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活一辈子，总要经历一些事。”78岁的文定武坐在石阶上，抽着烟，陷入沉思。暮色四合，在他身后，十多顶军绿色的帐篷挨个排着。不远处，是北川中学倒塌的教学楼。出了北川中学校门，向右，两三公里外就是文定武生活了半个多世纪的北川县城。文家两代人关于北川县城的记忆开始于县城搬迁至曲山镇时，终结于地震袭击曲山镇之前。地震后，文家的幸存者终于聚到一起时，他们发现，这个地震前四代同堂、共计37人的大家族，有10人在地震遇难。

　　文定武是苦孩子出身，才一岁，亲生父亲死了。母亲带他从邓家村改嫁到曲山镇一户姓马的人家，家就安在曲山街的“陕西馆”。房梁是粗大结实的马桑树。文定武认定这房子有几百年的历史。

　　解放前，曲山街是小镇上最热闹的一条老街。保长家、地主家、米店、染坊、盐铺、药店、旅馆，全在这条街上。谁和谁吵架了，双方叫来家里的老人到街上的铜锣春茶馆理论；谁走霉运了，就找街口的“刘算命”算上一卦。

　　1949年11月的一天，文定武就在曲山街上，碰到进入北川境内的解放军，问他能不能带路到当时北川县城所在的禹里乡治城。从曲山到治城，全是高低不平的土路，路面又窄，连鸡公车（即手推车）都进不去，走路要花大半天时间。血气方刚的文定武领着一队解放军，走得很快，只用了3个多钟头就到了治城。他熟悉沿途“红灯教”的窝点，帮着解放军剿了三四捆大刀，立了大功。

　　1950年1月，北川和平解放，共产党政权建立，文定武当上了自卫中队长，此后又当上县农协会会长。

　　“清匪反霸、减租退押”，文定武反复念着这八个字。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是他最畅心的时候。一个参与解放北川的山西籍干部评价他：文化程度虽不高，但是能说会做，诚恳老实，是个好同志。文定武入了团，半年后入了党。县里在禹王庙举行土匪恶霸公审大会，他亲手开枪打死当地一个袍哥大爷。“土改”中，文定武家在曲山镇山边上分到了十亩地，结束给地主种地的命运。

　　县城迁址

　　一项重大的决策在1952年9月发生：北川县城从治城迁移到十几公里外的曲山镇。

　　在此前漫长的岁月中，治城一带始终是北川的行政中心。

　　位于群山边缘的北川，古时就是四川盆地阻挡北来民族的最后屏障。南北朝时期，民族冲突由于地方军阀割据更加激烈。公元566年，也许是为了加强边防，北周在当时的北部郡置北川县，是为北川立县之始。至唐高宗永徽二年（651），并北川县入石泉县止，北川县治所一直在治城西15公里（青石羌族乡境），历时86年。

　　唐太宗贞观8年即634年，从北川县内分出了石泉县。明代学究曹学诠在《署中名胜记》中解释说：“县有甘泉，崖上刻‘甘泉古迹’四字，县因以名。”而“石”字，来自泉水对面的石纽山。十几年后，北川县并入石泉县，以更靠近平原的治城成为县城，至民国3年（1914）改石泉县名为北川县止，一直以治城为治所，历时1280年。

　　宋徽宗政和七年（1117）设置石泉军时，军、县均以治城为治所，直到宋理宗宝祐三年（1255）石泉军迁治龙安县止，历时138年。

　　民国3年（1914年），石泉县更名为北川县后，仍以治城为治所，直到1952年9月，又历时35年。

　　在今天看来，迁城决策被视为仓促而错误。而在半个世纪前，新政权创立伊始，迁城或为一种战略考虑。文定武说，迁到曲山镇，因为那里地形好、交通好。

　　作为自卫中队长，文定武亲历过1952年前后，当地匪患猖獗的局面。川北不断发生大规模反革命暴乱，并围攻治城，多位解放军指战员和县大队战士牺牲。治城深陷大山中，交通相当不便。与之相比，民国时期曾作为“茂北安联防办事处”（茂县、北川、安县）会议地点的曲山镇，因靠近安县和江油，交通更为便利。如果县城搬迁到此地，一旦发生危急状况，就可更快地得到支援。

　　曾任绵阳市地方志办公室主任的王志强给出的一种解释是，曲山镇得名于附近高山上的一座曲山关，这里数百年来一直是隔离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屏障。当时曲山镇多聚集汉人，以此地为行政中心，也便于新生政权打好根基。

