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9年，摄影术在法国诞生。不久，鸦片战争爆发，1842年，中英签订《南京条约》，中国向外国开放五个通商口岸。随后，大批商人、传教士来到中国，摄影术也在此时传入了香港、广州等地。来华的外国人开始开设职业照相馆。但当时并没有“照相馆”的称谓。

　　像馆、画楼与绘画纠缠不清的关系

　　原来，在摄影术传入前，人们要把自己的形象保存下来需求助于画师和他们开设的“像馆”或者“影像铺”，利用传统的绘画技法把容貌留在纸上或布上。相较于画像，摄影价格便宜、方便迅速、形象逼真，一时给画像行业造成很大威胁。很多画师想方设法学习照相术，于是，“像馆”和“影像铺”里的画师成为中国最早掌握照相术的人。

　　有闲阶层是像馆的主要顾客，像当时的妓女、戏剧演员、社会名流及社会富裕阶层中一些人都把照相作为享受生活，自娱自乐的一种手段。中国人看到“像馆”能赚钱，也纷纷效仿。经营油画的画师周森峰、张老秋、谢芬三人合伙开设了宜昌画楼，是中国人最早开设的照相馆之一。在当时香港的皇后大道上，还有著名的南桢画楼，辉来影相、兴昌影相等。画师经营的“像馆”、“画楼”或“影像铺”成了中国照相馆最早的称谓。

　　在画楼、影像铺里，摄影与绘画并存了很长一段时间。由于照相技术和设备尚不成熟，人像摄影无法大规模推广。随着油画等西洋画派传到中国，让传统的肖像画注入了新的写实风格，更加受到人们的青睐。肖像画与照相之间的关系逐渐找到平衡点，从竞争变为互补。当时画像有两种方式，一是直接画本人，被画人需要长时间端坐，画像效果真实，细节表现好；还有一种将画像与摄影结合，先拍摄一张小照片，然后由画师根据照片放大，由于当时只有黑白照片，画像的细节表现不如前者。

　　当时，中国劳动力便宜，国际运输是海运，成本很低，很多美国和欧洲的商人把本国的根据照片画像的业务搬到了香港、广州、上海等地。香港皇后大道、广州十八甫、上海河南路等像馆、画楼、影像铺林立，中国的画师们根据照片给外国人画像，被商人运回国内销售，赚取利润，而这种交流无形中也提高画楼、影像铺里画师、摄影师的绘画水平。

　　照相楼登上高楼好取光

　　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着摄影术发展，照相业的影响超过了画像业，画像业逐步萎缩。在东南沿海的广州、福州、厦门、上海等地，照相馆蓬勃发展。这时照相馆大部分起名为“照相楼”，比如上海早期的公泰照相楼、宝记照相楼，福州的宜昌照相楼等，人们都要登楼照相，为什么叫“楼”呢？

　　原来，早期照相使用的绝大部分是玻璃底片（湿片），感光速度慢，当时又没有人造光，必须用日光，摄影室一般都在楼上开设，还得在天气晴朗时拍摄，以充分采光。日光强就在顶棚上拉起白布遮挡直射光，光弱则用反光板加光。因为拍照时间较长，椅子都有较长的靠背，以便让被照者稳定不动。拍照时，摄影师敲一下木板子（据说“拍照”二字由此而来）大喊一声，打开镜头盖，然后“一、二、三……”，数到九、十，有时甚至二十，才能大功告成。直到1920年代，照相才用上人造光，很多照相楼开始“日夜照相”。所谓照相“楼”的意义才相对减弱。

　　照相号商业化、规模化

　　随着玻璃干片的发明（1880年左右），摄影师可以方便地走出摄影室，面向家庭、社会团体，并将镜头移向城市风光、建筑、民俗等。照相馆也可以大规模印制照片，向市民、旅游者出售。商业色彩愈加明显。这时出现的“照相号”就是一个说明。如“银号”、“商号”一样，“照相号”更重视规模化的商业销售。《京张路工摄影》大型专题摄影集就是上海“同生照相号”于1909摄制的。这一照片册的封里，裱贴着两小张印签：“本号精究放大时装照相铺在上海虹口北四川路门牌第3052号”：“上海公兴印字馆制造，开在虹口西武昌路”。显然，这是照相号特意刊登的商业广告。很多照相号还大规模印制当时流行的明信片相片，向旅游者兜售，也有一些大规模销售照片的照相馆直接就叫“照相店”、“写真店”或“画景店”了。

　　像馆、画楼、影像铺、照相楼、照相号、写真店……早期照相馆的称谓一般都印在照片背板的正面下部或背面商标上，大部分还印有照相馆的中英文详细地址、经营内容。这些不同的商标不仅是研究中国摄影发展史的实证资料，同时，对于今天的摄影收藏者鉴定存世老照片真伪，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撰文/供图：仝冰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