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奥运会之夏，人人都希望，运动回归到纯粹的运动本身。但事实证明，运动从来就不只是运动：在喀麦隆，足球球担负着脱贫的重任；在巴基斯坦，马球处于权力和金钱的中心；在印度，板球成为向昔日殖民者“复仇”的武器……值得庆幸的是，人们对运动的热热爱本质上源于对自由和乐趣的追求，于是，泰国的囚犯通过拳击实现自我救赎，南非的黑人和白人希望借橄榄球达成和解。

　　I

　　地球上跑得最快的人中，很多来自埃塞俄比亚一个小村镇。这里的孩子光脚苦练，希望能跑进梦想中的生活。

　　还有半个小时，埃塞俄比亚高地才能天亮，Bekoji镇依然在海拔4300米的火山阴影下沉睡。但是，街道上，一支沉默的队伍已经行动起来。100多名男孩女孩，很多赤着脚，部分还没有路边吃草的山羊高，正往一片长满野草的开阔地集中。一个戴着秒表的男人在那里等着，他是当地长跑教练SantayehuEshetu.Eshetu原计划对25名运动员进行测验，结果来了150个左右。他们聚精会神听着Eshetu训话，然后开跑，脚板打在地上发出齐刷刷的响声。“毫无疑问，”Eshetu说：“世界冠军将出现在这些孩子当中。”

　　如果是在别处说这种话，人们会说他在吹牛。但这里是Bekoji.这个位于东非大裂谷、仅有33000人的农民和牧民聚居地是优秀长跑选手一大产地。地球上许多跑得最快的男女中长跑选手都来自这个距亚的斯亚贝巴约280公里的小地方。运动员们上同一所小学，受同一位教练指导，在同样的小草棚下长大。他们将在今夏北京奥运会上攻城略地，夺取奖牌。事实上，他们所得的奖牌总数已经超过了很多工业国家。

　　Bekoji是一个奇迹。毕竟，它只是一个非洲小村镇，在这里，时间几乎停滞，摩托车远没有马车多，邻里们聊天时说的都是羊群或者庄稼。但是，这里“出产”了23岁的TiruneshDibaba，6月6日她在国际田联黄金联赛奥斯陆站比赛中夺冠，以14分11秒15的成绩打破女子5000米世界纪录，将原世界纪录提高了5秒多。还有26岁的KenenisaBekele，他是5000米和10000米跑得最快的人。而他们只是开始。Kenenisa的弟弟Tariku现在21岁，是3000米障碍跑世界冠军，而Dibaba的姐妹Ejegayehu和Ginzebe也都是世界级长跑选手。另外几名Bekoji同乡接近他们的水平，还有几百人正努力加入他们的阵营。“Bekoji的跑步浪潮是不会停息的，”加拿大投资银行家KarlKeirstead说，他设立了ARunningStart基金会，帮助Bekoji建学校。“他们的身体条件十分完美，最适宜产生优秀长跑选手。”

　　呼吸着Bekoji稀薄的空气，研究着地理和遗传学在此处的神秘交汇，是一种愉快的享受。这个小镇位于一座海拔近3000米的火山腰窝处，令日常生活变成了高海拔训练。这里的孩子很小就开始跑步，到远处取水、砍柴，或者上学。“我们的天赋始于两岁，”35岁的HaileGebrselassie说，他在Bekoji以北约50公里处的一个村庄长大，曾两次夺得奥运金牌，去年刷新了马拉松世界纪录。他说，从很小的时候起，他每天就拿着书奔跑十公里上学放学，这锻炼了他的耐力，同时也让他左臂形成了很有特色的弯曲。这种早期训练，加上当地人特有的体形———上身较短，而下身则长得不成比例———造就了完美的长跑运动员。

　　但是，还有别的东西点燃Bekoji孩子们的跑步激情。以MillionAbate为例，这个18岁的青年去年在一次19公里训练中双脚磨破，教练Eshetu脱下自己的耐克鞋送给了他。今天，他在当地一个卡车司机旅馆里端盘子时，穿的还是这双鞋，因为他只有这一双鞋。他说自己更喜欢光着脚跑，“鞋子影响我的速度，”他说。而速度可能是他唯一的希望。父亲死后，他被迫从五年级退学，先是当擦鞋童，然后找到了旅馆这份工，每月工资9美元。在此过程中，他一直练习跑步，以实现母亲寄托在他身上的梦想。父亲死后没多久，母亲就把他的名字由Damelach改成了Million（百万）。

　　按照埃塞俄比亚标准，Bekoji不算是赤贫之地。这里盛产土豆和大麦，没有别的地方经常出现的饥荒。但人们仍过着胼手胝足的生活，因此跑步是年青一代为数不多的出路之一。Bekoji的长跑先驱是Dibaba的姨妈DerartuTulu，她为逃避包办婚姻离家出走，最后成了国家英雄，于1992和2000年两度赢得10000米跑金牌。作为奖励，政府送了她一套可爱的房子，就在训练场一片桉树林后面。Dibaba本人也从数百万美元奖金中，拿出一部分，为鳏居的父亲建了一栋两层小楼，在Bekoji，这样的小楼只有两栋，另外一栋是Bekele家的。虽然当地人羡慕得眼睛发直，这栋豪宅却常常空置。Dibaba的父亲更喜欢住在他的圆锥形草棚里，这样可以在火塘上做饭，顺便看管羊群。

　　在榜样的激励之下，过去几年Bekoji周围村庄有数千名孩子迁居到镇上，以每月几美元的价格租一间黑暗邋遢的房子，用面饼就着盐填饱肚子。一些人像MillionAbate一样打着零工，另外一些人则涌进Bekoji小学。Dibaba和Bekele都曾在这所学校就读，Eshetu不久前还在那里当体育老师。过去15年来，进这所小学读书的孩子上升了三倍，很多孩子跑步跑得很累，无法集中精神听课。“在这种条件下很难教孩子读书，”校长Gaaguroo说。“但在跑步方面，”他补充说，带着一丝悔恨的微笑：“我们可以击败世界任何学校。”

