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军喜

　　“五四”纪念的历史与“五四运动”的历史几乎一样长久。作为一个历史事件，“五四运动”已经过去89年了，但对“五四”的纪念却延续下来并将继续延续下去。“纪念”实际上是对过去的一种理解，而理解———如伽达默尔所说———本质上是把过去的意义置入当前情景的一种调解或翻译。人们通过纪念的方式表达对过去的理解与对现实的确认，乃至对未来的设想。每一时代的人都按适合于该时代的特定需要的方式重新解释历史，纪念过去，因此每一次的“五四纪念”都会构成一种新的五四话语。

　　“五四运动”早期被认为是一场政治运动

　　纪念“五四”，人们首先要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问题：“五四运动”，究竟是政治运动，还是文化运动？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不仅取决于不同认识主体的政治立场和思想方法，而且取决于现实的政治斗争与文化斗争的态势。

　　在1919年5月4日北京学生示威运动发生后的半个月内，报界称之为“学生事件”（如北京《晨报》）或“学生爱国运动”（如《民国日报》）或“市民运动”（如《每周评论》）。大约半个月后，报界开始使用“五四运动”这一名词。

　　在5月4日学生示威游行会后的22天，即5月26日，罗家伦发表了一篇题为《五四运动的精神》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他不仅使用了“五四运动”这一名词，而且还制造了第一篇“五四精神”的寓言。他所说的“五四运动”，就是指5月4日那天所发生的学生示威游行运动。

　　但是后来随着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五四运动”一词的含义不断扩大，不仅包括学生与知识分子的社会政治运动，还包括此前发生的新思想、新文学运动。

　　事实上，当“五四运动”的第一个周年纪念日即将到来的时候，人们已经注意到“五四运动”与新思潮的关系。罗家伦就曾说过，新思潮运动发起之时，提倡的还不过是少数人，大多数还是莫明其妙，漠不关心，自从受了“五四”这个大刺激后，大家才都从睡梦中惊醒了，无论是谁，都觉得从前的老法子不适用，不能不别开生面，去找新的，这种潮流布满于青年界，就是那许多不赞成青年运动的人，为谋应付现状起见，也无形中不能不受影响。

　　在“五四运动”后的几年间，特别是在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时期，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虽然都不否认“五四运动”的文化意义，但基本上都把“五四运动”当作一场单纯的政治运动来看。

　　1924年，国民党理论家叶楚伧在《民国日报》上著文，呼吁打通“五四”与“五一”的障壁，他认为中国只有一个当头的问题，就是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成功，任何问题，都不能解决。所以在“五一”、“五四”两个纪念中，无论是工、是学，要联合起来，以国民的资格，同来为国民革命下苦功。

　　蔡元培先生在“五四运动”后不久对“五四”的理解也纯粹是政治性的。他说，“‘五四运动’为的是山东问题，山东问题现在总算告一段落，但是运动的结果，还不能算圆满，必要集股赎路，确有成绩，把胶济路很简单地赎回，其他问题自然迎刃而解了。”所以他认为“五四运动”用不着许多夸张的纪念，只要做好三件事：赎回胶济路的股款、自动的用功和扩充平民教育。

　　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时期对“五四”的理解也带有强烈的时代政治色彩，早期的共产党人都倾向于把“五四运动”理解为一次民族主义运动。1925年中国共产党在“五四”纪念时期明确地指出，“社会上对于‘五四’有两种认识：或认为它只是一个学生运动，或认为它是中国新文化运动，所谓‘思想革命’的高潮时期……然而单认‘五四’是学生爱国运动及思想革命的纪念，未免减少了‘五四’之政治上的意义。”然而所谓政治上的意义又是什么呢？这就是把“五四运动”当做中国民族运动史上的一件大事，并且是新的民族运动的起点。

　　也就在这一年，张太雷撰文指出：“‘五四运动’是一个完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运动”，“中国的民族运动自从‘五四运动’才渐渐变成近代化的民族运动——有组织的群众反帝国主义与军阀的运动。”“五四运动”作为一次反帝爱国运动的性质从此确立。

　　国共两党对“五四运动”的理解产生分歧

　　大革命失败后，国共两党对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的认识发生分歧，与此相联系，两党对“五四运动”的认识也发生分歧。

　　国民党自从确立了对全国的统治后，“新文学和新思想的假面具都可以用不着了”（胡适语），于是又回到了反对新文化运动的立场，高喊“保存国粹”的口号来了。反映到对“五四”的解释中，就是只强调“五四”作为一场爱国运动的政治意义而否定“五四”的文化意义。

