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传钊

　　1949年出生于上海。1982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后又获教育学硕士。1990年代曾作为客籍研究员游学于海外几所大学。近年热衷研读汉娜·阿伦特、兹维坦·托多罗夫等人著作。

　　16岁就进厂当徒工，没上过高中，“文革”后考大学时，没有学过高中理化，只好念文科，加上当时文科专业很少，无奈进了中文系。虽说进大学后不多时，已经有读书无禁区的说法，还是“心有余悸”，因为我大哥是1953年的文科毕业生，胆小、安稳的性格，却无辜遭受冤案，大半辈子坎坷。考虑“专业方向”时，我也困惑了一番，中文系专业大致可以分为汉语与文学两大方向，为了避免与主流意识形态发生冲突，最后决定选择汉语专业，因为那研究主要是注意文本的形式，或字、词、句本身的内涵，与社会背景、政治思想比较疏远，可以为学问而学问，是比较安全的领域。生活在那种环境下，幻想学问的事实与价值相分离，可以说也是力图保持个人良知的一种选择。最近读茨维坦·托多罗夫带有回忆录性质《越境者的思想》（2000年），发现他1964年离开保加利亚之前，也是为了政治的安全，选择了文艺理论研究，但是只是把文本的形式为目标。当然，1970年代后期他已经否定了自己当年闭锁在形式主义的枷锁里的做法，《批评的批评》所收的那些文章，反映了他已经主张：文学家不应当回避普世观念来对待自己的创作。

　　1970年代末，百废待兴。其实，大学里汉语研究重新起步，水平也是很低的，能找来读的关于汉语研究著作很快都读完了。比较一下汉语语法、修辞和逻辑三大领域，感觉还是修辞学稍微不那么枯燥乏味，与文学理论接近一点，所以，我把修辞学作为自己的“专业方向”。那时候我的外文水平还不足以读西人汉学研究的著作，再说1979年、1980年那时要找几本这样的洋文的著作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于是，我想起港、台学者的汉语研究来了，想由此作为桥梁了解外部世界汉语研究动态。正巧离别了快40年的舅舅从台北来信，恢复了联系后让他从台北邮来三本台湾学者的修辞学研究的著作。即徐芹庭《修辞学发微》、黄庆萱的《修辞学》和傅隶朴的《修辞学》，另外还有一本当时在新加坡执教的郑子瑜在日本时写成的旧著《中国修辞学的变迁》（1965年）。当时可读的书少，我也真很珍惜整个大陆只有我拥有的这些学术资源，仔细对照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读了这几本书，还记下读书的心得体会。过了一年多，到高年级时，作为修辞学选修课作业交差，想不到这样的“读书报告”以后几年陆续给老师推荐到他们修辞学会主办的《修辞学习》上作为书评刊登出来了。这些书评也可以说是我最初的成为“铅字”的文字。

　　虽然以后一度还曾到另一所大学旁听过同类课程，但是，我对汉语研究———修辞学很快失去了兴趣，我很清楚，尽管是汉语研究，与当今时代中国画必须吸收洋画营养一样，也必须吸收西人的语言学理论。陈望道当年的《修辞学发凡》明显把日本人著述作为中介，用西人的框架来阐释汉语文本写成的，如果自己的阅读洋文能力不足以通晓西人的语言学理论的话，汉语研究也不会有什么大收获的。第二，与社会生活紧密相连的、关心文本内在思想的、能在阅读、研究和叙述中掺入自己观念私货的学科，与这从文本到文本、注重表达形式的学科相比，对我更有吸引力。以后，自己为生活和职业所累，不断转业，读书庞杂，兴趣所好也不时受点功利目标影响，但是，总的趋势是越来越摆脱来自谋生的困扰，越来越凭兴趣出发。

　　最近20年间，流离颠沛，这几本修辞学的书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怎样处理掉了？今天一点也记不起来了。如果这几本书还放在我的书橱里的话，今天来我书房的朋友一定会感惊讶不已。将近30年前、大学时代养成的写读书报告习惯，也是今天我喜欢写书评、书介的一个开端，不精读，无法写书评；不广泛读与该书有关的同类著述，也无法写出高质量的书评———读读《纽约书评》上那些精彩的东西，我只能用剩余的人生拼命地阅读。因为我对自己愚驽的天资和贫弱知性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最多充当一个学术大师与入门学子之间的二传手，充当西方学者与中国读者之间的桥梁。要写点原创性的东西，不是我这样30岁才入大学门、没有受过追求知识整体性的人文主义传统学术训练的人能胜任的，所以知道即使要做个优秀的二传手或架好这样桥梁，就自己的能力来说，也只是勉为其难。

　　当今大学里文科学生，哪怕是很烂的大学的文科学生，老是要说自己写了什么老师布置的学期作业———“课程论文”，似乎他们也会写论文，我总要纠正他们说：“为什么不写读书报告？”而且告诉他们我的几十年来体会：阅读远比写作愉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