　　Bekoji每位有抱负的跑步者都想跟着Eshetu训练，他过去是足球运动员，虽然看上去和蔼可亲，却以举行严酷的测试闻名：连爬两座高山，在密林里进行之字形快跑，甚至在溪流中跋涉。“为了成功这些孩子不惜一切，”Eshetu说，在一名学员开始尿血之后他降低了训练难度。两年前，当地政府与Eshetu接触，希望他能负责一个名为“Bekoji计划”的新项目，帮助训练镇上前25名最有希望的苗子，其中包括MillionAbate.一天下午，在Bekoji的“体育场”（只有一条椭圆形的跑道，露天看台上搭着草顶，山羊们经常过来帮着“修剪”），Eshetu看着疲劳的孩子们。“就算这样，”他说，“我每年还得拒绝100多人呢。”

　　对MillionAbate而言，现在是奋斗时期。虽然他在镇上1500米跑中排名第三，但他知道，自己已经18岁，需要赢得更大比赛，才能被“大人物”注意到。在Bekoji的激烈竞争中，他没有多少失败余地：要么成为埃塞俄比亚的精英，过上与名字相符的生活；要么只能回家，种地为生。为有更多时间训练，Abate已经开始免费打工，只要有食宿就可以了。“我压力很大，”Abate说，“教练让我不要赶得这么紧，但我希望改善自己的生活。每当有人追上一步，我就会觉得很生气。”在焦虑和欲望的推动下，这些天Abate起得特别早，以便第一个到达训练场，那时天上还没有一丝亮光。

　　Ⅱ

　　喀麦隆人卖掉房子也要送孩子去欧洲踢足球，因为他们身上背负着全家的希望。

　　5月的某个清晨，天刚蒙蒙亮，喀麦隆首都雅温得一片坑坑洼洼的场地上，一群十来岁的少年正在尘土中奔跑，对灰蒙蒙的球门发起进攻。海豚足球俱乐部教练托马斯·利比随便一指，说：“他是我们的希望。”虽然场上有15个人，我却立刻猜出利比说的是谁———17岁的帕特里克·塔拉，他比队友们高出几英寸，此时正甩着乱蓬蓬的褐色头发，向前飞奔。利比微笑着说：“他要走了。”

　　走———这个单词在喀麦隆代表着希望。在这个为腐败和贫困所折磨的国家，“走”意味着生活和一家人命运的改变。雅温得有约100万人口，大部分住在简陋棚屋中。这里电力短缺，工业不足，因此，足球扮演着救世主一样的角色，就像在加纳和巴西的贫民窟中一样。

　　去年帕特里克·塔拉被挑中，代表喀麦隆参加在基辅举行的青年锦标赛，结果获得命运的垂青。一名乌克兰教练相中了他，建议他到基辅的阿森纳俱乐部训练。塔拉在乌克兰首都过了八个月，学会了俄语。二月份回到雅温得后，他怀着实现人生梦想的激情，申请前往乌克兰的长期签证，希望能够变成职业球员。猎头回信说，要想参加为期两周的选拔，他得付出1950美元。对塔拉来说，这是一笔巨款。他有六个兄弟姐妹，靠母亲卖冷饮维生。几个月中家里四处筹钱，没有结果，最后塔拉的妈妈以约4000美元的价格卖掉了冷饮店，终于为塔拉凑足了盘缠。

　　利比颇为自己的门生自豪，但对于父母们必须砸锅卖铁才能为孩子买到一张通向职业之路的门票，他感到无奈。“很多人为了把孩子送到欧洲踢球，打算卖掉房子，”他说，“我跟他们说孩子太小，但电视上看到的场景让他们不顾一切。”

　　雅温得每个酒吧里都有电视，不断播出欧洲联赛，先是直播，然后再连放几周录像。喀麦隆对足球运动的兴趣始于1920年代，1990年国家队“非洲雄狮”打入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以及2000年悉尼奥运会获得男足金牌后，人们的热情进一步提升，但雅温得的孩子们真正迷上足球是近两年的事，他们眼看着迈克尔·埃辛、帕特里克·维埃拉、迪迪埃·德罗马等西非球员取得巨大成就，成为国际米兰和切尔西的超级明星，还有喀麦隆“国产英雄”萨莫埃尔·埃托奥，他是巴塞罗那俱乐部的当红炸子鸡。喀麦隆人欣赏“小埃托奥”的高超球技，更津津乐道于他草鸡变凤凰的人生传奇。他们家有六个孩子，埃托奥的妈妈为养家糊口曾在路边摆烤鱼档，因为太穷埃托奥只读完了小学。但我5月份到达雅温得时，整个城市正在议论埃托奥因为胃口太大未能成功转会的事，他索价周薪21.4万美元，这是喀麦隆人平均收入的5000倍。

　　非洲的赤贫与欧洲顶级俱乐部的富裕形成了令人目眩的对比，为足球中介们创造了赚钱良机。他们很多是小商人，没有职业资格证书。“他们就是随便看看孩子踢得怎么样，”佛罗里达奥兰多足球俱乐部主席马克·狄龙说。

　　在雅温得最大的综合运动体育场，我见到了19岁的马塞尔·巴约，他在一个名为“年轻天使”的俱乐部踢球。去年喀麦隆一个电台播出迪拜某俱乐部正选拔新球员的消息，他和四个朋友筹集数千美金，交给一名足球中介，在他的安排下到达那里，但选拔已经结束，5名少年两手空空回来，还多了一笔沉重的债务。16岁男孩贝萨告诉我，一名西班牙中介宣称可以安排他去卡塔尔参加选拔，费用4000美元，包括机票和在卡塔尔的花销，家里借钱把贝萨送走，但一个月后卡塔尔方面就把他赶了回来。雅温得某足球俱乐部经理赫夫·姆巴拉说，贝萨的故事相当普遍。贝萨的教练坡埃尔·恩杜姆说，那些中介只是迎合了一种社会需要，他总结说：“最重要的是能出去。”