　　1930年“五四”纪念时，国民党把“五四运动”界定为“全国青年外受胁迫，内遭军阀政府的压制榨残，外交丧权辱国，内政紊乱腐败，民不聊生思潮激变的环境产生出的民族自决解放运动，亦即是本党数十年来植于社会中革命思想所促成的救民救国的运动。”“九一八”事变后，民族矛盾日渐上升，爱国主义成为高于一切的价值。民族主义也不断从政治形态转向文化形态，国民党更极力地把政治的爱国主义的“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区别开来，到抗战中期，这一努力完全得以实现。蒋介石在肯定“五四运动”爱国热情的同时，对新文化运动大肆攻击。他说：

　　我们试看当时所谓新文化运动，究竟是指什么？就当时一般实际情形来观察，我们实在看不出他具体的内容。是不是提倡白话文就是新文化运动？是不是零星介绍一些西洋文艺就是新文化运动？是不是推翻孔教否定本国历史就是新文化运动？是不是打破一切纪律，扩张个人自由就是新文化运动？是不是盲目崇拜外国，毫无抉择地介绍和接受外来文化，就是新文化运动？如果是这样，那我们所要的新文化，实在是太幼稚太便宜而且是太危险了。

　　与国民党不同，共产党在大革命失败后，转而强调“五四运动”的文化意义。这一点是与中国共产党对大革命失败的反思与对中国革命与中国社会性质的认识联系在一起的。当时的一种普遍认识是，大革命的失败与文化运动的滞后有关。此后，随着日本侵略的步步深入和民族矛盾的日益加深，文化救亡的任务显得十分迫切，而国民党又掀起了一股复古思潮，就在这种背景下，1936年延安文化界的一些人士提出了“新启蒙运动”的口号。

　　所谓“新启蒙运动”，是相对于“五四”时期的新思潮运动而言，它继承了“五四”的文化批判精神，又服务于救亡的需要，具有爱国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性质。不过这一运动发生不久即消沉下去，但“五四运动”从此又被赋予启蒙运动的性质。“五四运动”作为政治运动与文化运动的双重意义得以确定。

　　1939年“五四运动”20周年纪念的时候，毛泽东首次系统表述了他对“五四运动”的看法。他认为，“二十年前的‘五四运动’，表现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五四运动’成为文化革新运动，不过是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种表现形式”。很显然，毛泽东把反帝爱国运动与文化革新运动视作一个整体。此后，中国共产党每一次的纪念活动都要强调“五四运动”既是一次反帝的爱国运动，又是一次反封建的文化运动。

　　“五四精神”与爱国精神

　　“五四”纪念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人们常常纠缠于那种“不在场”的、形而上的东西，而那些“在场的”、实实在在发生过的事情，相反却很少为人提及。这样就给人们的纪念活动提供了很大的想象空间。在纪念的过程中，有些方面被反复提及，反复强调，如爱国主义、民主与科学、反传统等等。这些便渐渐地成为人们普遍认可的“五四精神”或“五四传统”。

　　“五四”的精神就是爱国的精神，这是国共两党都能接受且加以肯定的提法。不过双方所理解的爱国精神在内容上并不相同，甚至相左。就是同一党派的人物在不同的时代所理解的爱国精神也不相同。

　　1930年，正是国民党确立对全国的统治后不久，而国民党内部各派又相互争斗之时，很自然地把“五四”的爱国精神的意义表述为“扑灭祸国殃民的反革命集团阎冯等军阀余孽，巩固和平统一的局面……并在本党的领导下团结起来，协力于国家或地方训政建设的事业”。

　　直到1945年的十多年间，国民党随着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对“五四”的爱国精神作了不同的解释。到1946年，中国面临着一个向何处去的问题，国民党企图继续坚持其顽固独裁的统治，因而指责中国共产党及其他进步势力为“军阀”、为“封建”，并把“五四”的爱国精神描述为反军阀反封建精神。“五四运动”的精神也就被利用成了国民党反共的思想资源。

　　中国共产党始终认为，“五四精神”的核心就是爱国精神，但爱国精神的内涵在不同时期也不相同。抗战爆发以前，中国共产党认为“五四”的爱国精神就是一种民族自决的精神。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把“五四运动”的爱国精神描述为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卖国政府两方面。毛泽东指出，“‘五四运动’正是做了反对卖国政府的工作，所以它是革命的运动。全中国的青年，应该这样去认识‘五四运动’”。

