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键

　　□诗人，安徽马鞍山

　　江南自古就是休养生息之地，是沉浸之地，也是新生之地，是亡国之地，也是安身立命之所。江南是隐逸的，它的建筑以及建筑的色彩都同漫漫时空包括政治达成伟大的和解，它并非革命之地，而是自省之地，是不欲人知的婉转之地，这就有了柏桦所写的冒辟疆与董小宛的水绘园。

　　柏桦在题记上写道：谨以此书献给伟大的江南。奇特的是，书的注释部分长度是诗歌部分近30倍长，两者相呼应，成为一个美的集体，形式奇特，为新诗以来所未曾见。这一首长诗以及关于它的九十九个注释，皆与美相始终，读完之后，有余音绕梁之感，我以为其中有五种美在今天已经消隐不见：

　　第一是人之美：“千万人争步拥来，就为一睹你携偶踏波的风姿呀。而我也是那样与你和谐，飞扬跋扈、兀傲豪华，正当而立之年，陈瑚激赏：‘惊叹为神仙中人’。”第二是家居之美：“白日，我们在湖面荡舟，逸园和洗钵池最让人流连；夜里，我们在凉亭里私语，直到雾重月斜，直到寒意轻袭着我们的身子。”第三是侍奉之美：“冷时，你拥抱我；热时，你将我披拂；痛时，你抚摩我；将我的身体枕入你怀里；或用胸温暖我的双足。唉，‘凡病骨之所适，你皆以身就之。’你亲手喂我汤药，有时还以口来喂。更惊人的是，为细侦我的病情，你对我的大便‘皆接以目鼻，细察色味，以为忧喜’。”第四是死之美：“今天，你已劳瘁而死，但人可以比死更大，比生亦更大，正是深怀这一信念，你从不畏惧，没有怕，只有贞静。”第五是个人的宗教之美：“生离死别就是这样朴素，单是为了今天的好风光，我也要把这两两相忘，也要把这人间当成天上。”

　　在一个时代的尾声，十九岁的董小宛同三十三岁冒辟疆的婚姻，俨然成为这个时代美的核心，他们仙侣一样的生活，不仅是独善的，而且是水绘的，水绘的更美，更执着，这事就发生在江南。

　　过去的贵族或士大夫对美有真认识，他们也有真平等，比如冒选择董，这在今天是不可能的，而董也有真性情，这在今天同样是不可能，这才相距三百余年，变化多么翻天覆地，柏桦说，他是借水绘园，还中国魂。

　　一本《梦梁录》成就了谢和耐的《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生活》，一本张涛的《歙县志》成就了卜正民的《纵乐的困惑》，同样，一本《影梅庵忆语》成就了柏桦的《水绘仙侣》，而美恰是这本书的精魂。

　　柏桦在写《水绘仙侣》之前是有前奏的，那就是十五年前他写的《演春与种梨》，这首诗已经有了江南之声，缠绵、哀婉，一种温润的梨子式的美命定地出现了，柏桦停笔十五年的空白是值得研究的，他是受了革命的伤吗？柏桦恢复真面目是有一个缓慢过程的，其中最重要的有两个因素：一个是鸳鸯蝴蝶派，一个就是胡兰成，胡兰成最重要，使他从一个时代强加的左派性质转换成一个右派，胡兰成为他找到了真家园，也就是安顿之所，一个文化、古典意义上的心和性淳的江南，应该指出的是，心和性淳是今日之柏桦，昨日革命的柏桦乃时代所强加。

　　柏桦在一次访谈中说：“‘左边’是我的发现，‘左边’和‘右边’不同，‘左’代表激烈、对抗、燃烧、高歌，‘右’则相对温和、中庸、缓慢、平衡。顺着这个线索，我们可以梳理中国古代传统，比如我们可以说屈原、辛弃疾是‘左边’诗人，他们呐喊、悲愤、忧国忧民，而另一批诗人也许可以称之为‘右边’诗人，比如提倡逸乐的白居易。也不能一刀切，但大致可以这样来分一下。”柏桦很容易受到风土地貌的影响，江南是他生命的重塑之地，正如重庆曾是他火热青春的挥霍之地。

　　二十世纪由于儒释道这些主体价值的崩溃，在语言上也出现了很多变异现象，比如“兼济”这样美妙的儒家精神，被改变成了“革命”、“呐喊”；又比如“独善”被改变成了“逸乐”、“颓废”，这些不是来自俄罗斯就是欧洲，我们的种种灾难也从这里来。柏桦提出的“逸乐观”所引起的争议，跟“逸乐”这一词语相关，“逸乐”如果改成“独善”，也就不会有任何问题。白居易是因为活到了一个高龄才是一个独善之人，他早年也是一位呐喊之人，也就是兼济之人，杜甫若有这样的高龄也许也会变成独善之人，柏桦所喜欢的丰子恺、胡兰成都是独善大师，但也不能说他们没有兼济情怀。

　　冒辟疆的水绘园是独善之地，因而自成乾坤。

　　柏桦曾说：“文学有时不是在前进，有时是后退，文艺复兴的命题就是回头”。《水绘仙侣》是一个回头、后退的文本，这是因为江南就是中国文化的后退之地，它当然也有非常重要的逸乐的一面，那就是它经常亡国的原因，它虽然是水，但它也能出现“扬州十日”的壮烈，这是江南最美的悖论。

　　《水绘仙侣》是对江南（实际是对传统、对古典）的一次会心、伤心的挽留，它的旧如此痛心，它的新又是如此迫不得已。柏桦所写并非美的尾声，冒辟疆为晚明四公子之一，一直到民国四公子，才仿佛真的有了尾声，我们总在尾声里，在美的悼亡里，柏桦也难逃悼亡的命运。

　　虽如此，江南，也是中国美的典范之地。《水绘仙侣》的意义不在挽歌，它指向再生，江南是永恒的再生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