　　曾在喀麦隆国家队踢球、现居巴黎的Mbvoumin说，几年前他在喀麦隆驻法使馆看到好几个孩子睡在走廊里。他们说，父母给了中介钱，希望把孩子送到欧洲，结果中介把他们遗弃在这个大陆，没有合法证件，也没钱回家。Mbvoumin很受触动，成立了一个名为“足球文化同济会”的组织，推动欧洲政府和组织打击未成年非洲足球运动员交易，他认为这是贩卖人口。

　　最近FIFA禁止俱乐部从外国“进口”不满18岁的球员，但仍有中介在雅温得逡巡，收费送人去欧洲参加选拔。孩子们以学生或游客身份，而非转会运动员的身份到达目的地。“因此，FIFA的规定很难执行，”FIFA顾问皮埃尔·朗弗兰切说。

　　离法赴喀前，我在巴黎郊区遇到了20岁的西蒙。他说，去年末一个喀麦隆中介在雅温得“挑中”了他，收取费用后把他送到雅典帕纳辛那科斯俱乐部受训。几个月后，俱乐部让他走人，这在训练季结束后是常有的事，但此时西蒙再也找不着那位中介。他没钱回国，在雅典街头睡了几天后辗转联系到巴黎的喀麦隆人团体，准备申请法国工作证件。“我现在打黑工，今天在这，明天在那。”西蒙说。

　　很容易想像有多少孩子被卷进了交易网络。在雅温得，足球无处不在。从早上六点到夜幕降临，不管多脏多烂的空地上都有人在踢球。由于失业率高，大批闲人站在场外，评点场上人员的表现，有些人还会随时下场踢上几脚，也许下一个埃托奥就在他们中间。不久前，24支当地球队进行了为期两周的联赛，为争夺1200美元冠军奖金，球员们在崎岖不平的泥泞场地上奋力搏杀，追赶那只掉了皮的球。周末还举行了喀麦隆杯四分之一决赛，这可是国家级赛事，但条件也没好到哪里去。少数有钱观众坐着租来的塑料凳（每个4美元），其他人则站在窄窄的铁皮檐下躲避烈日的炙烤。

　　看足球不一定去赛场。我抵达雅温得后几个小时，就看见数千人涌到街上，把酒吧和人行道挤得水泄不通，他们要去任何有电视的地方观赏欧洲杯决赛。我去的春天酒吧有个小院，里面挤了大约200人，随着比赛进行，人们的喊声越来越响。切尔西前锋德罗巴一个失误球引发了激烈争论，他是雅温得的宠儿，该市数十辆破破烂烂的出租车身上漆着他的名字。当第118分钟德罗巴因为推搡一名曼联球员被罚下场时，一个街区之外都能听见“不！不！”的抗议声。

　　就是这种热情和球技的完美结合吸引了外国的“猎头”，其中不乏大俱乐部的经纪人。他们纷纷来到雅温得，希望能够发掘出天才苗子，而不是那些经过数年专业训练的球员。“亚洲没人像这样踢球，”勒加瓦说，他是印尼一名足球经纪人，刚从雅加达飞过来，“他们具有杀手本能，为了胜利会不惜一切。”奥兰多俱乐部的狄龙也表示，2002年他第一次来雅温得见识到当地人踢球的条件时大吃一惊。“他们没有淋浴，喝的水是浑的，其中一半人饿着肚子踢球。场地很烂，美国孩子连踩都不愿踩。”

　　就是在这样一个地方，狄龙遇到了克里斯汀·那坎普，一个沉静的17岁少年，推荐人是喀麦隆前国家队队员费尔南·塔宁彻。当8岁的那坎普还在和邻家小伙伴一块抢球时，塔宁彻就注意到他，认定他有巨大潜力。“他是个天才，他会比埃托奥更伟大，”他说。多年来塔宁彻一直在训练那坎普，不仅指导他参加比赛，还告诉他该如何走向职业生涯。现在收获的季节到了。狄龙已经安排那坎普7月到奥兰多接受密集训练，明年1月满18岁时与欧洲俱乐部签约。

　　一天早上，塔宁彻带我去见那坎普和他的家人。他们住在Nkomkana，雅温得最穷的社区之一，未加盖的下水道两边挤满了窄小房屋，形成看不见头的迷宫，人们在公共水龙头边洗洗涮涮。那坎普的妈妈珍妮特说，2004年，有个本地中介宣称可以送她另外一个儿子Jojo去克罗地亚踢球，费用大约2000美元。她借来钱交了，结果那人卷款跑了。现在全家的希望就寄托在那坎普的身上，对他们来说，他去美国的事就像一个梦。

　　那坎普的新生活可能很快就会像梦幻一样在他面前展开，狄龙说他打算安排那坎普住进美国富裕家庭，以便学习英语，那是一栋带游泳池的大房子。在进行足球训练的同时，那坎普还可进入优质中学读书。如果那坎普未能进入欧洲顶级俱乐部，他也会得到一所美国大学的全额足球奖学金。

　　那坎普可能终于要穿上他的水晶鞋了，帕特里克·塔拉也是，他将于7月份前往乌克兰，只要他的乌克兰猎头寄来邀请信。如果好梦成真，他们的故事又将成为传奇，在喀麦隆大街小巷流传。

