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能在人、神、鬼中传话的释比被称为羌文化的传承人，经历了剿匪、“文革”和改革开放的王治升现在是羌锋、绵虒乃至汶川下游最后一名释比。5·12那天他无法阻止大地的抖动，甚至没能占卜出这一天的凶险，为此他一度想跳进岷江。但他现在更忧心的，是羌文化的现实困局。

　　从汶川县城威州镇起，岷江下游几十公里长的羌区，只有王治升一个释比了，而中国整个羌区只有8个。这是个类似于汉人巫师、端公的角色，据说能在人、神、鬼中传话，由于羌族没有文字，几千年羌族历史，全在一代代释比的唱经声和手敲羊皮鼓的咚咚声中传续，释比因此被称为羌文化的传承人。

　　但现在寄住在第二个女儿家的王治升，更像是一名75岁的普通老人，没有神秘，不再威严，只有面前一杯烧酒帮助他回忆家族往事和释比荣光。雨下来了，打进屋内，他兴之所至，唱了两首山歌———那是用汉语唱的，羌语山歌似乎是祖上才会的事。女婿趴在房梁上叮叮咚咚地敲打，雨季正在来临，他急需把地震中损坏的房子修好，尽快让家人摆脱哀伤。

　　王治升好些年没做法事了，羊皮鼓束之高阁，响盘和响铃躺在包裹里，它们与主人一起被世人遗忘。地震虽带来前所未有的羌文化关注，但释比老去，无人接唱，偶像和他们代表的时代正遁入黄昏。

　　弟兄祖先

　　岷江是长江上游的一条支流，从北至南，几乎笔直贯穿青藏高原东南边缘和四川盆地，羌族30余万人口绝大部分居住在岷江上游的高山峡谷，而这里的汶川、北川、茂县、理县也是地震重灾区，至少有2万羌人在这次地震中丧生。

　　羌人活动最早记载于中国殷商甲骨文，汉代成为西北人数最多、势力最强大的部落，但在很长时期内，“羌”一直是中原对西部游牧族群的泛称。几经战乱迁徙，羌人与其他族群交融。与“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汉族相反，羌族是一个向外输血的民族，中华大地上许多民族都流淌着羌族的血液。

　　王治升不知道他的先祖何时迁至岷江上游，但他唱诵了大半生的羌族史诗《羌戈大战》描绘了这段传奇：由于天灾和战乱，羌人九兄弟在率众西迁过程中离散，其中大哥阿爸白苟率领一支队伍到达今青海和四川间的补尕山，遭魔兵追击，陷入绝境，始祖天神木比塔扔下三块白石，变成三座雪山，挡住追兵。队伍顺岷江而下，又与当地强大的戈基人相战，天神梦中传意，再次以白石击溃对方，最终定居下来，阿爸白苟九个儿子分守九块领地，其中六儿子日格住在今汶川县绵虒镇。汶川建县已2119年，在1952年之前的500年里，绵虒一直是汶川的县城，古称寒水驿，为历代官府重要驿站。

　　王治升的家就在绵虒下游3公里的羌锋村，海拔1150米，包括理坪、簇头、沟头三个寨子，这也是羌区最南端、离汉区最近的羌寨，顺岷江和213国道而下126公里就是成都，羌人传说中皇帝居住的地方。一条15公里长的峡谷（羌族人称之为沟）从海拔5313米的小雪隆包山俯冲而下，将这里的山坡冲刷成一粒箭头的形状，簇头村因此得名。

　　簇头寨立有一栋28米高、11层的碉楼，上面有费孝通题写的“西羌第一村”大字，这是广布羌寨的标志性建筑，用来抵御外敌入侵。碉楼据说已有800年历史，而簇头最早的史书记载是在440年前的明代，那年，下游20公里“草坡生番叛……所至大肆掳掠，焚毁民舍，杀寒水邑巡检”，朝廷遂于簇头“筑城，置堡官”。王治升说，寨子里曾遗留一段城墙，建合作社时被推倒改成晒坝。

　　就像史诗《羌戈大战》讲述的“弟兄祖先故事”一样，簇头寨也传说最早有八弟兄在此插杖分业，建立8个老寨子，现只剩下3寨。王治升说，他的祖上是来自灌县（今都江堰）的王姓两兄弟，逆江而上乞讨，一人留在理坪娶妻生子，繁衍后代，一人则继续逆杂谷脑河上行，在今马尔康扎根，屈指算来，那是王治升的前七代，更上面的是谁，他们有没有羌人姓氏，他就不知道了，祖上没有留下家谱。

