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耕华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上海

　　吕思勉（1884—1957），字诚之，江苏武进（今常州市）人，历史学家。大半生在学校度过，教学之余，笔耕不辍。一生写过两部通史———《白话本国史》和《吕著中国通史》，五部断代史———《先秦史》、《秦汉史》、《两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吕著中国近代史》，八部专史———《先秦学术概论》、《经子解题》、《理学纲要》、《宋代文学》、《中国制度史》、《中国民族史》、《史学与史籍》和《文字学四种》，以及大量的史学论文、札记、讲稿、教材和历史通俗读物。

　　已故史学家黄永年先生说：“现在人们大多承认我是个不太坏的史学工作者，只因我在中国古代史尤其是北朝后期以至隋唐做出了点成绩，但这与我受业的复旦大学历史系并无太大的关系。我初入史学之门，全凭我的老师吕诚之（思勉）先生的诱导，14岁在地摊上买到诚之师的《经子解题》是我的启蒙读本，尤其是抗战后期我上高中二年级时听了诚之师讲授的国文、本国史、中国文化史、国学概论四门课，已等于上了个有水平的高等院校。”

　　很幸运，黄先生一直珍藏着当年这四门课的随堂笔记。其中国文课的笔记《〈古文观止〉评讲录》，早在1961年已整理完毕，三十多年后曾刊登在《学术集林》上。而本国史、中国文化史和国学概论，则一直未能公之于世。两年前，黄先生将这四种听课笔记整理写定，取名为《吕思勉文史四讲》，交中华书局付梓。今年3月，《吕思勉文史四讲》刊印面世，可惜黄先生已在一年前驾鹤西去，未能见及。黄先生不仅保存了四门课的笔记，还写了《回忆我的老师吕诚之（思勉）先生》（《〈吕思勉文史四讲〉代序》）一文，对当年吕先生的讲课做了详尽的回忆。参证吕思勉先生自己留存的资料，以及吕先生的女公子吕翼仁的回忆，我们大致可以复原当年的历史场景。

　　吕先生任教的光华大学，在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发生时，因校舍接近战场，不得不迁入上海租界的里弄，在临时校舍继续上课。其后，光华大学便一直在上海租界内辗转搬迁、维持教学，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驻上海租界，光华大学才不得不停办。此时候，吕先生家的生活陷入了困境。

　　自吕先生的故乡常州沦陷以后，一些不愿在敌伪学校任教的教师，便在常州乡下筹办学校。原苏州中学几个常州籍教员，就在常州郊外湖塘桥镇办了个青云中学，算是苏州中学的常州分校。该校秘书主任张元白原是吕先生在苏州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任教时的老同事，他得悉光华大学停办，就写信致吕先生，邀请他父女俩一起到青云中学任教。吕先生认为“乡间的学校，宗旨尚属纯正”，而这时常州守城门的日本兵也已经撤走了。于是，他与妻子女儿商定，回常州乡下教书。也正是在这一年，黄永年先生在青云中学上高二，听了吕先生一年的课。

　　到1943年秋，已经六十出头的吕先生由于健康原因辞去教职，专心在家撰述《两晋南北朝史》，藉开明书店预支的稿酬养家糊口。此时，常州有一个实业团体办国学讲座，请一些学界耆宿主讲《书经》、《礼记》等，来听的都是地方实业家。主办方也邀请吕先生去讲一种古书。此类讲座系座谈性质，对吕先生来说，讲一两种古书，实在是件轻车熟路的事，无须备课，且报酬丰厚。但吕先生还是婉言谢绝了。他对当时那些发国难财、有钱有闲的实业家很是反感，且认为读旧书、讲国学如不用新思想、新观念来指导，毫无价值。这样的演讲，吕先生坚决不为。相反，1944年，常州的博文中学邀吕先生为毕业班做考前辅导，吕先生一口答应，停下了手头的研究工作，精心备课，还认认真真地写了一篇3万余字的复习提纲（现刊于《吕思勉遗文集》上）。这份写于抗战胜利前夕的中国史提纲，至今是学习中国历史最为简明扼要、提纲挈领的入门读本。