　　Ⅲ

　　只有橄榄球队赢得世界杯比赛时，你才能看到南非变成种族和谐的“彩虹国度”。

　　橄榄球本来就不是温文尔雅的运动。不过，1903年9月12日，当南非球队进入开普敦的纽兰斯球场，与大不列颠雄狮队对阵时，人们都认为将看到最为激烈的一场比赛。当时布尔人（指南非白人）和英国人的战争刚刚过去一年，布尔人损失惨重，在集中营中死亡数万人。因此，九月的这一天，南非球员脑中只有一件事：复仇。

　　历史记录没有说明在这场比赛中有多少英国球员的鼻梁被打断，踝骨被踢裂。在分别以10比10和0比0打平后，帝国主人出人意料地以8比0惨败，趴倒在纽兰斯的泥泞中。这是英国人首次在南非输掉比赛。在随后的英国、爱尔兰和法国之旅中，被称为“跳羚”的南非橄榄球队继续痛击对手。此后数十年中，他们所向无敌，直至1956年。

　　运动迷们提到他们的爱好，总是上升到热情、宗教甚至生死的高度。对布尔人而言，橄榄球比生命还重要。斯特伦博希大学（南非橄榄球运动的精神家园）体育运动史研究专家范德梅威认为：“通过橄榄球甚至可以追溯整个南非和种族隔离的历史。”

　　这项运动1875年左右首次出现在开普敦，很快有俱乐部成立，其中之一是斯特伦博希，现在它已成为世界上最大和第二古老的橄榄球俱乐部。不过，范德梅威的研究表明，橄榄球真正在布尔人中流行起来始于集中营。1902年，布尔人和英国人甚至同意暂时停火，以便举行一场比赛。

　　为何布尔人会以如此高昂的热情拥抱“敌人的运动”？“他们的想法很简单，就是在英国人的运动中打败英国人，”斯特伦博希大学历史教授阿尔博特·格伦德林说：“他们比赛中的凶狠和进攻性让人难以置信。”时至今日，当主要由布尔人组成的斯特伦博希队与主要由英国人后代组成的开普敦大学队举行比赛时，这种敌意依然存在。战时的复仇欲望绵延下来，成为和平时代的强迫症。

　　在打败英国人的过程中，“跳羚”们把橄榄球变成了“自己的运动”。这是有原因的。橄榄球是强悍的运动，非常吸引好斗激素水平特别高的男人；从精神层面讲，它迎合了那些不肯认输的强硬派。布尔人是高大健壮的荷兰农民的后代，他们的祖先不懈地与非洲人、英国人以及酷热、干旱作斗争，在这片土地上开始新生活。因此从身心两方面讲，橄榄球都很对他们的口味。到一战时，南非和新西兰———英国另一个殖民地———成为世界橄榄球界双雄。

　　到二战时，南非橄榄球已经发展出更多更凶悍的协会。作为南非橄榄球界的鼻祖，斯特伦博希形成了种族主义氛围。从1930年代起，原本针对殖民者的布尔人民族主义开始变味。随着独立浪潮席卷全球，非洲黑人变成了他们的敌人。执政的国家党垄断了橄榄球队的管理，种族隔离学者以布尔人在球场上的出色表现论证白人的种族优越性。与此同时，种族隔离工具———警察和军队———也组建了球队，成为俱乐部的重要力量，使得南非橄榄球散发着浓郁的军国主义气息。直至2003年，南非橄榄球还爆出虐待球员丑闻。在为世界杯备战时，教练让球员唱着国歌，裸身爬过粗砺的砂石和散兵坑，还用冰水浇他们。

　　格伦德林说，由于实行种族隔离招致抗议，南非在国际上越来越孤立，橄榄球成了最后的堡垒，这是他们唯一可以取胜的地方，球员会借机在场上发泄对其他种族球员的憎恨。因此，在一些拥有非白人运动员的外国球队看来，打败这帮南非“跳羚”也显得非常重要。1967年，由于比勒陀利亚拒绝毛利球员入境，新西兰队取消了南非之旅。1974年英国雄狮队访问南非时，耍了一点诡计，让每位球员都去攻击身边的南非球员，反正裁判不太可能把整个队都罚下场。

　　但橄榄球也是化解僵局的关键。传奇教练达尼·克莱文深爱这项运动，不愿看到它被政治玷污。1950年代，他在斯特伦博希组织了多次比赛，打破种族隔离的樊篱。在1981年对爱尔兰的一次比赛中，他起用了南非第一名非白人球员埃罗尔·托比亚斯。戏剧性事件发生在1971年，当南非同意承认毛利族球员为“荣誉白人”后，纽西兰派出一支“全黑队”来访。他们抵达时，南非黑人成群结队地跑去为对手加油。

　　1990年代初期种族隔离制度被取消，非洲民族议会（ANC）上台执政，几乎所有运动项目都废除了具有白人意味的“跳羚”名号，只有橄榄球例外，曼德拉亲自干涉，允许南非球队继续沿用这一昵称。1995年，南非主办并赢得世界杯比赛，结果出现了一个童话般的场面：黑人总统曼德拉身穿“跳羚”队服，把奖颁发给“跳羚”队长、白人皮纳尔。这个画面被认为是推进南非黑白和解的重要一步。

　　但是，时至今日，南非各种族间仍存在深深隔膜，跳羚队里也只有一小撮黑人和有色队员。这项运动主要还是白人，尤其是布尔人的天下。1995年参加世界杯比赛的有色人种队员切斯特·威廉姆斯2002年出版了一本自传，说他曾受到队友的种族虐待。直到去年末还担任“跳羚”教练的JakeWhite说，在政治压力和黑人球员极少的情况下，他永远不能开除非白人球员。

　　南非橄榄球到底有没有过纯粹只是运动的时候？格伦德林对此深表怀疑。他说，随着布尔人在其他领域的权力衰减，橄榄球变得更加重要。没有政治争议的“跳羚”就像“干净的奥运会”，令人向往，但难以企及。

