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西方不同，中国传统社会有着相当多的地方性神灵———其中最为人所熟知的就是城隍以及因造福本地而成神的历史人物。按中国人的逻辑，他们接受一方百姓的供奉，就要保一方的平安，双方形成一种契约关系；而人们对这些服务于本社区的神灵的祈祷，也更类似于对基层官员的陈情。因此，各地的迎神赛会逐渐演变成一种民俗和社区节庆活动，通过这一仪式的剧场效应，人们得以强调社区的团结和平等主义，以及和其他社区的竞争。

　　虽然存在着极为繁杂的神系，但自古以来中国民间礼仪的目的始终极为单纯和实用，就是为了“迎福攘灾”。因此对民众来说，诸神的来源或正确的名称之类的知识，反而不是怎么重要的，关键的是它要切实灵验，能保一方平安。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他们可能像渎职的官员一样遭到民众的斥责；反过来，一个为民造福的英雄（无论是治理灾害、宣扬文教的文官，或平定叛乱的武将等）也可能在死后由人升格为神，受到人们的世代供奉。人们希望他们维持宇宙的秩序，巡视和管理人鬼神三界，去除灾害，保佑平安。正因为它不伴随一种对终极真理的信仰和救世主观念，才会有国外学者声称“中国无宗教”。

　　这种朴素的人本观念中，值得注意的是：这类地域崇拜的范围经常与行政边界相重合，将本地区内的所有居民都吸纳进来；同时，城隍之类的地方性神灵并不具有绝对的权威，而不如说更像是一位为社区负责、和更高的天庭沟通的中介。整个中华帝国的景观，因此被横向划分为许多不同的地域性崇拜。在王斯福看来，这实际上是一种“带有国家意味的制度”，至少也是一种帝国式的统治，因此，他将本书命名为《帝国的隐喻》。所谓“帝国的隐喻”并不简单指这类地域崇拜对国家制度的翻版和模仿，而是指国家的仪式权威，被民间社会改写为一种无形的等级控制；即使帝国的政治结构改变了，在民间，这一隐喻仍在起作用。

　　国家权力从来没有忽视这些民间仪式的作用。它可以规范社区居民的内心世界，从而补政治控制之不足。就像本书中台湾新竹城隍庙的老人们说的，没有地方政府的时候“神仙就是我们的官”。历代地方官上任，都要先去敬拜本地的城隍，祈求风调雨顺，共保安宁。甚至遇到疑难案件，城隍还能帮助鉴别真正的罪犯———这类故事在明清小说中比比皆是。明清时不少儒家的地方官并不信奉神灵（毕竟孔子也相当排斥“怪力乱神”），但仍去敬拜的原因，不仅因为其政治功用，也因为城隍实际上就是这个社区本身。

　　是的，按照涂尔干的观点，神就是社会的自我神化，通过一整套信仰体系和仪式实践，它象征了超越个体的社会本身。中国的民间礼仪可以说相当完美地印证了这一理论，对百姓来说，真正重要的是：这些地域崇拜正是社区自身的神化。城隍庙等地域崇拜的中心就是传统上将地方性统一的中心，而庙会管理、节庆组织的相对开放、民主，更能显示它实质上并非娱神，而是一场民众自我的庆典和公共戏剧。象征性能量在这些仪式上得到惊人的勃发：无论是社会性的，还是审美性的，地方势力也因此得到合法化，并借以提高知名度和展示自我。就这样，通过建构一个神灵，社区本身得以建构起来。

　　当这些地域性崇拜超越一定边界时，就会引起国家的注意。除非直接排斥和打击国家的政治威信，否则在一般情况下，历代政府都乐于采取更为温和的措施：即通过封赠的方式，接纳这些地方性神灵，正式升格他们进入国家崇拜的体系之内。最显著的案例就是福建的妈祖崇拜，这位海上女神保佑地方上的福祉，宋代被封为“天妃”，到后世又被加封为“天后”。关帝崇拜则是另一例。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的封号（妃、后、帝）都是政治性头衔。这样，他们被整体纳入到国家的政治范畴内，确保不会与政治力量冲突。承认就意味着控制。

　　在回顾和考察这些民俗时，简单地斥责它们为“迷信活动”是不够的，这些礼仪实践正好折射和反映了社区本身的特质。同时，帝国的监督与控制也是通过并置在这些地域性崇拜之中，而得以渗透到基层社区。在传统社会中，庙宇也是地方性的民间组织及诸如修水渠、道路和桥梁这类公益事业的中心，从它的神灵到管理本身，实际上都是为本社区负责的。此外，在明清两代，去寺庙进香几乎是妇女有机会走出家门的唯一社会活动，这类活动本身可以成为一种媒介，能将社区中的个体团结成一个融洽的整体，使他们强烈地感受到自己作为成员与一个整体的关系。

　　尽管王斯福的论著主要集中在地域性崇拜，而不涉及到以家族为单位的祖先崇拜，但从功能和结构上分析，祖先崇拜作为中国人最根本的崇拜，实际上也具有类似的意义。被崇拜的祖先，就是家族的自我神化的象征，他代表着本家族的利益，通过对他的膜拜，家族成员得以团结和凝聚力量，并借以同其他家族展开竞争。向来常有某些出身卑微的暴发户将几百年前的名人认作祖先，这也可以说是通过窃取资源，使自己的权力得以合法化，并通过建构一个神灵来建构自己的家族体系。

　　王斯福和王铭铭的研究，大大丰富了以往人们对地方性崇拜的认识，揭示了在中国传统社会“国家秩序”的表面之下，一贯被置于边缘位置的民间话语。随着这些探讨的深入，有一个图景已经越来越明显：中国的传统社会，是一个比我们原先所知的更为丰富的多样性统一。人们向来侧重强调它的“统一”，如今，我们更多地看到了它的“多样性”。

　　维舟

　　□自由撰稿人，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