的“总的”主题（流亡、极权下的生活和艺术等等）之外，我也在书中涉及了其他一些普遍的文学主题，诸如爱、死亡和背叛，梦想和奉献，尊严和耻辱。

　　康慨：你曾经提到过卡夫卡的三个不可能：不写作的不可能，用德语写作的不可能，以及用其他方式写作的不可能。他还补充了第四个，也是全面的不可能：即“写作本身的不可能”。你说过还应再加上第五种，也是“最卡夫卡式”的不可能：流亡这种行为在地理意义上的不可能。为什么？

　　马内阿：卡夫卡处在永久的流亡中，自外于正常的、普遍的生存方式，即使他没有离开自己的国家。被孤独四壁包围的普鲁斯特也是如此。作家体验的是一种特殊的孤独和疏离。除了上述所有那些困难（不写作的不可能，用一种属于或不属于你的语言写作的不可能，用不同方式写作的不可能，乃至写作本身的不可能），还有一种新的，也是最可怕的一个，这种由于真正的流亡所造成的位移和失落，确系最阴暗和最荒谬的负担，是最“卡夫卡式”的一种。

　　卡夫卡的确没有离开过自己的国家和语言，但他经常梦想去这样做。留在这样一个地方，你被视作二等公民、受到侮辱，面临危险，对他来说，实乃“蟑螂英雄主义”。他经常梦到自己置身于遥远的国度，靠近某些“甘蔗园或回教墓地”。对他而言，西藏离维也纳近在咫尺。

　　何谓“流氓”

　　康慨：2006年，你的回忆录《流氓的归来》获得了法国的美第奇外国文学奖，那时我为《中华读书报》写过报道。几天后就有人告诉我，这本书将在中国出版。但是在汉语中，“流氓”不是个好词。它在书中究竟是什么意思？能详细说明一下吗？

　　马内阿：你知道的，我的书不是从罗马尼亚语翻译成中文的，这些书是用罗马尼亚语写的，却是从英文翻译过去的。这样的一种二度翻译要越过许多文化和语言障碍。我只希望这些书的核心和精髓能留下来，并达于中国读者。

　　在罗马尼亚的文化和历史中，“流氓”一词有一种特殊的含义。它意指被放逐者、局外人、边缘人、孤独的陌生人，不过有时也指因黑暗政治揭竿而起的斗士和反叛者。在《流氓的归来》里，其意思与我前面讲到的第一种意思相关：旁观者、异见者、孤独的人、独立的思想者。

　　我不了解这个词在中文里的确切含意，但我知道，在许多西方国家，“流氓”意指某种狂躁的足球迷。我想，它还有别的“隐喻”（乱糟糟的反叛者或街头流浪汉），不过，我在此对这个词在罗马尼亚文化中词意的说明，是与许多文学作品联系在一起的，如小说，以及非小说的政治文化作品（随笔、政论等）。

　　康慨：我非常喜欢《黑信封》这部小说，它的写作和出版都是在齐奥塞斯库时代的罗马尼亚。那必定是艰难时世。罗马尼亚如你所说，依然是“达达国度”吗？你生活了20年的纽约呢？你曾将这座城市称为“达达的首都”。

　　马内阿：是的，小说中描写的那段时间非常艰难和严酷，恐怖、苦难、恐惧和猜疑到处都是。但即便在那时，罗马尼亚仍有荒谬的一面，奇异地混合着享乐主义与拜占庭诡计、腐败、口是心非和阳奉阴违，原生的、一日千里的幻想与道德上的凌乱、地下企业与日常生活意想不到的密码。这些特色，连同其他许多矛盾和差异，也反映在艺术、文学和创造性的先锋实验中。达达运动的某些开创者是罗马尼亚人，这不是偶然的。

　　纽约是达达的世界之都，我们可以说，这是因为它是各种人、各种文化、各种语言和各种信仰的非凡的混合体，它的芫杂与智慧，它的韵律与活力，它的疏离与力量，足可作为流亡者的世界之都。它自有其动力非凡的日常秀。

　　康慨：今天的罗马尼亚令你更加失望吗？

　　马内阿：在迈向民主和新的现代阶段时，罗马尼亚目前所走的是一条复杂的道路。当然，它有某些或新或旧的缺点和失败，但我们应该对新一代创造美好国家的能力抱有希望。

　　康慨：今年早些时候，《纽约时报杂志》发表了一篇文章，讲的是罗马尼亚电影的“新浪潮”。（我看过其中一部，《四月三周两天》。我小时候，中国的电影院里有许多罗马尼亚电影，与今天的作品非常不同，大部分讲的是二战、勇敢的米哈依，或某个国营工厂厂长的“小小烦恼”。然后它们便消失了。）我也注意到，《纽约时报书评》今年1月份在罗马尼亚推出了第一个外语版。

　　马内阿：新一代的艺术家们已呈现出非常好和令人鼓舞的迹象，原因如我在回答你前一个问题时所说。从文化视角上看，今日罗马尼亚在戏剧、出版、新闻自由和电视等方面都有“复兴”之势。在文学上也是如此。现在，许多年轻作家都被译介到国外，并旅行于世界各地。

　　康慨：那么，这意味着罗马尼亚文学的“新浪潮”即将到来吗？

　　马内阿：但愿如此。

　　康慨：有些评论家提议，你应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你对此怎么看？

　　马内阿：是的。有人告诉我，我被提名已经有些年了，提名我的是一些相互迥异的人和机构。我对此事有什么看法无关痛痒。决定权在瑞典评委们手里，而且我们知道，这是个无法预测、结局难料的奖项。

　　康慨：再次谢谢您。

　　特约采访：康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