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把时尚仅仅当做是歌舞升平年代的享受之物，就错了。这柔美、高贵抑或奢侈的东西，一旦被赋予积极、乐观、坚强的阐释时，正如设计大师迪奥所言，它的善变就“好像一个个魔球，不一定是美的，不一定是新的，但一定是最极端的、最个性的、最诱惑人的”。

　　悲痛载体

　　1939年9月到1942年春天，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在这兵荒马乱的日子里，本被认为最没地位的时尚杂志，却因摄影师们刻画了担当社会道义与责任的厚重一笔，大大提升了影响力。

　　1940年9月，德国占领巴黎，许多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先后流亡美国，摄影师霍斯特（Horst·P·Horst）便是其中一员。得知巴黎被占领，远在纽约的他，只能将祖国沉沦的巨大悲痛反映在时装摄影作品的灰暗基调中。

　　乱世红装

　　1942年，由于战需紧张，美国曾停产化妆品两个月，由此引发了知识界的大争论，化妆的重要性被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它和国家存亡有着密切关系：“一个投入战争的国家，她的妇女应该容光焕发，只有这样，这个国家方能在精神上首先取得胜利，没有精神的胜利，也就没有真正的胜利可言。”

　　时尚杂志提出美的标准：美丽应该是赏心悦目的，而不是令人心碎的。女人们想尽各种废物和旧物利用的各种办法，将窗帘、床罩改成衣服，将不合穿的旧衣改样新穿，用酒泡玫瑰花瓣作胭脂，甚至用木头来做腰带……

　　女性社会角色因为战争而发生了变化。许多妇女加入到战争后援中，或从事国际红十字会的志愿服务，或者去找工作负担起养家重任。这一重大的社会变革被时装摄影师敏锐捕捉到，并迅速通过刊物呼吁出来。1943年下半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根本转折和全面进攻的准备阶段。VOGUE当年9月的封面摄影，推出了一位正在阅读招聘启事的新时尚女性形象。杂志在封面上醒目地写道：“担起一份工作，解放一个男人去战斗！”可见时尚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是如此紧密，经典作品中的美丽背后，总沉淀着一个时代的内涵。

　　无论在英国还是美国，《时尚》、《时尚芭莎》等刊物，其编辑内容与战局发展的紧密联系令人惊叹。他们号召读者给红十字会捐助战场上需要的钱物，甚至用很长的篇幅报道战争的进程，而负责战地采访和拍摄的，正是时装摄影师们。

　　亲临战场

　　李·米勒（LeeMiller）就是战时杰出的时装摄影师之一，这位具有传奇色彩的女性，曾经是一个模特，1928年因为出现在一则女性生理卫生用品广告中而招来议论纷纷。她是第一个出现在此类广告中的女子，代言的是当时人们最忌讳和羞于启齿的内容。后来，她拜艺术家曼·雷（ManRay）为师学摄影。1944年，她随美国部队进入欧洲，从前方发回许多解放欧洲的图片和报道，发表在美英版的《时尚》上，真实记录和刻画了民众在战争中表现的坚韧精神，鼓舞着同在苦难中的人们。

　　心态折射

　　1944年底，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入全面反攻阶段，时尚封面大王、摄影师欧文·布鲁门费尔德（ErwinBlumenfeld）创作了一个超现实主义作品，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共鸣。在封面的内页，摄影师解释了他的创作意图：“女人一边脸是男人的影子，即便这个男人远在大洋彼岸，他的存在让她心存温暖，神采奕奕。在他尚未归来的日子里，她是美的守护神。”

　　战争结束前最后一个月的《时尚》封面上，摄影师欧文·潘恩（IrvingPenn）大胆地采用了抽象主义表现手法。大片阴影覆盖在人物的脸上。人物眼神在画面中位置鲜明，企盼的同时带着忧虑。这正正折射了当时主流公众对战后重建的复杂心理。

　　时代变革是时尚存在和发展的现实土壤。二战时期的时装摄影作品，因时代感的创作表达而具有重要地位和深远影响。二战后，时尚刊物的读者数量和杂志覆盖面迅速上升，成为大众消费的主流媒介之一。

　　（本文节选编自《时装摄影———风潮·风情·风格》一书，石志民/周邓燕编著，人民美术出版社，2008年6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