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砺青
□自由撰稿人,香港
在“大国崛起”的呼声中,印度成为与中国匹敌的对手。印度的电信业规模及年轻劳动人口潜力,足以令中国惊讶。然而在讨论印度蹿升力量背后,印度穷困、落后及腐败的一面,却鲜有外国人关注,只有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奈保尔,曾写过《印度:受伤的文明》及《印度:百万叛变的今天》,描绘这个拥有几千年文明古国在过去及今日的困境;另一位就是来自瑞士的特约记者伯纳·英哈斯利。他起初在孟加拉进行人类学田野研究并写成《孟加拉的现代化过程》,后来在印度娶妻生子并成为数家报纸在印度的特约记者,《告别甘地》是一次访问之旅的结晶,访问对象包括富商家族成员、社会团体代表、政治团体领袖及印度总统卡拉姆。
1930年代,在这块被誉为英女皇冠冕上最大宝石的殖民地上,一位年逾半百的印度律师发动了抗议盐税的大游行,以非暴力手段争取这块由成千上百个土邦组成的次大陆和平独立。这位律师就是甘地。他出身于印度西南海滨省古吉拉特邦的商人家庭,母亲信仰夹杂回教色彩的印度教派,使得甘地成为印度少有主张不同宗教和平共处及非暴力抗争的领袖。1947年,由甘地领导的印度独立运动终于成功,但他也于翌年被印度教狂热分子暗杀,他关于社会改革的主张亦被印度传统社会种姓制度及教派冲突所掩盖。现代印度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甘地的建国理想?这是作者在书中亟欲解答的问题。
当然,甘地的政治理想,并不代表当代印度人的普遍理想,大抵这些建国蓝图都与建国后的政治现实相违背,甘地的计划只能是一个纸上的乌托邦。例如甘地主张的非暴力抗争,恰好与印度上千年来教派冲突的传统相悖,而甘地的节制不纵欲原则,更与印度鼓吹性爱的文明格格不入。从政治上说,印度藉由非暴力建立的新国家,虽然实行议会民主制并奉行国家主导经济制度,但她没有将平民百姓以及贱民阶级从土邦君主、婆罗门及贵族中解放出来。而种姓更意味着职业与家族世代紧扣,拥有低贱职业种姓者则须永远继承祖上职业。
印度被誉为英国议会制度的典范,但她是否真正的民主国家呢?作者在印度各邦游历的时候,也和各地商人和政治组织领袖谈起甘地,他们的反应总是很矛盾:没人否认甘地是印度国父,如印度人民党就声称奉行甘地思想,但也没人真正把甘地主张的社会平等、公义、包容性、非暴力原则当成一回事。有些人甚至不喜欢甘地,如认为如果不是甘地的话,印度早于1930年代就独立了。在甘地出生地古吉拉特邦,五个男人中就有四个认为非暴力抗争根本就是懦弱的表现。
除了宗教上的冲突,社会不平等也是一个严重问题。在尼泊尔,有左翼尼泊尔游击队活动,而在尼泊尔附近的比哈尔,印共与尼游亦经常互通声气。除了比哈尔外,在印度中部的省份,亦有左翼游击队的活动。游击队成员多是社会最低下阶层的原住民或贫苦大众,他们惟一的希望便是“以暴易暴”,视国家建制为打倒的目标。近几年来,他们的活动愈见频繁,成为印度中部各邦政府最头痛的问题,所过村庄,居民几乎被虐杀,鸡犬不留。用奈保尔的书名“百万叛变的今天”,来指称这里的叛乱,似乎最恰当不过。
甘地来自一个家世显赫的商人家族,甘地与血缘相近的撒拉波海家族一样,身上流着商人的血。然而富可敌国的撒拉波海家族更像印度人,因为这些控制着印度各大产业命脉、既懂得营商之道亦有极深厚的文化素养的大家族,像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的商贾家族一样,在无尽的内讧、同盟和阴谋中茁长过来,他们心智早熟,连未成年的女孩子也感到必须为家族事业而努力。如此复杂矛盾的特性,比起甘地踽踽独行的圣者形象,似乎更适合印度人的民族性。
但印度也不是完全令人沮丧的,在加尔各答的清晨,作者就察觉到另一番景象,一群穿着整齐的年轻男子,在青葱的草地上打板球;在印度某些城市,作者也见到穿着整齐的孩子。虽然社会不平等,但在民主的制度下,低下阶层仍然有机会表达他们的诉求。一个名为MKSS的社会团体,成功争取印度政府订立信息公开法,并继续争取失业者权益、劳工工作权等社会诉求,作者高度赞扬他们争取成功的官方信息公开法。印度妇女也从以前的社会低下阶层中走出来,争取更合理的社会地位。印度看似古老、凌乱,但生活依然欣欣向荣,充满活力。
作者访问对象还包括总统卡拉姆。作为一个穷渔夫的儿子,卡拉姆是个大胆构想、勇于创新并付诸实行以令梦想成真的人,也是像甘地般有远见的人。他认为甘地最重要信念是消灭贫穷,而这必须从农村开始,所以他构思的“为农村提供都市服务”(PURA)计划,亦被作者视为新甘地式的“自给自足农村计划”。当作者问到这位印度导弹之父对“非暴力原则”的看法时,总统说起一个关于蛇的寓言:蛇曾经咬伤许多村民,被流浪僧教化不再咬人后,却被村民打至遍体鳞伤,流浪僧说其原因在于蛇没有唬吓村民。这至少说明了:在印度,有许多不乏理想信念的社会精英和知识分子,但他们往往使用暴力及卑劣手段实现自己信念,他们无法通过和平协商手段解决问题,或找出超越各自信念的更高原则,所以社会仍然不公平,宗教冲突仍然无日无之。
印度这块幅员辽阔的次大陆,这个人口众多的南亚大国,是否能够在全球化的世界中茁长,关键很可能在于她对甘地信念的看法。当然,仅仅对比今日印度几位精英与甘地思想之异同,忽略了今日印度的社会经济发展及在信息产业上的创新,也是不公允的。英哈斯利作为一个外国人,根据自己对甘地及今日印度人的认识,在访问对象身上,试图重塑今日印度人的身份认同,亦难免有片面之嫌。诚然,甘地的圣雄形象与个性复杂的印度人格格不入,但作为一种模糊的精神形象,印度人仍奉甘地为他们的伟人。没有甘地的思想和抗争,印度将难以摆脱殖民地身份,成为自强不息的泱泱大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