　　曲山镇坐落在崇山峻岭之间的狭窄地带，三面环山，一面临水。1952年，这里仅是一个人口不足500人的小镇。新县址百废待兴，建楼扩路欲征文定武家刚分到的田地。县领导找到他，说征用的七亩地记在账上，日后赔偿。文定武一听，连忙摆手谢绝：修县城是好事嘛，没来头（即“没关系”），直管拿去吧。那时，他家田地上种的玉米已经开出顶花，有的结出了小小的苞苞。许多年后，镇上一些老同志偶尔还会谈起此事，夸文定武“觉悟很高”。

　　在那个“劳动人民翻身做主人”的年代，文定武与这座县城一起翻开生命的新一页。他们一起变化得很快：在县城搬迁的第二年，曲山至安县长27公里、宽2.5米的公路便道修筑完工，开始通行马车和人力车；一个月后，绵阳至曲山首次通行吉普车。而文定武，在1953年当上父亲，有了第一个孩子。他奔忙于北川深山乡间，调查缉拿棒客（即土匪）。

　　文家的故事

　　文定武的仕途本可以平步青云。但他自认“直肠子、嘴巴臭”，看不惯某些同僚贪赃舞弊，被摁了下来，于是从干部又当回农民。“文革”后，落实干部政策，他找到绵阳组织部申诉，补回工资，又安排他到凉风垭一个煤矿上当矿长兼党委书记。干了一年多，文定武不想再吃“国家饭”。

　　“只要开动脑壳、人勤快，就不怕没钱。”文定武的观念影响了他的下一代。

　　文六娃———文孝斌，生于“文革”开始那一年。他清楚地记得，70年代末，县里推行包产到户的农业生产责任制，推广高产优质抗锈小麦新品种叫“绵阳15号”。

　　“绵阳15号”产量确实高，但是北川土地少，家里十几口人，就靠几亩薄地，吃不饱，更别提攒钱致富。文孝斌虽然初中没读完，但他脑筋活络，15岁就当起“包工头”，连他大哥也跟着到处揽活。

　　活计就是刷漆。说起这段，文孝斌很是得意：80年代早期，还没有100元、50元这样大面值的人民币。有一年，他把赚来的1860张十元交给母亲。母亲捧着一大叠钞票，吓坏了，她以为儿子去干了偷鸡摸狗的事。

　　文孝斌不想一辈子当个打工的漆匠，他一直有当老板的欲望。在绵阳做活时，看着街边上卖米线的生意不错，卖一上午米线，比他给人刷漆一周还来钱快。于是，在北川县城里他开起了一个米线铺。

　　自打出生，文孝斌户口本上登记的民族成分一直是汉族。在他为卖米线、当老板而奋斗时，北川开始在为申报羌族自治县而奋斗。

　　1953年，北川进行第一次人口普查，全县77317万人口，羌民仅59人。1984年5月，国家颁布了《民族区域自治法》。1985年，北川进行民族成分普查，全县近15万人口，羌民跃升将近4万人。1986年2月，北川县委、县政府向四川省、绵阳市呈报了《关于申请成立北川羌族自治县的报告》。1987年11月，经四川省政府批准，“自1988年1月起北川按少数民族县待遇”，政策上给予优惠。在这年初步填发的民族证书中，北川羌民超过5万人。

　　一部清乾隆版、由时任石泉（今北川）知县姜炳璋编纂的《石泉县志》，成为了北川申报羌族自治县的重要历史依据。这部古籍本不存于北川。1982年，北川县开始启动地方志编修工作，派人四处查找与北川有关的历史资料。在北京图书馆工作的北川籍学者黄登培在馆里找到这部清乾隆版的《石泉县志》，并复印回县。

　　文孝斌没有读过这部《石泉县志》。他第一次意识到北川申报羌族民族自治县、复兴羌族文化的好处，是在1990年第一届羌历年庆祝大会，各地宾客云集。“一碗2两米线，卖4毛钱，平时能卖个两三百元就不错了。一下子一天能卖到800元！”

