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画书志学乔纳森

　　2006年11月，朱天文《最好的时光侯孝贤电影记录》出版，前面有阿城的序，开篇即说：“我确信，除了朱天文，没有人可以担当侯孝贤的编剧。任何人看过这本书之后，可以自己掂量一下我说得对不对。”不对！我不用看过这本书也敢这样说。不知是称赞起才女来特别罔顾事实，还是一贯满嘴跑火车，阿城讲此话时大概没想过这是对其他作过侯孝贤电影编剧的人多大的不公正罢。别的不说，1989年三三书坊出版《恋恋风尘》，封面上大大地印着“吴念真朱天文作品”。同一年，电影《悲情城市》问世，演职员表里写着“编剧：吴念真朱天文”。是从什么时候起，“除了朱天文，没有人可以担当侯孝贤的编剧”的？阿城不妨自己掂量一下。

　　那么，朱天文这本书有攘夺别人的成果吗？没有。她的文章里写得很明白，在合作打磨剧本的过程中，两人有分工，朱天文先写出纲要性质的“分场”，再由吴念真完成更多细节、较为丰满的“剧本”。不管是在《恋恋风尘》一书中，还是在《悲情城市》（香港创建出版集团公司1989年12月初版）一书里，“分场”、“剧本”两部分都是分得清清楚楚，著作权的归属不存在疑问。《最好的时光》里收入的，便是朱天文写的《恋恋风尘》、《悲情城市》的“分场”，朱天文当然有理由这么做。不过，在我看来，既是合作，若有可能，在单方面结集时，何妨提对方一句，免得让局外人生出“贪天之功”的猜疑，也省去了阿城那样不着边际的“谬赞”。

　　朱天文做的是搭框架的工作，一般说来，的确显得更重要些，因为其后无论是吴念真的文字增改，还是侯孝贤的影像加工，都是要以此为基底的。然而，框架仅是框架，电影是讲究“戏肉”的，没有“戏肉”，框架就是空架子。这里可以举一个例子，《恋恋风尘》里的一场，朱天文“分场”写的是：“阿远在杂货店中，做完了工作，向老板辞行。自从摩托车遗失后，他赔了钱，就换了这家工作。老板蛮爽气，虽没做足月，仍发给他足薪，从他的服兵役扯到自己四十年前南洋做兵的豪勇事迹。”到了吴念真的“剧本”里，杂货店老板是讲了一大篇话的，他说：“我们那时，一接到兵单，全家就大哭，太平洋战争的尾巴，当兵就像去‘赴死’咧。像我那批，同条街去了卅几个，才回来四个，其中有一个，就是街尾那个疯子，怕疯了。我祖公保庇，船被打沉了，没死，登陆以后，在深山林内被追了五六个月也没死。没东西吃，只要味道可以忍受的，管他死的活的都吃，真的是‘有毛的吃到棕蓑，没毛的吃到石头’。有的人，真的眼睛看着他死，饿死，被蛇咬死，麻拉里阿（疟疾）死的。台湾兵，大家有感情，看自己人死，总想把他的骨头带回来，可是要逃命，没时间带全身，我们就想一个办法，把死人的手砍一支下来，用火把上面的肉烧烂，用刺刀削掉，要不然会臭啊，对不对，然后插在背包上跑。我一个人不知道插了六副还是七副，也不知道怕，很可怜，我们那时。你们现在，没关系了……”后来，侯孝贤的电影基本上把这段话照搬进去了。我看电影时，对剃光的骨头插在背包上这个段落印象很深。现在要是有人跟我一样，看到电影这里有感触，去翻《最好的时光》这本书，他就只能读到“从他的服兵役扯到自己四十年前南洋做兵的豪勇事迹”云云。你说，光有框架行吗？

　　侯孝贤、朱天文、吴念真他们合作之中不免出现矛盾分歧，我看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除了高下之分，也还有路向之别。朱天文提到过，剪《恋恋风尘》时，“小廖（指剪接师廖怀松，引者注）说念真的东西都被拿掉了，念真会很伤心”。这里须说明两点：一，所谓“都被拿掉”，其实只是一条情节副线而已，不很要紧的；二，这条被拿掉的情节副线，本来还是朱天文设计的，即阿云写1095个信封那桩浪漫透顶的事；要伤心，朱天文也得跟着一块伤心。

　　吴念真笔下的东西，有时确乎有点通俗剧的气息，但在我看来，这也不是什么缺陷，只是未必合侯孝贤的意罢了。那么，朱天文就严丝合缝百分之百贴合侯孝贤的心思吗？当然不是。这里可以再举一例。阿远退伍，初回家，朱天文的“分场”里写：“他走进屋子，只有母亲在，父亲还没放工。母亲非常高兴，说他晒得这么黑，结实了，打好一盆水叫他去洗脸。”吴念真的“剧本”完全依这个路子，这里就不引了，那侯孝贤是怎么拍的呢？我想，应该有不少认真看完《恋恋风尘》的观众还能回忆起，在电影中，阿远到家时，家里是阒无人声，他摸进来，才发现母亲蜷曲身子侧卧着，正睡午觉呢。侯孝贤这是此时无声胜有声，神来之笔。他把朱天文、吴念真都给比下去了。可是，我每次回味这一节，都不自觉地想到，所谓“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其实多半还是造作凑泊出来的罢。有时候，通俗剧反而是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