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青桐

　　□文化遗产研究人员，江苏扬州

　　人类历史有没有方向和终点？黑格尔肯定地判断，有的，那就是“绝对精神”，他把“善”描写成为“自由的实现”，是世界的绝对最终目的。同样，在历史终结这个问题上，美国学者福山也是过度乐观的，他认定，人类是普遍的历史法则的奴隶，当历史终结于一种最完善的形态时，自由民主制度创造了“最后之人”。

　　历史真的有方向和终点吗？被规定了方向和终点的历史会不会误入未知的险途？美国政治学教授克莱·G·瑞恩的《道德自负的美国：民主的危机与霸权的图谋》沿着哲学和政治学的交叉路径回答了这一提问。

　　“共同意志”的霸权

　　克莱·瑞恩导入了对试图控制他人、为遥远事件呐喊的乌托邦道德的批判：当裹挟着权力意志的引导者以“人民”的名义将群众目光引向“伟大事业”的时候，集权和个人的自我纵容可能成为相辅相成的结果。瑞恩首先把矛头直指法国启蒙主义思想家卢梭，因为他认为，正是卢梭将“人民”融为一个同质的整体。卢梭的出发点就是相信人性自然良善，他拒绝主张人性需要道德约束和其他类型的约束的传统信念。“人民的自然人性倾向得到了解放，他们就形成了一个共同意志。”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共同意志”呢？根据卢梭解释，是一个特定民族的公意，不能容忍任何反对。

　　这个“公意”，裹挟着强势而偏执的民族主义意志，不承认有比其所属的民族的感情更高的权威，宣称只有自己民族文化和道德是先天优越的，也就是这个“公意”，在法国大革命中，演变为雅各宾派对一个新型美德社会的呼唤，雅各宾派从自己作为法国人的身份里获得了某种莫名其妙的骄傲和优越感，认为只有他们才掌握了“普世价值”，才具有资格改造别的国家。

　　道德理想国的热忱者们设定的“普世价值”被黑格尔以后的西方哲学家解释为“历史必然性”。可是，为什么“历史必然性”就可以遮蔽多元价值？是谁给了“历史必然性”这样充分的霸权？正是在“人民公意”这一强权语义的推动和道德乌托邦的引导之下，雅各宾派的政治统治被蒙上了血腥和暴虐的雾色。罗伯斯庇尔被后世咒骂是“伪善成性”的人，近代资产阶级史学家也对其恐怖政策大加责骂，其中以法国的米涅最为激烈。把所有“不纯洁的人”推上断头台，雅各宾派政权对“共和国的敌人”进行快刀斩乱麻的处理，最快的纪录是在38分钟里砍掉了21颗人头。

　　人民就是每一个生命

　　今天的美国，是否重复着当年雅各宾派的道路？它是否把当年雅各宾派在法兰西和旧欧洲推行的“绝对道德”的普世主义推向全球化的世界？最显著的特征是，它捏造出一个新的美国的道德与思想谱系。它期望将自己所认为的美德秩序强加于别的国家，他们利用被曲解的“普世主义”价值语言来掩饰一种强烈的权力意志。

　　然而，在西方文明的探索中，希腊人、罗马人和基督徒一致认为，在政治中强权不构成真理，政治的标准不是抽象的模式，政治道德并不意味着遵守一个现成的计划，“普遍性是善的一种活的精神，可以针对任何具体的情势，以无数种不同的价值方式显示自己”。法国雅各宾派和当代美国的新雅各宾派们认为有一个特定的社会与政治秩序适合于所有时间和地点，这从一开始就是价值一元化的伪普世主义。而真正代表普世主义的宪政民主恰恰“不能是图谋实现一种固定的、事先决定好的道德计划，而是以人民同意为基础的政府，乐意协调不同的利益，权威分散化，注意适应情境，接受多样性”。在这种更具历史性的概念里，道德的确是普遍性的，但它不是凭理智可以一劳永逸地抽象化出一个所谓的普遍实用的“道德蓝图”，并把这种信条规定为历史的方向和终点。

　　在那个宏大而冰冷的“道德蓝图”下，人民不再是有血有肉的个体，人民被“虚拟化”、“抽象化”，并漠视、随意践踏个体的公民权利。如托克维尔早年所忧虑的“每个公民都消失在群众（即人民）之中，除了人民本身的高大宏伟的形象外，什么也看不到了”。然而，本质上的人民就是天下苍生，每一个生命背后维系着具体的悲欢离合和生老病死。在法国雅各宾派那里，个人的生命被视若通向无限正义通途上的铺路石，为了那个所谓的普世道德蓝图，不惜牺牲几代人的生命，谁想阻挠那个瑰丽的道德图景，谁就不得好死。

　　美国的道德冒险

　　在克莱·G·瑞恩的眼里，雅各宾派的幽灵真的在美国复活了。以布什政府为代表的新雅各宾派正在引导美国建立庞大的道德帝国，高扬道德旗号的黩武精神，在全世界推销意识形态化的美国价值，试图以那个“客观必然性”的伪普世主义而非“宪政精神和多样化”的普世主义，指导世界的改造和引导人类文明的航向，这种政治狂妄是近年来新保守主义运动达到极盛的结果。美国的道德冒险是卢梭“新道德必须横扫全世界”的二十一世纪新版，也是他“社会契约论”三百年以后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国政治中的响应，因为美国新雅各宾派们相信“全世界的人民将会在二十世纪结束前最终实现他们的愿望。人类会向往一种全世界范围内的道德共同体，向往一种全球性社会契约”。这个“社会契约”的本质是“共同意志”，其主体是被抽象化了的“人民”，“契约”的结论就是人类历史客观必然性地朝着某个他们想当然的“至善”方向行进。而所有这一切命题的前提就在于，美利坚民族拥有优越于其它一切民族的道德合法性，当“普世价值”在概念上被偷换成“道德合法性”时，霸权的图谋和民主的危机不约而同地降临。

　　真善美不能作为历史的终结而存在，真善美只能具体地进入人类的经验。因为趋向人的生存的高级形式不是遵从一个事先规定好一切该做之事的抽象标准。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强求道德一致，不顾社会多样性，不能产生好社会”。亚里士多德相信，许多群体和个人会以形形色色的身份和个性来对“总体善”作出贡献，而又不至于放弃自己的特性。共同善不可能是政治正当对于罪恶的完全和最后的胜利。人力所能及的道德和谐，只能在与各种对善的威胁的斗争中实现，这种斗争永无止境。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英国现代哲学家卡尔·波普批判了“客观必然性”的历史决定论，历史是开放的，善的行径、善的程序比善的目的更重要。乌托邦主义充满着历史的功利主义，在强烈的目的动机下，“惟一的办法似乎又是诉诸暴力，包括压制批评和消灭一切对立面”。世界上并不存在什么最终目的，一切形式都是过渡性的。一代代人都是匆匆而去的过客，他们都有受到尊重的同等权利。普世主义的历史应该是以善待具体的生命个案来行使善的义务，而决不是为了实现那个遥不可期、自以为是的善的目的而不顾及生命的个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