　　这个农民出身、三十岁不到的男人，就靠着卖米线和刷漆的积蓄，成为90年代初北川城内为数不多的“万元户”之一。

　　从90年代到21世纪初十多年间，大山里的北川县城和大山外的世界一样，迫切改造自己，急速扩张膨胀。

　　由于土地局促，地质灾害频繁，曲山镇老城区可建设用地已使用殆尽。于是，县城跨过了湔江，在对岸背倚景家山的茅坝拓展新城区，崭新的县政府办公大楼、公安局、林业局等政府机构和生活住宅小区陆续落户此地；1992年洪水淹没的龙王滩，重修河堤，填平石窖后，建成可容万人的体育广场；秃山峻岭的龙尾，建起了电站；湔江上修起了“两桥一洞”（夏禹大桥、龙尾山隧道、石蓑衣大桥），翻山越岭，可直达茂县、松潘。

　　文家自五十年代居住的杨家河坝，筑堤填坝，几经改造后，成了杨家街，古老的木头房子拆掉了，取而代之的是气派的北川汽车客运站、宽敞的羌乡民品市场，还有一溜溜整齐划一的钢筋水泥房。文家的物业就汇聚在杨家街上。

　　90年代末的一个羌历年，文定武和老伴韩天珍的“文家老旅馆”率先开张。老旅馆共六楼，一、二楼是出租的商铺、茶馆，三、四楼自住，五楼才是客房，十多张铺，一张铺收三五元。老两口不请工人，自己打理经营，每月至少都有500元收入，加上每月八九百元的退休金，还有每年3万多的商铺租金，日子过得殷实。

　　大儿子文孝泉的文家旅馆比老旅馆更靠近街面，铺位更多。每天，他坐在店里，悠闲地咂着酒，在从早至晚鼎沸不息的人声中，滚滚财源落袋。他开的旅馆，在生意最旺的时候，一天的收入能抵上老旅馆一个月收入。

　　“我们文家的财富，在北川排在前十名。在杨家街上，父母加上七个兄弟姐妹，24间房，平均都是共六楼。”文孝泉习惯人家称他“文大爷”，他语速极快，声音洪亮。据称，他曾拥有千万身家。

　　卖米线成了万元户的文孝斌，在这条街上卖起串串香，店名“禹王”。姜氏的《石泉县志》也是北川被认定为“大禹故里”的重要依据。禹羌文化在北川17年申报羌族自治县过程中，不断得以宣扬，成为北川人认祖归宗的共识。

　　2003年7月6日，国务院批准设立北川羌族自治县，10月25日，农历十月初一，也是一个羌历年，北川举行了隆重的成立庆典。这一天，这座县城空前的热闹场面，可以在“禹王串串香”里找到缩影：1枝串串香1毛钱，一晚上就卖了7000元。

　　伴随着北川成为羌族自治县而来的，除了文家财富的快速增加，还有他们的民族身份转变。文定武一直以为自己的祖上是清末初年“湖广填四川”而来，老家在湖北麻城孝感乡。2003年，北川羌族人口达到9万多，文家民族成分登记为羌族。他家的旅馆、铺面，按照县政府的统一规划装饰，外墙、窗台都装上了羌族特色的羊头图腾。

　　2005年，文家老旅馆发生一起凶杀案，文定武和老伴韩天珍缉拿凶手，报案有功，到绵阳市参加表彰会，领取了一大笔见义勇为奖金。为了表明自己是来自全国唯一的羌族自治县，两位不会说羌话、不爱跳锅庄的老人，生平第一次穿上羌族的传统衣服。

　　地震阴影

　　在曲山镇居住了半个多世纪，文家在这里已繁衍到第四代。他们依恋着北川，虽然他们很早就知道，这座山明水秀的小城，其实危如累卵。

　　“那个地方处在岷山山脉、龙门山山脉之间的峡谷里。”王志强说。两侧山脉不断运动，小镇不断受到挤压。“两侧山上的石头都是薄薄的片石，很少有宽大的条石，就是因为不断受到地质运动挤压的结果。”

　　在90年代出版的《北川县志》中记载，1679年（清康熙十八年），回龙场（今茅坝，为北川县城新城区）后山发生崩塌、滑坡，滚石飞移距离达1000多米；场镇被埋大半，乱石林立，后得名“乱石窖”。这是见于古籍记载中唯一一次崩塌的严重灾害。

　　灾害性天气在县城迁往曲山的第二年集中爆发：1953年春旱，全县断炊278户，缺粮2126户。这年7月18日，因洪灾，全县冲走房屋69间、磨坊34栋，桥梁5座、冲垮渠堰33条、粮食1750吨、猪29只。受灾玉米631.3公顷，损失粮食200吨。受灾人口达1256户，其中受灾较重的有200户，死亡4人。

