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古籍出版社坐落在徐家汇一条弄堂里，门面很不显眼。魏同贤的家离出版社只有几分钟路程。魏同贤的名字对很多人来说都是陌生的。他是编辑家、红学家，在古籍编辑、出版方面颇有名望，曾经担任古籍出版社社长，主编过《冯梦龙全集》等文集，现已离休，今年78岁。

　　“文革”结束后，学术出版界一片荒芜，百废待兴。上海古籍出版社开始计划推出学人专集，排在第一位的是陈寅恪。1980年，《陈寅恪文集》陆续出版，魏同贤担任责任编辑。这是“文革”后中国出版的首部个人学术集。这套书的出版，对当时学术出版界的恢复、重建，有着重要的开创性意义，打破了“文革”以来形成的出版禁忌。在它之后，多部个人学术集相继出版，学术出版界逐渐回暖。

　　我们通过“翻箱底”，整理出陈寅恪的一部分稿子

　　南方都市报：据我所知，编《陈寅恪文集》之前，上海古籍出版社才刚刚独立出来。

　　魏同贤：我们的出版社最早叫新文艺出版社，后来上海成立了一个古典文学出版社，我们就是从那个出版社发展过来的。当时中华书局迁到了北京，一部分人员没有走，以这部分人为基础，成立了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以后，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并到了北京中华书局，变成了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

　　“文革”后期“评法批儒”，就选一部分人成立了一个编辑小组，叫“评法批儒编辑组”。“文革”结束以后，上海人民出版社就分开了，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都恢复原状，都重新独立了。但是我们没有恢复为“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而叫上海古籍出版社，跟北京中华书局的关系就完全断开了。上海古籍出版社就是这样来的，一直到现在。

　　南方都市报：当时是出于古籍重要性的考虑才成立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吗？

　　魏同贤：古籍是属于被批判为“厚古薄今”的东西，受“左”思想的影响，只有秋瑾的革命诗歌能够出版。“文革”期间，整个学术界、思想界就处于非常寂寞、荒凉的状态。

　　这种局面，的确是“文革”前就已经开始了，我们从事出版工作的人很容易感觉到。因为在“文革”前，大家读的书就是《中华活页文选》等少数古籍。由于出版的书越来越少，古籍出版很不景气，特别荒芜。

　　南方都市报：“文革”后是如何恢复工作的？

　　魏同贤：上海古籍出版社成立以后，我们有位老领导，叫李俊民，他是一位修养很高的学者，又是一位老革命、老作家。“文革”的时候，由于他熟悉张春桥的丑史，他受到了残酷的迫害。他回来主持工作后，恢复了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日常工作。我在大学毕业以后被分配到了北京的中国青年出版社，1955年的时候，我调到了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但是在“文革”期间，我变成了“反革命”，被批斗了一通。恢复工作之后，少年儿童出版社的领导数次跟我讲，希望我能回去。但是我还是不回去了，因为那个地方挺伤感情的，对我进行了过分的批判。另外我搞过古典文学，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可能更加合适，就没有回去。

　　南方都市报：那时候古籍出版社就开始有新的出版计划了吧？

　　魏同贤：对。因为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的业务分工主要是搞古典文学，而古典文学图书有两个部分，包括古典文学本身的编选、注释、印制，比如对《红楼梦》、唐诗、宋词、元曲等的整理，当时是以这个为主的，我们有一个专门的编辑室。而我特别喜欢古典文学的研究著作。在当时很荒芜的情况下，我们要出版什么书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我们出版社原来的局长是罗竹风，后来是上海市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主席。他是一位学者，也是一位老革命，“文革”中他也受到残酷迫害，当时尚未落实政策，就暂“寄”在我们出版社，就请他帮我们把把关，终审稿子。我们作为具体工作人员，都要来出版社上班，讨论出什么稿。我比较喜欢《红楼梦》，我就跟同事提出，出版关于《红楼梦》的书。当时，我们还提出要“翻箱底”，因为“文革”之前，一些学者的著作保存在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的档案里面。现在对这些档案进行清理，就整理出了一批稿子，包括陈寅恪的一部分稿子。

　　南方都市报：《陈寅恪文集》是“文革”后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第一部个人学术集，为什么会把陈寅恪放在第一位？

　　魏同贤：出版社对出版《陈寅恪文集》是否放在第一位，我不敢妄作评议。但当时社里一致认为，陈寅恪先生是一位著名的学者。当时史学界一般认为从事古代史研究的有“二陈”，即北京的陈垣和广东的陈寅恪，是史学界的双子星座，两位大师。“文革”期间陈寅恪先生去世了。于是我们就想出版他的文集，古典文学出版社曾经出版过他的一本书，叫《元白诗笺证稿》。因为有一个这样的合同，我们就提出要出版他的整个文集。当时我们的领导李俊民、罗竹风都很支持，认为很有价值。出版陈先生的著作，不仅仅有利于介绍陈先生个人的研究成果，而且可以活跃整个学术空气。“文革”前，胡乔木同志到中山大学看望陈寅恪先生时，陈先生就谈起把旧论文稿集起来重印的事情。虽然已经交给书局，但是迟迟没有出版，感叹“盖棺有期，出版无日”，胡乔木就笑答“出版有期，盖棺尚远”。我们就想把他的文集全部都出版。