　　《汶川县志》上说，汉人大量迁入汶川是在明末清初，朝廷开始“改土归流”，随着经济文化的发展和受汉人的影响，羌人家族开始有了“姓氏”符号。之前，他们的家族符号是以“房号”为标准，即在房屋刻上相同记号，表示属于同一家族或部落。阿坝师专老师陈安强说，在他家乡汶川县龙溪乡的村道上，有石碑记录着这里的羌人家族怎样改成汉姓的历史，比如，有个家族叫“巴木吉”，羌语里“巴”指的是猪，“木吉”意思是“这一家的人”，后来这个家族都改姓“朱”，“玉木吉”则取“玉”之谐音，改姓“余”。

　　王治升祖上在理坪安家后，生有三子，两个儿子迁到簇头，另一个儿子往沟里走，在克约村安家，他的后代仍姓王。这是藏族瓦寺土司统治的28个寨子之一，寨人原为羌民，后说藏话。《汶川县志》记载，明正统六年，因茂、汶、理羌人反叛，朝廷命藏人雍中罗洛思统兵进剿，事平后，雍等受封瓦寺土司，其官寨筑在簇头上游5公里一块山头，至今尚有遗迹。

　　王家一代代繁衍下来，已成羌锋村第二大姓。人口最多的汪姓，据王治升说，是王家男子上门到汪家做女婿，其后代其实也是王家血缘。如今，羌锋181户，汪、王两姓人口占了7成，每年清明，两大姓人家都在村里同一个祖先火葬棚（羌人称为火坟）前祭祀。

　　最让王治升骄傲的，是他的曾祖父王光地，他考取了武将生，省府官员都给他送了牌匾，“比县太爷还大。”但他不太明白的是，曾祖父并未带兵出战，而是在家乡做了寨首，“相当于现在的村支书。”王治升的爷爷虽也武艺超群，但没考上任何官衔，只是在家务农。他听三叔说，爷爷60岁时，还能蹲在小板凳上耍起60公斤重的关刀。

　　1933年，王治升在沟头寨降生。同年，茂县叠溪大地震，沟头三寨无恙，但从上游冲下数不清的尸体，把寨人吓得不轻。王治升母亲是克约村的藏人，所以他也能说一些藏语（他称之为“土司话”），但现在他用藏语和克约村的娃娃打招呼，对方都听不懂。那个村子的村民虽划分为藏族，但历经几百年变迁，只有少数老人会讲藏语，也不会讲祖上的羌语，下山经过羌锋村时，两村人用“汉话”（川西方言）互相致意，王姓人家（包括汪姓）之间更以“兄弟、姐妹”、“叔叔、伯伯”相称，表达两个村庄之间的渊源。

　　王治升听父亲讲过，1925年，他爷爷的哥哥在沟头去世，克约村王家后代也派人来披麻戴孝，1990年代克约一王姓老人过世，他家门上的哥哥也去吊唁了。

　　这两个被划为不同民族的寨子，由于同在一条沟里，彼此之间的关联超过羌锋村与其他沟里羌寨的关系。台湾学者王明珂在《羌在汉藏之间》中指出，岷江流域的羌人虽自称“尔玛”、“日昧”，意为“自家人”、“说同一口话的人”，但由于沟深路险，加上对外界不确定性的恐惧，各沟之间甚少来往，语言亦不通，民族认同比较模糊，甚至有彼此排斥心理。王治升不太赞同这个说法，说释比唱经里虽然没有指出大家都是羌族，但为同一个族群，有共同的祖先。他笑着说，15岁起他开始背核桃去下游灌县卖，一上大路就讲汉话，但下游的人仍叫他“蛮子”，而他和寨人也把上游茂县、黑水和理县的人唤作“蛮子”。这种现象在过去的羌区并不罕见，王明珂称之为“一截骂一截”的族群体系。

　　羌族作为一个民族，是1960年代中国对少数民族进行正式分类后才形成的一个名词，随着国家对少数民族的政策倾斜，和其他少数民族一样，羌族认同终于形成，在羌族知识分子和地方政府的推动下，越来越多的羌人把羌族视为一个骄傲的民族。

