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这篇对魏同贤先生的专访，我的第一印象是魏先生十分谦逊而朴实。比如说，他对于《柳如是别传》立意的解读以及对于陈寅恪先生晚年心境的体认，我看即便是现今的许多“专家”也未必能达到他的水平；在回答《陈寅恪文集》的出版是否带动了整个出版界时，魏先生坦言：“这个我说不准，只是感觉后来的文集就多起来了。”这些朴实的话语让人信服，也越发让人觉得他和蒋天枢先生一样堪称陈寅恪先生的“后世相知”。作为读者，我们却不能因为魏先生的谦逊而低估了出版《陈寅恪文集》在当年乃至今天的重要意义。

　　“文革”期间，学术界、思想界十分寂寞与荒凉。魏先生以亲历者的身份回顾过去，更使我们产生身临其境之感。借此机会，我愿意把近期在整理蒋天枢先生遗札时看到的一些“历史影像”与大家分享，也算是对魏先生回忆的一种呼应和补充。

　　蒋先生的这批遗札，是1978年至1985年间写给陈小从（陈寅恪侄女）的60余通书信。当时，自嘲为“少不更事”的陈小从梦想着整理出版《陈宝箴遗集》、《义宁陈氏五先生诗集》（繁体直排），问计于蒋先生，蒋先生一秉其忠厚之风，爱屋及乌，竭力赞助。但其时万物凋零，“文革”遗风犹烈，难度之大既出乎陈小从意料，也令蒋先生颇为惊骇：

　　首先遇到的困难来自出版界。“当前连识繁体字的人都少极”，专业人才极度匮乏。此外，“‘文革’期间多数繁体字铜模被销毁，尤其大号字。以致现在即使需用稍大的字，多系现刻铅模。以致印大字本成为不可能的事了。”不仅如此，“现在全国任何处都找不到木刻处所了”，于是改刻木刊本也同样成了不可能的事。

　　其次，出版旧体诗的“特权”仍未下移。据出版界人士介绍，“现在只有首长的旧体诗能印，一般人是不印的。”

　　此外，“特权”还包括“全集”名称的专享专用。陈寅恪专集本当定名为“全集”，“因为‘全集’之名须请示国家才能用，所以全书只称‘文集’”（朱浩熙《蒋天枢传》解释为“为避免马列称全集之故”，可参阅）。难怪蒋先生在信中感叹：“真是忌讳太多了！”

　　正是因为忌讳太多，蒋先生虽然明知陈寅恪先生的诗是“一生精神命脉所在”，“也是中国文化之灵魂的寄托”，但在正式刊印时仍然删落了“犯忌讳过甚”的几首。同时，蒋先生断然打消了陈小从拟请俞大维为《同照阁诗钞》作序的想法，因为“此书如将来在国内发行，而书前有台湾要人所作之序，您不想到会有问题吗？”

　　应该承认，在整理、出版《陈寅恪文集》的整个过程中，很难明确指出遇到过什么具体的压迫和阻挠。但不容置疑的是，当陈寅恪已经成为历史，整理、出版、研究陈寅恪的著作，仍然真切地感受得到一种无形却强悍有力的束缚和禁锢。明白这一点，才能冷静地接受这样两个事实：《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出版16年后，迟至1997年方能“恢复旧貌”，还原了删节的文字；1969年，陈寅恪夫妇先后辞世，其女美延等费尽周折，至2003年方能将父母骨灰安葬于庐山植物园，一了“入土为安”之夙愿。

　　明于此，才能对上海古籍出版社于春寒料峭之际郑重推出《陈寅恪文集》作出公允恰切的评价：“在八十年代初人们方从混沌阴郁状态中解脱出来，古籍社所进行的这一项工作是艰巨而且有远识的，是为保存民族文化而作的有意义的事。”（鲲西：《初刊本〈柳如是别传〉出版纪实》，载2006年11月5日《文汇报》）“上海古籍出版社及其前身中华上编在出版陈寅恪先生著作等方面对于中国当代文化和出版的贡献，是可以载入史册的。”（高克勤：《〈陈寅恪文集〉出版述略》，载2007年6月3日《文汇报》）

　　魏先生的这份回忆，除了再一次对蒋先生进行表彰之外，还充分肯定了当年主持出版《陈寅恪文集》的两位领导———李俊民、罗竹风。他们既是官员，又是学者，而且做了高官而不失学者本色。当他们和陈寅恪一样成为历史的时候，后来者不应该忘记他们为了打破禁区而作出的努力和尝试。同样不能忘记的，还有为了追寻陈寅恪遗稿而出面干预或牵线搭桥的习仲勋、王元化等高层领导。这些尊长，本着尊重学术、尊重历史的精神，成为保存民族文化大业的重要参与者。

　　魏先生在这次谈话中没有涉及《陈寅恪文集》出版前后的“海外因素”。事实上，这一点并非无足轻重。“国内沉默，海外大做文章”这一怪现象，在陈寅恪生前身后表现得尤为突出。甚至可以说，“陈寅恪热”的兴起和蔓延，是海内外无数对历史抱有温情与敬意的有识之士促成的又一次思想震荡与启迪。

　　1964年，陈寅恪先生在《〈论再生缘〉校补记后序》中写道：“知我罪我，请俟来世。”一生从未曲学阿世的前贤早已坦然走进历史，后死者又该怎样承接其衣钵、传递其薪火？●张求会

　　张求会，广东行政学院教授，《陈寅恪的家族史》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