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文辉

　　□现代学林点将录·正榜头领之五十五

　　潘光旦（1899—1967），原名光亶，字仲昂；江苏宝山（今属上海）人。

　　潘光旦、费孝通曾同在清华社会学系，又同为民盟成员，私交密切，费视潘为师长，然两人的学术背景差异甚大。潘留美攻生物学，费留英攻社会人类学；潘以古典文献的考掘见长，费以现时社会的实地调查闻名；研治家族问题，潘重视血缘的历史传承，费重视制度的社会功能。论声名与影响，费似过于潘；而论学力之深厚、视野之广阔、见解之新颖，则潘固胜于费也。

　　潘氏就读清华学校（游美预备班）时，已援引弗洛伊德的性心理学说撰《冯小青考》，从影恋（自恋）角度解释一位明末女子的事迹，饶富新义，当时梁启超称许他“对于部分的善为精密观察，持此法以治百学，蔑不济矣。以吾弟头脑之莹澈，可以为科学家；以吾弟情绪之深刻，可以为文学家”。初试啼声，迥异凡响，实已奠定他将西方学理与中国古籍打成一片的学问格局。

　　遗传学及优生学受累于纳粹屠犹及种族歧视，久已一蹶不振，但在近代曾风行一时；潘氏深受其影响，故在治学上特重家谱与人才问题：前者有《中国家谱学略史》、《家谱与宗法》、《章实斋之家谱学论》；后者有《中国画家的分布，移植与遗传》、《中国伶人血缘之研究》、《近代苏州的人才》；而“打通家谱与人才两个题目”者，则有《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与费孝通合作的《科举与社会流动》一文，从社会学立场讨论科举制，亦属人才研究的延伸。他强调人物成长的遗传性，虽不免有所偏颇，但他借鉴生物学、社会学以治史的方法，却并未因此失色，实为中国社会史学（历史社会学）的先声。

　　五十年代以后，优生学在大陆成为禁忌，潘氏乃转向民族史研究，著有《开封的中国犹太人》（前编）、《湘西北的“土家”与古代的巴人》，钩沉佚史，识别族属，皆填补空白的力作；又遍读史籍，辑录《中国民族史料汇编》，亦有劳绩。

　　潘氏成就的另一大宗，则为西方名著的译注，最要者当数霭理士《性心理学》、恩格斯《家族、私产与国家的起源》、达尔文《人类的由来》三种。《性心理学》注释凡五百余条，多是他从正史、笔记、诗词戏曲等各类文献中搜集的中国性史资料及相关见解，可与霭理士原著相证发，最为世人艳称；附录《中国文献中同性恋举例》一文，尤为同性恋史的凿空之作。《家族、私产与国家的起源》注释的字数甚至超过原著，处处可见他对中国上古社会独到的人类学观察，真正可称“《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续篇”。如此以著述态度作译注，其难度及价值，又岂在正规著作之下耶？

　　潘氏精力旺盛，撰作极多，专著而外，专业性的散论辑录为“人文生物学论丛”，包括《优生概论》、《人文史观》、《民族特性与民族卫生》及《优生与抗战》；此外政治社会方面的评论也不计其数，民国时汇刊为《读书问题》、《自由之路》、《政学罪言》数种，而未结集者尚多，亦现代一大舆论家。他以“提高民族素质”自任，为国人中鼓吹优生学说最有力的代表，则拟之为神医安道全，不亦可乎？

　　潘氏青年时代在运动中受伤，因细菌感染而截去一腿，此后终身不离双拐。按：其笔名及室名有“坎侯”、“踦庵”、“踦斋”、“夔庵”、“夔斋”及“胜残补阕斋”等，皆暗示其残疾；其中“夔庵”、“夔斋”之“夔”，盖取义于上古“夔一足”的神话。又，徐志摩曾有“胡圣潘仙”的戏语，“胡圣”即胡适，“潘仙”即潘光旦，以其形似李铁拐，可置于“八仙”之列也。鲁迅小说《理水》有“一个拿拄杖的学者”，自称“我曾经搜集了许多王公大臣和豪富人家的家谱，很下过一番研究工夫，得到一个结论：阔人的子孙都是阔人，坏人的子孙都是坏人———这就叫作‘遗传’”，即影射潘氏耳。

　　诗曰：考证小青犹少年，人称铁拐是潘仙。性心理学劳君译，一卷居然有郑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