　　南方都市报：当时有几本陈寅恪的书已经出版了，是吗？

　　魏同贤：对，有几本书已经出版了。我们出了一本，北京三联书店出版了两本，就三本书，都是经蒋天枢先生之手整理出来的。其中《元白诗笺证稿》本来就是我们出版的，另外两本关于隋唐史方面的书，《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我们跟三联书店联系，租型造货就是用他们的纸型，会给他们一定的费用，版权仍然归他们。另外还有《金明馆丛稿初编》，这些都是由蒋天枢先生编的。陈寅恪先生的女儿把稿子从广东找了回来，这在当时是非常困难的。因为这些稿子之前都是下落不明的，都是从学校、院系的档案，或者从他的一些学生手里收集起来的。当年他家里也发还了不少资料。陈寅恪的小女儿陈美延，现在广东中山大学，她就为这件事出了很大力，把《柳如是别传》的稿子拿给了我们。

　　南方都市报：辑集陈寅恪先生的稿子是不是很困难？

　　魏同贤：可以这么说。其中对我们帮助最大的就是复旦大学的蒋天枢先生。他是陈寅恪生前比较喜欢的弟子。我们去拜访蒋天枢先生的时候，他给我们介绍了一些情况。陈寅恪生前的稿子都会寄一份给他，陈寅恪有一篇《送蒋秉南序》，秉南就是蒋天枢的号。蒋天枢就说，本来以为这份稿子保存在这个地方会比较安全的，没想到在“文革”期间也散失了，而且找不回来了。《钱柳因缘诗释证稿》的正稿就没有了。“文革”期间陈寅恪先生手头存稿也被中山大学造反派抄得很厉害，后来几经交涉取回的已经是底稿了，就是由陈先生的助手黄萱代笔的那份稿子，又经过蒋天枢先生定稿，才有了这份稿子。

　　南方都市报：这套书叫《陈寅恪文集》，而不是“全集”，是不是有一些文稿还是没有集齐？现在这些散佚文稿的情况如何？

　　魏同贤：这有点从众的意思，如郭沫若、茅盾等著作都称文集而不是全集，自然也有未能收全、收得不全的含义。事实证明，在三联书店重印的文集中，也的确又发现而补入了一些文章和诗作，那篇仍然不全的《寒柳堂记梦》就补充了一些章节。

　　一位上海银行家给我们送来陈寅恪的手稿

　　南方都市报：出版的时候遇到什么困难？

　　魏同贤：我们当时有一点是很清楚的，在学术方面应该百家争鸣，无论陈先生发表了什么意见，都不能改动。但是在涉及政治方面的一些话就比较敏感，我们就跟领导商量，如果就这样出版的话，就会产生负面作用了。当时我们已经跟陈先生的女儿、蒋天枢先生商量好了授权问题，在这些地方就避免过分敏感，在不改变他学术观点的前提下，对极个别涉及政治的话语略作改动。我们尊重陈寅恪先生的文字风格，不作任何改动。

　　在文字编辑工作中投入时间比较多的，就是核对引文。陈先生的著作引文的特点跟其他学者有所不同，他有的引文是全部引用，但是更多的是部分引用，尤其是《柳如是别传》。他在里面用了很多的“略谓”，不需要的内容就“略谓”掉了。陈先生文章的断句是“一圈到底”，他的文章没有什么逗号、分号、问号、感叹号之类的，因为他不赞成这一套西方符号系统，所以他文章只用句号。而我们现在是整理给现代人看，这个问题怎样处理呢？经过了多次的讨论，有的人认为应该尊重陈先生，有的人特别是罗竹风先生，他是搞文字改革的，就坚持一定要改成新式标点。到最后还是决定改了，因为这书主要是给现代人阅读使用的。文字方面我们不会改动，而标点方面就不能完全按照陈先生的愿望来做了。但是这个工作要花很大的工夫，看起来很简单，实际上这涉及到对文意的理解等等。罗竹风先生当时是坚持非改不行，后来陈先生的女儿也同意了，但这对编辑而言是一件很苦的事情。

