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前一亮

　　●林奕华专栏

　　《赤壁》里那些穿古装的“现代人”，跟穿时装的我们有何关系？

　　提出这问题不是要在原著和改编，戏剧和真实哪一个更重要之中继续缠绕———我接受了周瑜、诸葛亮、孙权、曹操等三国人物来到吴宇森的电影里，说着与我们相同的话语，便跟我们一样是“现代人”。但除了身份，他们有哪些地方对我们是有意义的？譬如，哪些经验我们可以共享？哪些教训可给我们警惕？

　　更直接的问，就是我们可以在这些人身上看见自己的哪些面貌、心理和精神状态？

　　单凭《赤壁》来看，答案只有一个：看到什么便是什么。周瑜是“完美”的，曹操是“骄傲、自满、好色”的，诸葛亮是“足智多谋”的，孙权是“熬底”（即信心不足）的，刘备是“寒酸”的，赵云是“很会冲锋陷阵”的。即便一向被人认为心事更多，心思更密的女性也是“一字咁浅”（一目了然）：小乔是“温柔”的，孙尚香是“豪迈”的。我把电影中对这批人物的处理手法详列出来，是尝试说明以下一点：如果“现代人”———即我们的“性格”也就如他们般“样板”，我们还可以叫自己为“现代人”吗？

　　“现代人”的典型性格，来自身处的社会环境。住在深山野岭从未涉足城市却一样活在当下的一个人不能叫做“现代人”———没有经过社会制约的他，如媒体洗礼，这个人能有多“现代”？“现代人”之所以被认为是复杂和充满矛盾的，便是因为“社会”是复杂和充满矛盾的：作为载体，社会承载了历史、宗教、文化、经济、政治等范畴，它们有着各自的利益，利益可能制造个人或群体的矛盾，当矛盾激化就会酿成冲突。“洞穴人”也可以因矛盾激化而酿成冲突，但“现代人”与他们不同的是，我们比“洞穴人”懂得思想，知道生存不能只靠暴力，相反的，我们会在矛盾里找寻转变、妥协、挑拨、谈判、游说的空间。并且相信，只要懂得利用环境、心理和机会，也即是“天时、地利、人和”，自己便能站在战无不胜的一方。

　　吴宇森既然让《赤壁》中的人物说着“现代人”的话，理论上，他们的“语境”便应反映出与今天的人处境相似的生存状况，因而令大家得以认识和体会每个角色的复杂性。换句话说，他们就是我们。只是在看《赤壁》时，我作为观众的感受恰恰相反———吴宇森摒弃了对白中的之乎者也，但是在人物的刻划上，他却没有意思让我在任何一个人物中找到自己———除非我愿意相信自己是块面谱，是个纸板人。

　　或，除非我的理想是穿上周瑜戏服的梁朝伟，或在连场大战中“所向披靡”的胡军（不是赵云），或不断以点头再点头来向观众示意他成竹在胸的金城武。演员比人物突出的另一个说法，是《赤壁》的编剧和导演人物选择了以“明星”来塑造角色的形象，而不是要求演员用表演来活出人物的精神面貌。所以，梁朝伟原来是观众“认识”周瑜的最大障碍。反观侯勇，便因为他是一个演员而不会令角色的发挥空间———也就是观众对刘备的想像空间———受到莫大限制。

　　“明星”限制了角色的立体性，致使《赤壁》中的角色只能提供最基本的戏剧功能：交代情节。然而能够交代情节，对于只是要看电影———例如明星、场面、特效———而不是要看戏剧———即由文学、心理、历史等元素交织而成———的观众来说，指出《赤壁》其实可以比现在更“可观”是完全没有必要，甚至是鸡蛋里挑骨头。正如我在文首所写，大众进戏院，不是要看“看不见”的东西，而是要看“想看”的。

　　《赤壁》被普遍“买单”的现象告诉我们，改编《三国演义》的电影，不见得一定要有原著的“可读性”；不管小说中的人际关系和政治状况多么贴近“现代人”———否则不会在市面上出现大量以“三国”来比喻职场与商场政治的著作———但观众还是“更爱”去除了与现实有关元素的电影版本。银幕上的人物愈是扁平和不真实，观众愈是不用有着在他们身上看见自己不足或不美一面的心理负担。或反过来说，正是由于角色的简单、易懂，才能容易令追求感觉良好的观众“爱上自己”———连导演自己都好像说过“周瑜”就是他，因为他文韬武略、温柔体贴，就如饰演小乔的林志玲所说“完美！”

　　为了“完美”，便得去除原著中同名同姓那个人的性格阴暗面———“心胸狭隘，与诸葛亮明争暗斗”。虽然“既生瑜，何生亮”如何发生还须留待下回分解，但起码纵观《赤壁》全片，梁朝伟和金城武的“双雄惺惺相识”是既“养眼”，又乎合吴宇森电影的一贯题旨。既然如此，有关《赤壁》成败的评论再沸沸扬扬也不会影响吴宇森的“电影作者”地位———有人食肉，有人食素，双方就两种饮食模式展开的争论是注定不会有结论的，因为有人追求营养，而另一些则认为味道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