　　2007年10月，在巴黎的世界杯上，“跳羚”再一次击败英国人。当基本是白人的南非球员拥抱他们的黑人总统时，在他们的祖国，人们裹着彩色国旗，在街上翩翩起舞。范德梅威说，橄榄球队赢得世界杯是你唯一能看到南非变成“彩虹国家”的时候。如果没有橄榄球，南非将会怎样？“那我们就真的迷失了。”

　　Ⅳ

　　马球位于巴基斯坦权力和金钱的中心，它曾像火箭一样提升了贝·布托丈夫的地位。

　　NobleRoll是一匹打马球用的小型马，曾经属于阿西夫·扎尔达里，巴基斯坦最有权力的政治家之一。它死后埋在伊斯兰堡外面一栋新房子下面，这听起来很不寻常，甚至有些碜人。但是屋主、NobleRoll最后的主人祖拜尔·艾得里斯说，对热爱马球的家庭而言，在新房底下埋葬爱马是一种传统。“马会把它的力量传给房子。”他说。

　　在巴基斯坦，马球运动处于权力与金钱的中心。在封建时代，富有的领主们耗巨资买马，建立马球队。作为骑兵传下的遗产，马球也是巴基斯坦军队喜欢的运动。军队拨款支付马、球场、马夫和训练师的费用，军官和他们的孩子以每月几卢比的低成本，参与世界上最昂贵的一种运动。艾得里斯就来自这样一个家庭，他家祖上五代都打马球，他是第六代。这个国家最好的马球运动员不是出自军队，就是出自军队家庭的后代。巴基斯坦独立60年来，权力在领主和军队之间不断交替，而马球比赛往往就是交易的场合。在这里，“帝王的运动”成了制造帝王的机器。

　　在巴基斯坦，可能没人像扎尔达里这样是被马球送到至高地位的。他是一个小地主的后代，来自中产实业家庭，在1987年一场包办婚姻中成为贝·布托的丈夫。“扎尔达里刚刚跟贝娜齐尔结婚时，必须立即实现社会地位的提升，”艾得里斯说，“马球是把他送上去的火箭。”

　　1988年贝·布托初次登上权力宝座后，扎尔达里在伊斯兰堡的总理官邸里建造了马厩和球场。他从沙特和阿根廷空运马匹回来，引进最棒的教练和驯马师。过去属于封建领主和军官们的专利现在向新兴的实业家们开放，他们拥进扎尔达里的马厩，来拍贝·布托丈夫的马屁，因为他也是投资部长。扎尔达里始终没能成为出色的马球运动员，一名马球老手说他坐在马上的姿势“就像一袋土豆”。但即使最愤世嫉俗的人也承认，他重新把马球带到了聚光灯下。“对我们来说，他的行为是有益的，因为马群的种系得以改良，”艾得里斯说，“当然我敢肯定，他更关心自己的形象，而非马的血统。”

　　不过马球也给扎尔达里造成了伤害。1996年贝·布托政府在众多腐败指控下倒台时，扎尔达里对于这项贵族运动的热情也被提出来，作为其挥霍无度的证据。虽然拒绝认罪，他还是被判11年监禁。随后，贝·布托的对手谢里夫1997年上台，把马球场改成了板球场。

　　马球从来就不只是一种运动。其名字源于藏语，指一种竹子，因为部分用球系用竹子制成。大概2000年前，波斯国王们为了训练骑兵，发明了这项运动。当时比赛双方会各自动用上百匹马参与混战。准确地说，它是对战争的一种模仿和演练，就像阿富汗的马背叼羊。到了中世纪，马球征服了亚洲，从拜占廷到日本都喜欢这种运动，莫卧儿帝国的战争皇帝Aurangzeb喜欢在马球场上选拔勇士。殖民统治期间，英国人把这项运动带回英格兰，在那里创造了一整套新规则和记分办法，把它从粗糙的大兵游戏变成上流社会的精英运动，然后又输送回其发源地。马球还拉近了新旧世界的距离，令“强盗大王”范德尔比特与旧欧洲的贵族们把酒言欢。

　　此外，马球还是一种身份证明。全球只有几千名职业马球运动员，虽然彼此未必很熟，但大约都听过对方的名字。“马球不是一项普通运动，”巴基斯坦驻国际马球联盟代表塔里克·阿夫里迪说：“大部分球员都很狂热，他们什么都不想，只痴迷于练马球。马球世界自成一体，共同分享一种外界不理解的语言。”阿夫里迪从12岁开始打马球，并在漫长外交生涯中保持这一兴趣。他曾出使八个国家，除了在利比亚，每到一地都会参与马球比赛。在巴基斯坦驻法使馆担任初级秘书时，他与英国菲利普王子比赛。身为军人后代，他对马球场上遇到的人印象深刻。“正常情况下我一辈子也不会碰到那些人，这是进入另一个世界的便捷通道。”

　　大部分马球比赛由四小节组成，每场七分半钟。由于每两节间要让小马休息一段时间，所以整场比赛下来大约刚刚超过半小时。但阿夫里迪说，“你难以想像为了这35分钟，事先要进行多少小时的准备。每天每匹马都要有专门的人喂养、打理、训练。此外，还有兽医和铁匠。早上一睁眼，你就在想着小马们，比赛一结束，就会赶紧去检查，确保它们没有受伤，简直像得了强迫症。”

　　但是，这一切都是值得的。马球运动需要骑手和马的默契配合，精心构思的战略，还有队友之间的协作，堪称思想和本能的完美结合。打了30年马球的艾得里斯说，打马球像是以每小时40英里的速度下象棋。“你不只是骑在马上击球那么简单，你脑中要提前想好四步。而对手也是这样，这一切都发生在瞬间。”