　　南方都市报：只有《柳如是别传》加标点了吗？还是全部都加了？

　　魏同贤：后来全部改成新式标点了。为了收集文章，陈先生的家属可谓千方百计，包括蒋天枢先生。蒋先生广泛联系了陈先生的友朋和学生，包括钱钟书、谢国桢、程千帆这些学者来收集文章。对于定稿我们有一个原则，既然委托蒋天枢来编辑文集，我们就要请他来做这件事情。蒋先生为了编文集搁置了个人文集的整理，花了很大的工夫，老先生非常认真。

　　南方都市报：“文革”前就逐渐压缩了古籍的出版，编辑从业人员的准备也不足，编辑过程中有没有遇到问题？

　　魏同贤：有的，“文革”时出现了人员青黄不接的情况。一些前辈已经年老体弱，不大能胜任工作繁重的编务。像我们这些人当时还能做点事，但是我们之后就又是人员匮乏了。其实我们当时也不小了，已经五十多岁了。古籍出版社曾经招考过一批编辑，另外我们跟教育部有关方面商量好，到大学里面直接选人。我们就到复旦大学、华东师大或者杭州大学去选。

　　南方都市报：那么需要给他们进行培训吗？

　　魏同贤：我们出版社一直有一个传统，就是老编辑带新编辑，一个老编辑带两个或者三个新编辑。当时很自由的，碰到问题大家就一起商量。

　　南方都市报：会不会出现一些争议，比如编辑们对某些句子的断句产生分歧？

　　魏同贤：争议主要发生在领导层之间，像罗竹风同志他们，大家一起商量。到我们编辑这一层，就只有听命了。

　　南方都市报：书出来之后，各方面反应如何？

　　魏同贤：反应很好，赞扬的话比较多。陈寅恪的几位女儿也很满意。但也不完全是赞扬，我们也受过批评。在北京召开的一次关于古籍方面的会议上，有领导就在大会上点名批评了这本书，说这本书繁琐考证，认为用近百万字来写一个妓女没有必要。我是这本书的责任编辑，当然我是不会接受这种批评的，因为这种批评是错误的。现在有关《柳如是别传》的评论比较多，当时很多人就问我，陈寅恪先生为什么要写《柳如是别传》？我就感觉到，他们好像还没有去读该书的“缘起”，包括一些评论者。陈先生写《柳如是别传》的第一章“缘起”，意思包含在里面。陈先生曾有《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其中说到“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断然否定了个人恩怨和殉清之论，完全归之于“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这同他在《柳如是别传》第一章“缘起”所说“夫三户亡秦之志，九章哀郢之辞，即发自当日之士大夫，犹应珍惜引申，以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何况出于婉娈倚门之少妇，绸缪鼓瑟之小妇，而又为当时迂腐者所深诋，后世轻薄者所厚诬之人哉！”在这先后两处所表彰的只是独立精神、自由思想。

　　那么，独立精神、自由思想附丽在哪里呢？这恐怕又与是否能“承续先哲将坠之业，为其托命之人”有关。新旧文化的冲突，造成了不适应、不习惯，也使他深感丧失了独立精神、自由思想，这是一种深沉的历史悲剧。为此，王国维献出了宝贵的生命，陈寅恪献出了以十多年时间完成的近百万字的《柳如是别传》，他通过钱谦益和柳如是的因缘诗笺证，寄托着他难言的“幽忧之思”。他在完成改稿的一九六三年（癸卯），曾有《感赋二律》，其序文说：“十年以来继续草钱柳因缘诗释证，至癸卯冬，粗吿完毕。偶忆项莲生（鸿祚）云：‘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伤哉此语，实为寅恪言之也。”回忆至此，不禁想到了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写作，一生不遇的蒲松龄为什么将其如椽之笔投向狐鬼，写成了彪炳万世的“孤愤之书”，蒲松龄在其自序中曾经明言：“寄托如此，亦足悲矣！”蒲松龄曾经期待“知我者，其在青林墨塞间乎？”那么，陈寅恪呢？

　　南方都市报：当时人家也没有看到这点对吗？

　　魏同贤：有的可能是看到了但不便讲，有的根本没有看到，在那里瞎捧。

　　南方都市报：如果当时这样讲的话，会不会让人认为陈寅恪是反动的？

　　魏同贤：对，当时讲这个，也许陈寅恪就变成反动的了，就可能被戴上反动人士的帽子了。实际上，今天我们看来，这是一种文化现象。他看不惯新的东西，不适应，他就是对旧时代的那些传统文化感兴趣。他是以中国传统文化托命之人自居，他觉得写其他东西都不能抒发自己的思想，就决定写一个弱女子。但是有的人就是不理解，包括大学者。朱东润先生是传记文学的一位大家，《柳如是别传》出版后不久，就写了《陈子龙及其时代》。我总感到他当时写这本书并非无的放矢。《柳如是别传》出版以后，影响很好。《陈寅恪文集》出版以后，我们接着推出了其他一些学者的古典文学论著专集，比如郭沫若、茅盾、胡适、俞平伯、程千帆等研究古典文学的大家的著作。