　　羌锋与克约之间的交好，不仅仅是因为血缘相近。在王治升的记忆里，他父亲作为一个释比，被克约人请去主持过连续29年的祭山会。两村有共同的宗教信仰，小雪隆包山是他们共同崇拜的山神。

　　父子释比

　　王家人丁兴旺，沟里的耕地紧张起来。王治升父亲有4兄弟，分家后，每户所得土地不再宽裕，除了去灌县卖苦力，没有更多找钱的方法。于是，王治升父亲拜师学起了释比。释比做一天法事，可以得到30公斤玉米、至少2个锅魁，还有鸡、羊的一部分。

　　父亲聪明好学，在师父口传心授几年后，16岁即盖卦谢师，从此可以单独做法事。其时，簇头、沟头两个寨子共有6名释比。释比受人尊敬，即使在现在，王治升走在村里，不少人仍尊称他“阿爸比”，“阿爸”是种尊称，“比”就是释比。在古羌部落，释比的职司是由部落酋长兼施，据说大禹就是羌族第一个身兼酋长的释比。后来，释比仍是羌人的宗教领袖和精神领袖。“做法事时，县太爷都得听他的，”王治升说，“但在平时，释比就是一个普通的农夫，照样要耕地劳作。”

　　父亲会些踩铧头、过红锅这些为人祛病的法术，但他拒绝传给下一代。据王治升说，父亲本来拜一名黄石匠为师，但学了一段时期之后，选择一个深夜在寨子三岔路口正式拜师时，黄石匠突然说：“你如要学好，必须经受独、寡、瘸、瞎等苦难中的一项。”正跪在地上的父亲听了，赶紧起身说：“还是不学了。”父亲后来生了15个孩子，只有4个存活，父亲认为这和他学过的法术有关。

　　这些法术如今在羌区几乎失传，在旧时也是川西道士们的本领，释比所念的一些咒语也是汉人道教产物。王明珂据此认为，释比是汉与羌区本土宗教文化的混合产物，释比最流行的地区，也是较汉化的地区。但专门研究羌文化的阿坝师专羌族老师陈安强说，他接触到的释比，都是在羌文化保存最传统的区域。

　　王治升的父亲54岁即因病去世，但他成功培养了2名释比：他的侄子和小儿子王治升。

　　最初父亲是想传大哥的，但大哥喜欢玩纸牌，不愿花心思记。那时王治升大约11岁，父亲在外屋一边剥核桃壳，一边考大哥，大哥答不上，躺在里屋的王治升脱口答上了，父亲把他拉出来说：“就教你了！”大哥拊掌而笑：“有兄弟，我就不用学了！”

　　王治升随父亲参加过方圆几十里羌寨的6次祭山会，这是羌人最隆重的祭祀，全寨所有男丁聚集在寨后的神树林，父亲带着2个徒弟，从有天有地唱起，从下午一直唱到天亮，累了就喝点水，稍微休息下。天亮后，在“咚咚”的羊皮鼓声和父亲的唱跳中宰羊祭天，祈求来年丰收。众人煮食了一大锅豆腐后，父亲继续戴上猴皮帽，敲着鼓，唱着经，率众去往会首家，唱咂酒歌，敬神，全寨人围在桌前吃“九大碗”，喝酒，最后醺醺然回家。

　　这已经是1953年之前的事了，父亲刚去世不久，王治升不再是一名释比，他听从政府召令，去黑水参加剿匪，为前线搬运粮食和子弹。回到寨子，他专心务农，时代不允许他敲鼓唱经，因为那是“封建迷信活动”，他甚至都没把父亲的唱经学完，还没来得及盖卦。

　　大约在1962年，王治升却做了一场公开的法事。1个月内，沟头两户人家有6人离奇死亡，村民要求打太平保护，村里同意了，本是批准杀一头集体所有的羊，但沟头畜牧队长看村民许久没沾荤腥，就让村民杀了6头。但在其后席卷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此事被追查，畜牧队长开始不承认，上级就让王治升承担，因为法事是他做的。他和沟头唯一的地主一起被批斗了几晚，最后，村里干部商量做了一笔黑账，把事情摆平。