　　扎尔达里如今又出现在巴基斯坦的政治舞台上，作为握有大权的人民党领导人，他可能出任总理。这在马球运动团体中引发了无限想像，他们希望自己的爱好因此受益。但是迄今为止，扎尔达里一直远离球场，光是打理从妻子手中继承的党派就够他忙的了。他的发言人说，他现在没空评价他的小马或马球。“巴基斯坦民众将希望和信任寄托在扎尔达里身上，其出发点跟马球迷们一样，”艾得里斯开玩笑说，“每个人都希望他能带来惊喜，希望他能从阿根廷运来一飞机的好马。”

　　Ⅴ

　　印度在奥运会上平均只能得一两块奖牌，但他们有世界上最出色的板球运动员。

　　印度独立前夕，一名民族主义者写下一篇文章，标题是：“板球会随英国人一起离开印度吗？”作者坚持说，板球“只能在英国文化、英国语言和英国统治的氛围中茁壮成长。”他说，从事这项运动的印度人皮肤是褐色的，但精神是白色的，就像那些“王公、富人和买办一样”。“英国统治的消失是一个打击，板球将永远无法从这种打击中恢复过来”。最后他宣称，板球将被工人阶级的运动（比如足球）取代。

　　历史证明他错了。60年过去了，无论是王公还是送奶工，印度民众对板球一如既往，热情高涨。性别、阶层、种姓、语言，所有这些平时将印度人划分为三六九等的因素，在板球面前都变得无关紧要。当电视播出国家队参加的比赛时，约有1.5亿人观看，如果对手是巴基斯坦，这个数字还要翻一番。印度最成功的板球运动员就像宝莱坞明星一样受崇拜。

　　如何解释这种英式运动对于印度人的吸引力？首先，印度虽然出现了华丽的商场和软件公司，但主要还是一种农业文明，板球与其静态的节奏十分吻合。国际板球比赛耗时少则一天，多则五天。一位英国作家曾这样解释板球在美国遭受冷遇的原因：“在这里，时间就是金钱，看板球是一种极大的浪费。”印度恰恰相反，这里的人惯于思索宇宙而非时钟，对他们来说，6个小时，甚至30个小时，都不过是眨眼的功夫。

　　国家荣誉感也是印度人偏爱板球的原因这一。这几乎是他们唯一可能取胜的运动。虽然人口超过10亿，印度在奥运会上平均只能得一两块奖牌。但他们有世界上最出色的板球运动员。此外，印度还可以借这项运动，与它的发明者、过去的殖民者算总账。当印度经过40年奋斗，首次在英国打败英格兰队时，整个国家欣喜若狂。球员回国时，看到15万人到孟买机场迎接，总理英迪拉·甘地也马上接见了他们。要知道，内阁成员想要见她，有时要等数周之久。

　　最近几年，印度人的时间观念改变，对板球的态度也有所变化，为期一天的比赛更受欢迎。去年，印度在南非举行的twenty20世界板球锦标赛中夺冠，这种新式比赛节奏更快，争夺更激烈，整个比赛只有三个多小时，非常适合新兴中产阶级在下班后、睡觉前观看。印度板球委员会刚刚成立了第一个印度板球联盟，由印度和外国明星组成的各市球队按Twenty20规则举行比赛。

　　看着印度人和板球之间历久弥坚的爱情，你会想到巴西人对于足球的迷恋，只是巴西人不到2000万，而印度人却超过10亿。虽然巴西人赢得大多数世界杯冠军，但世界足球中心实际是在欧洲。而在板球这项运动中，印度可能成为真正的中心。这里有太多钱可赚，很多外国球员因此抛弃了自己的国家，转向印度。就像社会学家AshisNandy曾经评论的那样，“板球是印度人的运动，只是偶尔被英国人发现了。”

　　Ⅵ

　　曾经的抢劫犯Amnat现在是奥运选手，泰国有不少人像他一样，通过拳击重获自由。

　　她像在火中，又像在冰上。当身上涂满薄荷油，你很难说得清到底是冷还是热，但这种感官刺激正是泰国女孩SiripornThaveesuk所需要的，她要打败对手，一个日本女孩。世界拳击理事会（WBC）次最轻量级冠军赛正在柬埔寨皇家武装部队体育场举行，戴着粉红色手套的Thaveesuk坚持打完了10个回合。拳击完全是个技术活：短直拳、钩拳、上钩拳，不能像蝴蝶一样来点花拳绣腿。最终Thaveesuk以点数赢得比赛，25岁的她站了一会，然后放松地走了一圈。对她来说，拳击是一条出路，就像贩毒是摆脱贫穷的另外一条出路一样。由于交易甲安非他命，这个泰国女孩被投进监狱，而拳击使她重获自由。

　　如果说每种运动都有自己的内涵，那么拳击常常意味着救赎。CassiusClay为黑人的骄傲打斗，最后变成了穆罕默德·阿里；JoeLouis把MaxSchmeling击倒在地，打破了雅利安人至高无上的谎言；拳击还为一些人提供了实实在在的机会：持枪抢劫的SonnyListon因为拳击成就获得假释。

　　Thaveesuk别无选择。有些事情是她无法控制的，比如出生在泰国中部一个赤贫家庭。她很小的时候，父亲就离家出走，母亲在特技表演的现场死亡。但有些选择是Thaveesuk自己做出的，比如在七年级时退学并开始吸毒。吸毒导致贩毒，贩毒带来十年牢狱，那年她17岁。服刑四年后，Thaveesuk参加了监狱新设的一个拳击课程，部分是为了缓解监狱生活的乏味，部分是为了自卫，以免受其他犯人欺凌。每天她换掉囚衣，在一个临时练习场里研究这门新学问。

