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闪

　　□思想光谱

　　如果人们要确认自己在生活中的真实处境，如果人们想要拥有生存与发展的机会，就必须了解权力。与权力相关的词汇很多，强制、支配、能力、影响力等等，其中有一个词我认为比较关键，那就是“控制”。

　　权力最想控制的是什么？是偶然。从权力的角度看，偶然意味着冲突、复杂、不稳定、意图不明，意味着权力无法施行它的强制、支配和影响，因此必须控制它，最好能将其驯服。

　　权力首先要做的，就是塑造“必然”的崇高地位，以对付“偶然”这个敌人。这时候，以因果律为基础的决定论经过各种改造，依然不失为人们所需要的意识形态。如果说权力的运用是一门艺术，那么它本质上是联想的艺术。在《规训与惩罚》中福柯将其称为“锻造经久不变的稳定联系的艺术”。为此，“需要确立对立价值的表象，确立对立力量之间的数量差异”。而在这个过程中，当然少不了因果律的帮助———误导同样是权力。如何锻造经久不变的稳定联系？马尔库塞写道，就是为人们提供一种包罗万象的“单向度的思想”，它由权力系统推进，包括各种自我证成的假设、垄断性的话语重复以及催眠式的解说与命令。（《单向度的人》）

　　但是，这样的控制还是“定性”，而非“定量”，仅仅依靠意识形态的控制并非完美，技术则是重要的补充手段。

　　有人讲过一个例子。他说，从前采集蜂蜜是一项很困难的工作，因为蜂箱的孵化格和储蜜格布局很复杂，导致养蜂人没办法干净地取走蜂蜜，反而会造成蜂群的损伤。而现在的蜂箱设计解决了这个问题，它用一个“隔王板”将储蜜格和孵化格上下分开，防止蜂后将卵产在储蜜格上。此外蜡巢也被设计成垂直的框架，以便蜂蜡、蜂胶和蜂蜜分别收集。更整洁、更清晰的蜂箱使得养蜂人更容易观察蜂群和蜂后，从而判断蜂蜜的产量。（《国家的视角》，詹姆斯·斯科特）事实上，权力想达到的效果就是这样，被控制的对象更整洁，更清晰，则权力所维护的利益就更稳定。

　　使控制的目标趋于简单化，这有赖于一整套定量的方法。古典的方法包括语言的统一、度量衡的标准化、户籍制度的建立等等，近现代以来，最有效的方法是统计学———1662年，它已有“政治算术”的绰号。

　　人口普查是统计学的粗浅运用。1548年西班牙在秘鲁进行了人口普查。1660年，法国对魁北克进行了人口普查。之后英国人在爱尔兰搞的普查更加彻底，除了人口，房屋土地和牲畜都在调查之列。宗主国所做的事情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更有效地统治殖民地人民。到了1786年，当歌德感叹到处都是满脑子统计数字的人时，一些思想家和政治家已经彻底意识到，国家在本质上是以统计学为特征的。1700年，莱布尼茨就向腓特烈亲王建言，创立一个新的普鲁士国首先要有一个中央统计局。之后的历史可以证明，德国的军国主义与统计学有着紧密的关系。因为很快，统计学这项英国人所谓的“政治算术”就被德国人所标榜的“国家艺术”超越了。

　　不过说到统计学的运用，法国人要比德国人更为娴熟。早在十九世纪，法国人就开始着手设计用于统计学的计算器了。当贝努里的“大数定律”（偶然事件大量重复，往往呈现几乎必然的规律）成为一种形而上学的真理时，权力似乎找到了驯服偶然，从而让控制变得更简单的办法（《驯服偶然》，中央编译出版社）。道德统计学、自杀统计学、犯罪统计学以及教育和犯罪并列的比较统计学数字都由法国司法部权威发布，成为人们每周订阅的读物。一切都可纳入统计事务当中，在其中，数字是崇拜物，作为统计数据的个人则必须去除个性，成为该数字的一分子。

　　尽管在不少审慎的学者看来，福柯对于权力的论述显得过于激进，但是他所揭示的权力与知识的关系仍令人印象深刻———从越来越精细的统计学角度，不难发现权力不断扩大的控制范围。可以这么说，在控制偶然的过程中，权力为大众准备了决定论，却给自己留下了统计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