　　紧接着是“文革”，王治升说，这是对释比文化破坏最严重的时期。红卫兵冲进他家，把神龛上供奉的释比祖师猴头神砸得粉碎，抄走了一只小响盘、传了12代的神棍、5只羊皮鼓、算簿和释比图画经书《刷勒日》，每户人家房顶上供奉的白石也被推倒。他师爷家把神棍藏在床后躲过一劫，王治升就把这根神棍借来，并打了一张借条。

　　就在这种紧张氛围下，王治升还是做了几场小型法事。同一个寨子的老乡长患了病，怀疑中了邪，晚上就从县城过来，住进相熟的村干部家，偷偷请来王治升。王治升不敢带羊皮鼓、猴皮帽这两样最重要的法器，只带上神棍、响盘和师刀，在夜深人静时潜入村干部家，小声哼唱，幸好没被发现，临走时还得了个红包。

　　但同村另一名释比，在被请去医院为一名病人做法事时，因为唱的声音高了，被医院发现，抓起来批斗，对方说：你们释比不是很厉害吗，你坐上这个电炉给我们看看？回家后不久，这名释比患了重感冒，他死活不愿去医院治疗，很快就死了。

　　释比研究者柴绍章说，“文革”中有些释比被要求戴着猴皮帽，排着队跳舞。跳完后，猴皮帽和羊皮鼓当面被烧掉。

　　时间进入1980年代，羌区农村又兴请释比了，一天，克约村人刚建造好房子，需要安家神，过来请王治升。这是一场较大型的法事，王治升不敢答应，因为他还没盖卦，换句话说，还没正式毕业。他已经找不到盖卦需要的那么多释比，父亲时代的释比大多已经去世，新的释比很少出现，愿学的人太少。

　　这时，一直卧病在家的堂哥———也是他的师兄，把他带上房顶，放上几排碗，里面装有玉米，每个碗代表每个神和鬼。插上香烛，烧起纸，堂哥报出王治升的生辰八字，说：现在没有办法像以前那样大盖卦了，和你们说一声，从今以后他就是释比，你们都要听他的。

　　然后，年逾50的王治升开始了他释比生涯的第一场大型法事。下午，他把白旗、红旗插在6个各做成人、马、鬼形状的草把上，放在房屋6个角落。第二天一早，他敲鼓、唱经，直到下午，绕着屋子、屋顶转三圈，最后戴上猴皮帽，对着白石神，宰杀白羊。这样，他得到了第一笔丰厚的回报：1斗6升玉米，约合30公斤，6个锅魁，黑布、白布各2尺及羊头、羊皮和2只羊后腿。

　　但最能彰显释比价值的祭山会，他很长时间没有主持过。“不兴了，丢掉了。”他呷了一口烧酒，轻轻摇了摇头。直到1990年代县旅游局才出面在羌锋搞过一次祭山会，甚至吸引了成都人驾车前来观看，这是王治升主持的。寨子里一度寄予厚望，认为旅游马上可以进来，改善他们的生活，但实际上一直没有大的起色。王治升笑着说，村民们有个说法，说是一次酒宴中，喝醉了的村干部跑去厕所，碰上正小解的县领导，缠着他要5元钱，县领导大怒，羌锋旅游开发从此得不到扶持。

　　1994年，王治升堂哥去世。王治升成为羌锋、绵虒乃至汶川下游最后一名释比。他也在慢慢老去，听力在下降，背部有些佝偻，2000年后，他基本只在羌锋3个寨子里做法事，外村的人来请，他说，走不动了。近几年，他只接受人家上门为婚丧嫁娶寻卦，他说，他有些唱不动了。

　　他38岁时妻子就死了，去年冬天，他的大女儿在山上砍柴时坠亡。作为一名释比，他却没法为最亲的2个亲人唱一段经，为她们的亡灵开路，因为她们没有满60岁，达不到释比为死人唱经的要求。

　　2003年，坐在阿坝师专校园里，王治升把父亲生前教他的唱经完完全全地唱了出来，这既是对父亲的祭奠，也似乎是对往事的告别，因为他知道以后他不可能再这么唱了。研究学者们把他和其他释比的唱经整理成释比经典，却是羌文化的一次重要起航。