　　从1169至1976年，北川县境中发生中强地震十余次。1976年至1987年震中在县境的地震163次，其中1.5～2.9级154次，3～3.9级9次。

　　1958年2月8日，北川任家坪一带发生6.2级地震，曲山烈度为7度。这座刚刚新建不久的县城第一次遭到地震重创：县人委砖木结构二层楼房两头震垮，砖柱震裂；新华书店、邮局、银行、诊所、粮食局等单位新建房屋上部的单砖墙震垮，柱子震裂；县中队厨房烟囱震倒；树木摇动，山坡地裂，石岩崩塌。

　　文孝斌对1976年8月间，发生在临近北川的四川松潘、平武6.7级～7.2级大地震印象深刻。那年他刚十岁，正在杨家河坝上捉迷藏。夏天发洪水，从山上冲下来的木头被老百姓捡起，在河坝上码得整整齐齐，突然间随着大地的摇动滚落一地。那回地震后，县城里塌了房子的人就在杨家河坝上搭帐篷住。

　　1976年这次大地震后，包括文孝斌在内的许多北川人第一次知道了县城很可能会被“包饺子”。四川地质系统的专家曾勘察指出，北川处在一条长500公里、宽70公里的断裂带上，大断层斜贯县境，褶皱、断裂发育，地震活跃。而县城被裹胁在王家岩和景家山的山体之间，非常危险。

　　上世纪80年代后期，北川县政府曾向地区和省里打报告，要求搬迁县址，并向国家申请搬迁费用。但由于种种原因，北川县的申请未获批准。

　　北川县地震办退休干部马明礼曾参与1988年绵阳市地质学会对北川县灾害地质的考察。这份历时2个月的考察形成的报告结论称：北川县城总的说处于区域构造运动相对稳定期，新构造运动表现不强烈，近期内发生六级以上强震的可能性较小。山体整体是稳定的，不会发生因山体失稳而毁灭北川县城的灾害。

　　十几年前，北川一直流传着“王家岩上有大崩口”的说法。文定武因为50年代当自卫中队长，曾在王家岩周围巡查土匪，驱赶下山捣毁庄稼的野猪，对这一带地形熟悉。他受命带着一些地质勘察人员上王家岩。在他的印象中，查来查去，没有看到那个“大崩口”。

　　事实上，经济落后是县城搬迁的最大掣肘。王志强说，从70年代至90年代，北川经济主要依靠青片河林场的“木头财政”，条件十分艰苦。在《绵阳年鉴》1996卷中有这样一条记载：1998年绵阳市青片河林业局破产、天然林禁伐，县、乡部分企业破产、兼并，财政形势极其严峻。通过层层分解落实征收任务等措施，县财政实现当年收支平衡，扭转了县财政从1992年连续赤字的局面。

　　到90年代后期，曲山附近的地质灾害越来越多，每到夏天，泥石流、塌方不断。1995年7月下旬起，县内遭受大风、暴雨袭击，特别是“8·11”特大洪灾，几乎冲毁了半个县城，全县直接经济损失达1.62亿元。王志强记得，当时，绵阳市的有关领导在会议上又提出北川县城必须要搬。

　　可是，一次次自然灾害的侵袭和一次次搬与不搬的犹豫，北川人在忧患中似乎渐渐麻木。1995年的那次洪水冲进了文家的楼房。等水一退，他们清走淤泥，又继续在原地修整房子，有钱了，就一层一层地往上加。

　　陈明世，2002年至2005年担任北川县长。2003年“非典”期间，他三上北京，终于争取到国家批准北川成立羌族自治县。陈明世说，北川17年为之努力，就是为了争取到国家对北川有更多的优惠政策。有了国家的投入，北川才能真正发展起来。

　　事实也证明，成为羌族自治县确实给北川注入了强心剂。各地投资者纷纷涌入，水电载能、矿产建材、特色农产品加工和特色旅游成了投资热点。2005年，北川工业产值增长50%，全县GDP、财政收入分别增长13%和30%，增速列绵阳市三甲。更多北川人愿意留在北川。绵阳市有关领导也十分看好北川，说这里人口仅16万多，“小日子过得挺滋润的。”

　　陈明世深知北川县城搬迁要等到层层签字同意何等不易。在他任内，曾构想过在有限的空间内把县城从0.35平方公里扩建到0.7平方公里，并实施曲山———擂鼓一体化城市建设规划，使县城范围达19.8平方公里，人口达八万以上。