　　说她进步很快是一种保守的陈述。2007年4月，练习拳击后不到三年，Thaveesuk打败一名日本选手，赢得了世界拳击协会次最轻量级冠军称号。比赛在泰国一座监狱举行，Thaveesuk是第一个服刑期间夺冠的人，她因此被载入记录。两个月后，她提前获得假释，为自己打出了一条自由之路。

　　她的故事并非个案。泰国有悠久的踢拳（kickboxing）传统，并将这门技术转化成了国际化的拳击。这个国家获得的17枚奥运金牌中，有11枚属于拳击。自离开监狱，Thaveesuk三次卫冕，最近一次就是4月26日在金边的比赛。那天正好是她的生日。“我做到了，”她带着几分惊奇说，“我从未想到自己的生活能变成这样。”

　　泰国有6500万人口，其中17万在坐牢，是世界“监禁率”最高的国家之一。牢房人满为患，囚犯不得不侧着睡觉。在这样一种环境中，任何娱乐都受欢迎。泰国五年前开始在狱中推行拳击项目，“犯人有的是时间，”泰国行为改造部负责人WanchaiRoujanavong说：“就练拳击而言，这种环境非常好。”这种运动还提供了出狱后的机会。“很多人获释之后很难找工作，”Wanchai说：“但在拳击界，没人关心你的过去。”

　　在泰国青年男性罪犯行为矫正中心的高墙和铁丝网后，有世界上最大的拳击训练场。每天六个小时，160名瘦长结实、浑身刺青的囚犯不停对打，或是猛击沙袋。天赋异禀者可以提前获释，剩余刑期不满42个月的犯人可以参加外面的比赛，并将奖金保留下来，回来买点虾片或者一点空间，以便可以躺着睡觉。据监狱官员透露，他们中没有一个重新回到监狱，与普通罪犯至少10%的累犯率形成鲜明对比。

　　对一个充斥着汗水和睾丸激素的地方来说，这个体育场显得相当奇特，看不到想像中的残酷和凶悍。犯人们轻声细语，练习结束后会按照泰国礼仪谦恭地握手。“黑狮”是其中的佼佼者，已经参加过30多场比赛，身上的刺青中他最喜欢的是Mam，意为“妈妈”。“我一直令她失望，”他说，“我只念完了一年级，还贩毒。也许通过拳击，我才能改正自己，让妈妈自豪。”

　　而AmnatRuenroeng已经来不及对父亲做出补偿了。他没能参加父亲的葬礼，因为太兴奋了，当时他吸食了海洛因或其他玩意，他记不得了。这个29岁的犯人说，在他犯下的所有错误中———殴打一年级老师，抢项链，抢钱包———错过父亲的葬礼是最让他悔恨的事情。Amnat家有九个孩子，他是老小，父母是贩猪的，现在所有兄弟姐妹也都在贩猪，但Amnat对猪没兴趣。于是二年级时他退了学，加入一个泰拳学习班。7岁时他输了第一场比赛，疼痛让他大哭不已。第二场比赛他又输了，但这次他忍住了眼泪。多年中他过着杂乱无章高低起伏的生活：比赛让他成为当地最出色的拳击手，而为了毒品进行抢劫则让他三度入狱。

　　2006年，Amnat决定到国际比赛中试试运气。当时他被判15年监禁，认为拳击可以打发时光。一年后，Amnat在49公斤级的次最轻量级比赛中获得全国冠军。第二天，他获得假释。那时他的刑期刚刚过了两年半。去年11月，Amnat在芝加哥举行的2007世界拳击锦标赛中获得铜牌。现在他是泰国拳击奥运队的选手，一直在越南集训，据教练说，这是为了避免“女孩、夜总会和其他事情分心”。Amnat的古巴教练OmarPuentes认为，这个前囚徒有潜力在北京奥运会上夺金。“监狱里的纪律和专注是他成功的原因之一，”Puentes说，“在我教过的人中，他的纪律性是最好的。”Amnat本人说得更为直接：“如果不是冠军，我就要呆在监狱里。所以我会非常努力。”

　　当然，拳击的故事并非总是以拯救结束，看看泰森的沉沦吧。但对Thaveesuk来说，童话还在继续。金边卫冕之后，这位寿星女去泰国驻柬埔寨使馆参加晚宴，正在服刑的毒贩与外交官和将军们共进晚餐。她发表了一个讲话，落了泪，穿着制服和燕尾服的男人们也是。

　　与此同时，还有一位前囚犯选手拼命想到金边来。Thaveesuk获得首个冠军头衔前两年，Nongmai成为报纸头条：还在服刑的她参加了世界拳击锦标赛48公斤级的比赛。监狱乐队为她加油，但在第七局，她被技术性击倒。这并不意外：此前Nongmai只练习了一年拳击，从未在一场比赛中打满三局。尽管如此，Nongmai还是提前18个月获得了假释。

　　Nongmai因为贩卖数百片安非他命坐牢，这是她第四次被捕、第三次入狱。17岁时，她在东芝电视厂工作，有天领到奖金后去跟人打牌。本来只想玩两个小时，最后却变成了长达10天的赌博狂欢。在此过程中，有人说服她吸食海洛因以保持清醒。最后，770美元奖金中只剩下60美分，还因怠工被厂方开除。那段时间，她是靠吸毒熬过来的。

　　现已29岁的Nongmai明白，她的拳击生涯所余不多了。由于生病，她未能参加金边的比赛，她打算七月份再次参赛。她说，监狱里出来的朋友有一半回到了高墙后面，另外一些在街头游荡，她不希望自己落得同样的下场。因此她用比赛奖金在曼谷盘了一家小店，晚上向路人兜售烤鸡。顾客们大多不知道这个瘦瘦的烤肉小贩曾经跻身WBC高手之列。此外，她还买了一台平板电视，一辆摩托车。她的梦想是能攒钱买辆本田思域，白色的。