　　以上这些，都是六十多年前一位历史学名教授的历史往事，正好用作阅读《吕思勉文史四讲》的背景资料。想象中的吕先生，与今日传媒上见到的教授们的风貌举止大不相同、今非昔比。同样今昔不可比的，还有这四门六十多年高二学生的文史课。两个月前，《中华读书报》有所谓《台湾中学试题内地博士傻眼》的报道，一时成为网上热帖，以至于引出学术界对我们多年来中等学校传统文史教学缺失的反思。其实，六十年前我们也曾有过这般高水平、高质量的文史教学，只是今日的高中学生已不会再有这样的文史教学了。这里似乎隐含着一个规律性的现象：教育普及率的提升与教学水准、质量的下降，恰似两条反向延伸的曲线。

　　吕先生是现代史学家里传统典籍读得最多、著述最为丰富的一位史学家，相传他把二十四史从头到尾读过好几遍，被今日青年学生目为传奇式的人物。史学家严耕望先生对吕先生甚为敬佩，但两人生前并未谋面。虽素未谋面，但参以吕思勉的著述风格和为人行事，严耕望对吕先生的“想象”还是相当准确和到位的，他说：“我想象他一定是一位朴质恬淡、循规蹈矩、不扬露才学，不争取名位的忠厚长者，无才子气，无道学气，也无领导社会的使命感，而是一位人生修养极深，冷静、客观、勤力、谨慎、有责任感的科学工作者。其治史，有理想、有计划，又有高度的耐性，锲而不舍地依照计划，不怕辛苦，不嫌刻板地坚持工作，才能有这些成就。”

　　不过，“无领导社会的使命感”一句容易引起误解。吕先生一生以教书著述为业，除一直担任光华大学历史系主任以外，很少兼任其他行政职务。但他决不是一位“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人，相反他对当下社会现场是非常关心的，对现场政治也多有思考。如本书“本国史”一课的最后部分，有吕先生对国民党“以党治国”的评述，吕先生说：“（国民党的）以党治国之事，在中国可行与否，尚属疑问。盖中国之政治，必加督责、考核，定其功罪，明其赏罚而后可。由是政治之系统，自必当清楚。党之为物，不过用以发动社会之力量而已，行政大纲，则固有正式机关在也。他设想，待抗战胜利之后，国民党的党治当自行取消之，而代以严肃之官僚政治。”此段对国民党“以党治国”的质疑，不出于任何党派的偏见，全来自于吕先生对史事的理解和经验的提炼，也是吕先生一贯的历史观念。

　　吕先生认为，中国历史自春秋战国以后，早期的贵族政治和贵族阶层消亡了，代之而起的是官僚阶级。“凡一阶级，当其初兴之时，其利害，总是和大多数被压迫的人一致的。及其成功，即其取敌对阶级的地位而代之之时，其利害，便和大多数人相反了。”于是，凡稍有才力的人，都竭力要挤进官僚阶级里去了，而民众方面都剩下些愚与弱的人。先秦法家有“臣主异利”说，实在就是治者与受治者的对立和冲突。官僚的利益与民众总是相对立的，要保护一般民众，其要义就在于约束官僚，使之不能为民害。若并官僚阶层而亦放纵之，那就是纵百万虎狼于民间了。汉宣帝斥责太子（后来的汉元帝）时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王指儒，霸指法。即以儒家宽仁之政待民，以法家督责之术绳吏，这确是秦汉以降，汔可小康之道。故就中国历史而言，为政之道，必不能废督责。这种见解在吕先生的《秦汉史》、《吕著中国近代史》、《中国政治思想史十讲》里多有论及。培根说“读史使人明智”，这就是最好的注脚啊！

　　（本文作者编有吕思勉著《为学十六法》，著有《吕思勉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