　　中国共产党对“五四精神”的另一表述，就是认为“五四精神”是民主与科学的精神。这一认识最早可能始于毛泽东。

　　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所作的《反对党八股》的讲演中说，“‘五四运动’的发展，分成了两个潮流，一部分人继承了‘五四运动’的科学和民主的精神，并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加以改造，这就是共产党人和若干党外马克思主义者所做的工作。另一部分人则走到资产阶级的道路上去，是形式主义向右的发展。”抗战胜利之后，中国面临着一个建什么国的斗争，国民党害怕国内民主力量的发展，不敢提“五四”的民主精神，而中国共产党则高举科学与民主的旗帜，反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到1949年，民主与科学作为“五四精神”的体现被广泛认同。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共产党通常把“五四”的民主与科学精神及“五四”的爱国精神相提并论，并把爱国视为发扬民主与科学精神的前提。

　　国民党为何否定“五四运动”？

　　国民党对“五四运动”的态度有一个变化的过程。当新文化运动开始发动时，国民党中的主流派是极力反对的，“五四”爱国运动后国民党看到了新文化运动的力量的伟大，决计加入新文化运动。但到大革命之后，国民党再次否定新文化运动，并认为“五四运动”是一次“走错了方向的民众运动”。

　　国民党否定“五四”，显然有其政治上的和文化上的理论依据。从政治角度看，国民党诞生于“五四”之前，是先有国民党后有“五四”。从文化上看，“五四运动”所提倡的西方文化也与国民党所张扬的民族主义相冲突，因此，国民党对“五四”的否定是必然的，否则就无法确立自己在政治上和文化上的“合法”地位。

　　国民党否定“五四”，还有为现实政治斗争服务的因素，1930年5月4日《民国日报》的一篇纪念“五四”的文章写道：“革命的基础，在高深的学问，青年的学生们不要再像吃了狂药般地冲锋了，我们且回到自修室里，去研究些学问吧！国家的事情是多么复杂，政治的问题是多么艰难，岂是我们几个血气未定的青年所能解决的？又岂是我们几个学无专长的青年所能救济的？我们要认清时代，现在不是五四运动的时代了，现在是我们专心求学，努力教育建设的时代了。”到1946年国统区内青年学生反内战反独裁的斗争此起彼伏，《民国日报》又老调重弹，再次高喊出“五四时代过去了”：

　　吾人之时代，异于五四时代之时代；吾人之精神，亦异于五四时代之精神；吾人在今日实不必游行示威，贴标语，喊口号，以从事打倒卖国贼为能事。吾人之所努力者，应与其国策相符合，即应以努力完成工业化为职责，青年应负之责任甚多，而其最急要者则莫如此。

　　“五四运动”是一个新时代的起点

　　但是，一些政治上加入了国民党而思想上仍坚守自由主义传统的知识分子，虽然也认为时代发生了变化，但对“五四”所开启的思想革命未能实现深表忧虑，因而主张继承“五四”思想革命的传统。胡适可以说是一个典型。

　　在1949年以前，胡适在政治上虽然倾向于国民党，但在文化上对国民党的种种做法极为不满。1948年五四28周年纪念时，胡适指出，“五四运动”永久的历史意义，就在于解放了全国青年的思想，因此，“我们在二十八年后纪念‘五四’，也不能不仔细想想，我们今日是否‘已收革命之成功’，是否还‘必有赖于思想之变化’。”显然，胡适并未放弃其启蒙主义的立场，而这一点与正统国民党的“五四”观是不一致的。

　　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有一些政治上倾向共产党的左翼知识分子也主张继承“五四”未竟的事业。但他们采取的则是一种否定方式，认为“五四”作为一场文化启蒙运动很不彻底。20年代后期开始的“革命文学”运动，就曾指责“五四”时代的知识分子“对于时代既没有十分的认识，对于思想亦没有彻底的了解，而且大部分还是些文学方面的人物，所以他们的成绩只限于一种浅薄的启蒙。”30年代的“新启蒙运动”也是基于对“五四”缺点的反思上的。这种反思性的思路后来一直在知识分子中延续下来，一旦现实的政治生活出现不协调的因素，他们就会提醒自己，启蒙运动的目标尚未达到，中国所需要的，就是继续“五四”所未竟的事业。

　　中国共产党自始就是主张继承“五四”传统的，几乎从一开始就把“五四运动”当做一个新时代的起点。

　　随着对中国革命认识的加深和对中国革命经验的总结，特别是毛泽东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形成，中国共产党对“五四”的认识也趋稳定，这就是把“五四运动”当作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认为“五四运动”发生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极大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促进了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从而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创造了条件。

　　1940年，毛泽东更加明确地指出，“‘五四运动’是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此后，中国共产党每次阐述“五四运动”的意义，都要强调这一点。

　　显然，“五四”事件本身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对“五四”的认识和理解。“五四”已成为一种符号、一种象征、一种不尽的意义与力量源泉。

　　◎欧阳军喜，清华大学历史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