　　Nongmai头脑相当清醒。“在监狱里，我有大把时间，可以充分训练，”她说，“现在困难多了，有太多事要做。”拳击为她带来今天的日子，对此她心存感激。但是10局过后，比赛就结束了，而生活还得继续。

　　Ⅶ

　　在韩国，电子游戏是严肃的“E运动”，吸引数百万观众，催生了一个产业。现在他们将目光瞄准了中国。

　　如果你想惹韩国人生气，那么试试说“电子游戏”这个词。他们鼻子会皱起来，饮料会放下来，谈话也会停下来。当你正在疑惑自己到底哪儿做错了时，有人会打破令人尴尬的沉默，对你解释：“我们这儿不说电子游戏，我们称之为E运动。”你一定要抑制住大笑的冲动，那样不仅很失态，还显示出你完全没有能力把握当代运动文化。

　　在韩国，游戏玩家是严肃的运动员，不仅得到巨额赞助，还吸引了数百万观众，催生了一种新兴产业，每年创造数十亿美元产值。如果你不能理解这一切，不妨到首尔进行一次“洗脑之旅”。你会看到一个完全不同的小宇宙。在这里，12支队伍组成的电玩职业联盟举行大赛，两个专门的电视频道进行24小时直播，办公室职员和学生们通过手机不断接收大赛信息。玩家们像摇滚明星一般受宠，在后台精心打扮后，他们会在烟雾中出现在比赛区，做作的主持人和数千名尖叫的少女正在那里等着他们。2004年，《星际争霸》决赛在釜山举行，吸引了10万观众，远较同年举行的英国足总杯决赛（71140名观众）或超级碗（68206名观众）热闹。

　　韩国有95家贸易学院，其中包括一所特殊的游戏学院，提供游戏设计和其他相关课程。著名玩家的头像会出现在信用卡上，光靠玩《魔兽》，一个21岁的年轻人每年可赚取10万美元。甚至政府也有一个部门专门负责游戏业。在其荧光闪闪的办公室里，公务员们热烈讨论MMORPG（大型多人在线角色扮演游戏）和FPS（第一人称射击游戏），墙边靠着怪物和丑女的纸板像。首尔市长也是游戏布道者，致力于把游戏打造为首尔的标志性形象。

　　韩国人是如何把一种反社会的爱好变成观众追捧的“运动项目”的？答案就是电视。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不久，整个韩国的人都猫在家里，不看电影，不下馆子，以紧缩开支，当时最热门的游戏是《星际争霸》，韩国收费电视运营商OnMedia决定播放一些打游戏片段，作为低成本娱乐实验。“当时有人认为这是一个笑话，”39岁的PaulChong说，他大学专业为西班牙语，业余爱打游戏，当时是电视台播音员，到最后一刻被选定进行游戏解说。“电视台也是随便试试，他们选在卡通频道深夜播出。”在OnMedia内部，也有人觉得这是“对观众的欺骗”。“人们觉得电视台应该播出实在的东西，”Chong说，“比如纪录片或者戏剧。”

　　但是随着收视率步步高升，每个人———Chong、电视台、整个国家———都有一种“找到了！”的感觉。电玩不是与世隔绝的自闭者游戏，它们是有独特生存土壤的运动节目！它们不受天气影响，设备要求很低，只需一两台电脑，而且节奏紧凑，可以在10分钟内完成一场较量，不影响广告播出。此外，其视觉效果似真似幻，令人炫目，主题是深沉的生存与死亡。相形之下，看着22个真人在真实球场上踢着非数字化的足球，显得又慢又可笑。

　　在首次播出五年内，游戏联盟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最后整合为一家，相应的规则也确定下来。面对父母们的担心，一个校服制造商赞助设立了学校联赛。各校校队都由老师担任教练和指导，吃住和训练都和同学在一起，他们为奖金和荣誉而战，将来可以成为职业玩家，也可以进入相关领域工作，比如游戏设计或推销，从而成功解除了父母们的后顾之忧。

　　这些天，在首尔E运动中心德黑兰路闲逛，你明显能感觉到一股欢快的气氛。因为第二届e-Stars电子竞技比赛将于7月24日至27日在此举行，电竞比赛一年一度，每次为期三天。和三星赞助、每年在不同国家举行的电子竞技大赛不同，e-Stars希望把全球玩家吸引到韩国，把首尔变成古代奥运会的雅典。届时会有大型舞会、游戏历史展，但是所有人的目光将聚焦在首尔贸易展览中心的洲际杯（Conti-nentalCup）赛事上，它模仿高尔夫球赛里的莱德杯，会让最好的欧洲玩家（西方队）与最好的亚洲玩家（东方队）展开竞争。

　　这新颖的设计吸引了众多高手参与。西方队选手包括22岁的荷兰人Schenkhuizen，他是年度最佳魔兽争霸选手，曾在圣弗朗西斯科举行的电子竞技大赛中打败了韩国人的宠儿TaeMinHwang.还有20岁的瑞典人Hammar，他在广州买了房子，以便研究学习亚洲风格的玩法。“我第一次来韩国时，看到的第一个电视节目就是游戏。这种事只会发生在韩国，我想。”

　　扩张的时刻就要到来。韩国体育频道MBCGame已经获邀到迪拜为阿拉伯媒体集团Spacetoon打造游戏播出网络。与此同时，Chong将目光投向了中国，这个市场的潜力不可估量。2006年，韩国推手在杭州举办了世界E运动比赛（Worlde-SportsGames），刷新了中国在线观看纪录。“同时有超过230万人在线观看决赛，”Chong说：“连姚明都没有创下这样的奇迹。”如果韩国人真能成功出口自己的游戏运作模式，绝对会造就一个规模惊人的“运动机器”。到时人们听到“E运动”这样的说法时，就不会少见多怪地偷笑了。编译：Daw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