　　唱完后，一名更年老的释比烧了一堆纸，对袅袅青烟背后的神和鬼说：这么多天请你们来，又送你们走，真是打扰了，这是国家的需要，请不要见怪。

　　释比老去

　　地震来临时，王治升跌跌撞撞从屋内跑出，他嘴里发出“咂咂咂”的唤狗声，希望地下化身为狗的地藏王母亲能制止住儿子的抖动。这是一片地震活跃带，他的祖上一代代面对地震时，都发出这样的声音，每次都获得了成功。但王治升所在的这一代失败了，作为一名释比，他甚至没能占卜出这一天的凶险。他躲在墙边的楼梯下，无助地看着整个村庄突然陷入死亡。

　　2个月后，再次穿越废墟走向他破败的老屋时，他没说他哭了，他努力保持着一名释比的气质，但他的孙子王小荣说，地震后爷爷一度想跳进奔腾的岷江。

　　回到小女儿家，端起那杯烧酒，王治升说：“建这个寨子很不容易，地震太大了，很伤心，吃不下饭，每天喝一杯酒，好像就没那么忧愁。”

　　26岁的王小荣看着爷爷，他是个师范毕业生，但不包分配，去龙溪乡做了6年语文代课老师，每次资格考试都差一点点，他后来被县文化馆借调过，洗过车，正在努力看书，想考进乡镇司法机关，“如果考不上，就去广东打工。”

　　王治升两个孩子都是女儿，他不甘心，招了外村的汪姓男子上门做大女婿，生了2男1女，老大王小荣是这个家族文化最高的人———如果从汉文化角度比较的话。“师专老师说，我们释比是羌文化的教授。”老人有些自豪地说。

　　受爷爷的影响，王小荣可能是羌区为数不多的本土文化自觉者，他热心把外人引到家中，尽可能让更多人知道爷爷，而且，他想拜爷爷为师，不想让爷爷成为汶川下游最后一名释比。

　　但在这个飘雨的带着忧伤的下午，王小荣从山下的简易板房里（沟头寨村民全部搬到这里）走上来，他黝黑粗壮的身躯、污迹斑斑的衣服和满是泥垢的拖鞋看起来与这里的农民没有两样，对他来说，早日找到工作，早日把损坏的家安顿好，是比做一名释比更紧迫的事情。爷孙俩坐在一起，似乎也尽量不碰这样的话题。

　　而且，王小荣知道，要成为一名释比是何其艰难的事情，除了费心学习，他更担心语言问题。虽然他刚进入师范学校时，就以爷爷讲述的羌族史诗《木吉珠与斗安珠》写成一篇文章作为进入校文学社的习作（但文学社拒绝了他，按他的说法是：“他们都是汉人，不懂羌族历史”。），但这并不代表他对羌语有多么精通。王治升说，他听父亲唱经时，一些古羌语都听不懂，到了王小荣这一代，听不懂的更是多得多，甚至他和爷爷说话时，一些词汇也不知道怎样表达，只好用汉话代替。

　　在簇头、沟头这两个寨子，王治升这样的老人和小孩子对话时，前者讲的是羌语，后者以汉话对答———他们能听懂羌语，但不会讲；在不远处的理坪寨，只有40岁以上的人才会讲羌语。而对更多羌族人来说，他们完全听不懂羌语了。

　　这是羌语在现实中的困局。历史上，不同沟里的羌人因语言不通，早就习惯了用汉话对话，而现代文明的冲击，也让同一条沟里的人丢失了自己的语言，能讲羌语的人越来越少，王治升说：“到了小荣下一代，羌语基本会失传。”

　　1991年，研究者以茂县曲谷方言为标准，用拉丁字母创制了羌族语言，编辑了《羌族词典》，威州民族师范学校和阿坝师专先后开办羌文班，但很快停止招生。因为除了高蹈的文化传承之意义，羌语在社会生活中没有广泛应用，汉话统领一切，所向披靡。

　　正在渴望走出峡谷的王小荣，离羌语越来越远，他背得下那纯粹是古羌语组成的唱经吗？

　　这个美丽幽静的羌寨也在经历另一种洗礼，地震后，村民们打算放弃传统的石砌方法，改用钢筋水泥，王治升问：“那还是羌寨吗？”

　　他好像只是随便问问，然后把最后一滴酒倒进喉咙，二女婿也在房顶钉上最后一块挡板，把风雨挡在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