　　南方都市报：当时没有什么问题吗？

　　魏同贤：没有，因为在当时的气氛之下，大家都很喜欢看这些著作。我们出版前面这些文集基本没有受到什么大的阻力，只是《陈寅恪文集》的出版受到一点批评。

　　南方都市报：即使受到批评，大家也只是在学术方面进行批评，没有人从政治的角度提出批评吧？

　　魏同贤：那时大家都不愿意扣帽子了，人人都痛恨这种行为。即使那位领导在大会上批评《柳如是别传》繁琐考证，也不是从政治方面考虑的。他是批评用近百万字去写一个妓女没有意义。《柳如是别传》出版几年以后，后来三联书店的董秀玉同志就看中了这部书。她就联系了陈先生的女儿陈美延，想把这部书拉过去。估计陈美延当时也答应了，董秀玉就来找我，我说：既然家属都同意了，我们也没有办法。

　　南方都市报：当时在你们这里出版的时候没有说明版权是你们的吗？为什么他们又可以出版呢？

　　魏同贤：版权是我们的。但到期了可以拿回去的，家属有这个权利。我们出版的这套书，包括《金明馆丛稿初编》、《寒柳堂集》在当时的出版质量还是比较好的，校对质量更有保证。

　　南方都市报：当时花了多少时间呢？

　　魏同贤：我们花了大约两年的时间，从1978年开始到1980年陆续出版。真正投入大概有两年多的时间，其它时间都在做另外的事情。比如跟北京三联书店商借部分版权的问题。其间关于《唐代政治史述论稿》还发生了一件事情。1940年的时候，陈先生有一个手稿，托给上海的一位银行家保管。那时他离开上海之前正要到香港。这位银行家看到出版陈寅恪的书，就跟我们联系。我一听就觉得太好了，因为陈先生晚年时已经失明，不能写字了，所以这份手稿是非常珍贵的。我就赶紧去见那位银行家，他愿意拿出来。他说这份手稿是陈先生让他保存的，经过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总算完好地保存了下来。现在交给出版社，也对得起陈先生了，完成了他的委托。

　　南方都市报：这应该也是“文革”以后的事情吧？

　　魏同贤：那时一些文集已经出版了。因为《陈寅恪文集》主要由我做责任编辑，工作量太大，同时参与的还有邓韶玉等几位同志。我集中精力整理的就是《柳如是别传》，它有近一百万字，整理起来挺吃力的。

　　南方都市报：他无偿地拿出了手稿？

　　魏同贤：无偿拿出来。这是高风亮节啊。蒋天枢先生为了整理文稿，也花了很大精力。我们就想给他一些报酬，因为觉得老先生这样辛苦，工作量那么大。我们就想表示一下心意，想送给他两千块钱，但是他坚决不收。他说，我是在给老师整理文稿，如果我收钱的话，我还算人吗？最后没办法了，我们就送了他一批书，他才把书收下。

　　南方都市报：像陈寅恪先生这样的学者，自己的手稿都要东躲西藏的。当时学者要保留手稿会不会都很困难呢？

　　魏同贤：也不一定。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曾让他当历史二所的所长，他不愿意。他的稿件，很早就防备丢失。

　　南方都市报：他也是很有先见之明的，预见的事情都发生了。

　　魏同贤：蒋天枢先生就感觉很对不起老师，老师很相信他的，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个人也没有办法。高克勤君有一篇文章，题目叫《〈陈寅恪文集〉出版述略》，他是查阅了有关档案撰写的。我读了以后，对他讲：读过你这篇文章，我有点意见。“文革”之前，当时文化界能出版文集的只有郭沫若和茅盾等几位，所以我们就没有《陈寅恪文集》这个选题。我们只是单书的约稿，如《金明馆丛稿》、《钱柳因缘诗释证稿》等等。“文革”以后，大家想冲破“左”的思想束缚，出版一些专著来活跃学术空气。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我们就想把陈寅恪先生的文集编起来，在这时才提出了这个想法。这是一个大背景，我们不能忽略这个大背景，才能理解这本书的出版在学术界为什么能起如此大的作用。

　　南方都市报：《陈寅恪文集》出来以后，就打破了“文革”前只有几个人可以出文集的格局，后来出版的个人文集有多少呢？

　　魏同贤：我们出版社出个人文集不多。因为我们编辑室是专门编古典文学研究著作的，所以我们着重这个方面。像郭沫若、茅盾、郑振铎、朱自清等，我们都编了集子，但都是编古典文学方面的，不是全部。

　　南方都市报：除了上海，《陈寅恪文集》的出版是否带动了全国的出版界呢？

　　魏同贤：这个我说不准，只是感觉后来的文集就多起来了。

　　本报记者 黄长怡 实习生 郑如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