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台琅嬛漫记何家干

　　高伯雨对政治一直比较淡薄，一生无党无派，是一个不怎么随风倒的自由派文人。读书很多，尤其是读历史书，使他对世情看得比较透彻。他把台湾和大陆全看成是一潭浊水，都不去搀和，他一生无党无派，卖文为生。五十年代初，香港的报纸派别分明，政治壁垒森严，尤其是背后有政治势力撑腰的第三种人办的报纸，各有怀抱，非常复杂。为了多一条“米路”，除了特别左倾和坚决反共的报刊，他都投稿。他是个厚道人，曾给周作人去信，要他注意别在极右的新生晚报上登载稿子。他不预政事，不供职于任何一家报刊，只蜗居在自己的“听雨楼”里摇笔，像这样情形的作家，在香港也是寥若晨星，大约也只有在香港才能做到。

　　高氏为人温和，他和左右派的文人都有很好的关系，但他绝不是老好人，笔下常有机锋，臧否人物不露痕迹。《记冒鹤亭》一文，写汪伪期间，汪精卫六十岁生日，冒氏献寿序一篇，张叔俦有诗讥之云：“和尽师期手不停，翩然来往蒋山青。如何双照楼边过，又见诗人冒鹤亭。”其他如写梁启超给梁士诒写密信，向袁世凯为父求爵位；溥心畲托他卖朝珠维持阔绰生活；江孔殷早年为人做枪手，晚年乞食四方；柳亚子抗战期间的豪言和食言；梁厚甫反复无常，为躲稿费，毁约无信；蔡哲夫沽名钓誉，交结名流；国学大师饶宗颐抗战期间的困窘；五十年代初，第三种实力为后台的香港报界的种种黑幕等等。在香港，有很多文人很介意他的日记，因为内中有大量直言不讳的记录。香港沦陷于日本四十周年之际，他在《大成》上连载了当时的日记，虽然是摘录，但已穷形尽相地描写了其时在日伪压迫下文人的众生相。比如邓尔雅为日本人书写“香港占领地总督部”的匾，和他的“只要给钱，无论是谁都给写字”的话；某些文人为当上文协会长对日寇的谄媚和钻营等等。这些都成了“饿身应知俄顷事，一身容易一家难”这两句诗的绝好注脚。

　　著述以外，高伯雨还应报界奇人陈彬和之约，以秦仲和的名字，翻译了《紫禁城的黄昏》和《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以高氏对清朝历史典章人物的熟悉，翻译这样的两本书，简直是“易过借火”。除以“听雨楼”为名的几种随笔外，高氏还有几种杂著，如《乾隆慈禧陵墓被盗记》、《中国历史文物趣谈》、《春风庐联话》、《欧美文坛逸话》等，从中可看出他的趣味之广杂。他的联话和谈文物的随笔，写得都非常出色。作者善于挖掘对联背后的掌故和文物背后的故事。饶宗颐曾赋诗赞赏：“雨中烟树忆南村，笔法君家本有源。绝似哀湍奔笔底，潇潇飞雨隔江繁”（《题听雨楼杂笔为高伯雨六首》）。高氏亲灸于一代大画家溥心畲和书法篆刻名家杨千里，可流传下来的书画作品寥寥，大概没有结集。在《大成》杂志上，登过他早年的一幅九成宫的画，古意盎然。网上见到他写给香港文化名流许礼平的一幅白居易的七言诗轴：“不思北省烟霄地，不忆南宫风月天。唯忆静恭杨阁老，小园新雪暖炉前。”行书带章草韵味，平淡古朴，布白疏朗，转折多变，有浓厚的书卷味。

　　遗憾的是，高伯雨如此庞大的随笔，最后结集的非常之少。以“听雨楼”命名的文集大约有八种，都是戋戋小册。1961年香港上海书局出版了瞿兑之题写书名的《听雨楼随笔》初集，选了二十多篇文章；1964年香港的南苑书屋出版了《听雨楼丛谈》。此后，据作者云，他曾先后三次编选随笔，都因为出版社解散或稿件遗失而未能出版，高氏简直觉得“听雨楼”成了不祥的代名词。三次之厄，高氏并不死心，1991年，在香港作家小思的帮助下，他自费出版了新版的《听雨楼随笔》。高氏去世后，辽宁教育出版社于1998年再出版了大陆版的《听雨楼随笔》。

　　有次和一个朋友说，近人的日记，最想看的是周作人和高伯雨二氏的。周氏一代文豪、思想家，日记的价值，自不待言，其全本日记的出版，也只是早晚的事。高氏经历丰富，生涯近一个世纪，与名人往还极多，日记里应该有很多可看的东西。但他不是赫赫有名的人物，估计出版日记很难，这对我等喜欢高氏的人来说，无从窥其日记全豹，不能不说是件憾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