　　就在陈明世的继任者、北川现任县长经大忠计划着2008年要实现北川经济增长翻一番的目标时，5月12日2点28分，一场始料不及的8级大地震降临。一切化为乌有。

　　从零开始

　　文定武并没有喝茶的习惯。5月12日下午两点多，80多岁的老友江宗伟（音）邀他去龙尾公园喝茶，他欣然应允。龙尾公园是北川人最爱去的地方，每天都有人和着羌族舞曲跳锅庄。老伴韩天珍独自守在文家老旅馆。文定武计划下午5点前回来，根据平时的经验，这时候来住店的客人比较多。

　　文孝斌此时正在北川的一处山沟里，指挥着民工装运木头。“禹王串串香”已经顶给别人经营。他拿自己的百万家产与人合伙承包山林。500立方米的木头、一立方米600元……文孝斌计算着投入产出，他想今年买部小车，再干个五年，就可以退休了。

　　端到嘴边的茶，才喝了三口，文定武察觉大地在摇———这种摇动，在北川是常有的事。还没等他回过神来，剧烈的震动把文定武一下子掀起来，他赶紧趴到桌子底下去。

　　文孝斌觉得很纳闷，怎么那部正在装木头的货车莫名其妙地往前跑？他以为是手刹没拉好，赶紧叫人稳住车子。可是那车子像被念了咒语似的又往前跑，装好的木头哗啦啦滚落下来。他意识到：地震了！

　　当猛烈的震波过去，文定武借着当年打土匪练出的一身胆，快步走过湔江上那摇摇欲坠的铁索桥，他想赶紧去寻找守在老旅馆的妻子，可是他发现，前方的路已经被滚落的巨石堵住了。

　　在山沟里的文孝斌，已经顾不上收拾那些可以转换为钞票的木头。他和民工们从漩坪乡翻了两天的山，才到达擂鼓镇。一路上，他渴了，就喝天上落的雨水，饿了，就吃路边地里还没长熟的苞谷。他的兜里只有96元。即使过去家里经济困难，他也从来没有如此落魄过。

　　当文家的幸存者终于聚到一起时，他们发现，这个地震前四代同堂、共计37人的大家族，有10人在地震遇难：文定武的大儿媳、二女婿及其子，三女儿、三女婿、四儿媳、六儿媳及其女儿，其中年纪最小的是两个重孙———5岁半的大蛋和3岁的二蛋。地震时，他们正在曲山幼儿园里。王家岩大山坍塌，巨石飞落，将他们活活掩埋。

　　“两个娃娃又乖又可爱，却遭了，我们这些老人还活着，有啥意思？”76岁的韩天珍一提起两个重孙，两眼泛红。

　　7月10日早上四点过，文定武和文孝斌翻了一个多小时山，在地震后第一次走入北川县城。平时从北川中学走回县城，最多只要10分钟。可是现在，北川县城是这么近，又那么远。

　　杨家街上，文家那24间房，倒塌倾斜，无一完好。在一片死寂的县城里，两父子为遇难的亲人烧了纸钱，倔强的文定武始终不肯掉一滴泪。

　　在北川中学旁有一排没有倒塌的红砖房，地震前是北川中学老师的宿舍。文家借用了其中一套宋老师的宿舍。7月13日中午，文定武老两口和两个儿子文孝泉、文孝斌，点着蜡烛，就在这借来的房子里，吃了地震后最丰盛的一顿饭：老腊肉、豆干青椒、午餐肉罐头，这些是儿子们从绵阳带过来的。文定武从北川中学对面的小卖店里花了20元买了四斤烤玉米酒。

　　文孝泉举起手中的酒杯，神情豪迈，“我们还活着，应该庆祝一下。”他念着午饭后要去景家山的杨柳坪村看看有没有一块平整的地方。文孝泉还有点积蓄，还想继续开旅馆，他想着以后北川县城变成地震博物馆后，游客一样会纷至沓来。

　　文孝斌想着他承包的山林，他不确定投入的本钱还有没有起死回生的可能。小白瓷杯里的酒倒进肚里，火辣辣的。文孝斌幽幽地说，一切从零开始了。

　　他们的父亲文定武，只是闷头喝酒，默不作声。对于他来说，活下去就是最大的希望。

　　（本文采写鸣谢 绵阳市地方志办公室提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