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一名运动员来说，参加奥运会是毕生难忘的经历，许多人的生活因此发生永久的改变。《华盛顿邮报》采访了8名美国运动员，听他们回忆1956年到2000年间参加奥运会的心情和体验，以及随之而来的人生转折。
1
ArleneLimas阿琳·利马斯42岁1988年汉城奥运会跆拳道金牌得主。
我父亲是个传统的拉美人。在他的心目中，有些事情只适合男孩做，有些事情只适合女孩做。我开始练跆拳道时才五岁。我的哥哥们都在练这个，我是有样学样。我父亲会说：“米雅，你干吗不去打网球或者弹钢琴？”但我爱上了跆拳道。我喜欢与众不同的事情，喜欢挑战，喜欢跆拳道里所蕴含的尊重、自尊和不屈不挠的哲学。我愿意整个下午呆在训练学校里，参加每一节培训课。九岁时我开始参加比赛，很快取得了一些胜利。
1988年跆拳道首次出现在奥运会上，当时属于表演项目。教练一遍又一遍地对我们说，如果我们表现不够好，就没法取得官方的支持，跆拳道也就不能成为奥运会的正式项目。我觉得我能赢。我一直是北美首屈一指的女跆拳道运动员，大概四五年时间里在比赛中总是遥遥领先。决赛中，在离比赛结束只有几秒钟的时候我来了一个踢面动作。我想：“这下又该得1分了吧。”在那个年代，我们得等一等才能有最终的成绩出来。终于，裁判举起了我的手，我赢了，真是太棒了。
汉城奥运会没有为跆拳道发奖仪式准备美国国歌。跆拳道是韩国国技，我想他们认定韩国会赢，没有料到这样的结局。因此虽然星条旗已经完全升到顶了，却没有音乐。我转脸看看坐在附近的家人，自己开口唱起来。
当时那里有很多美国观众，他们都跟我一块儿唱。声音越来越大。当音乐终于起来的时候，我们已经唱了三分之二。所以最后我们唱了两次国歌。那完全是自发产生的感情。当时心里想的就是“我是美国人，他们也是美国人”———他们正和我一起分享难以描述的美妙时刻。
备注：
2000年跆拳道成为正式比赛项目。利马斯于1991年停止比赛，现在开设了一所跆拳道学校。华盛顿申办2012年奥运会时，她曾经参加筹备工作，现正参与芝加哥申办2016年奥运会的筹备工作。
2
WendyWeinberg温迪·温伯格，50岁1976年蒙特利尔奥运会800米自由泳铜牌得主。
在蒙特利尔，我们走进更衣室时，居然听到了男人说话的声音。大家立刻呆住了。然后我们意识到，那是东德的女运动员。任何对睾丸激素的效果略知一二的人一看她们，就知道这些女孩子吃了药。在待命室，她们会挑衅地瞪着你，或者示威似的展示她们的肌肉，侵略性十足。
决赛时，我一开始就处于第三位，然后整个过程中都保持在这一位置。能得到铜牌，我非常激动。没有任何感觉可与走上领奖台、看着国旗升起那一刻的心情相比。这时候你会觉得每一秒的辛苦训练都是值得的。不过，“如果对方没有服药结果将会怎样”的疑问仍然盘旋在所有队员的脑海里。我们是在进行一场不公平的比赛，对手拥有我们不愿具备的优势。如果她们没有那样做，比赛会否有所不同？我们会否站在更高的领奖台上？
多年运动生涯让我明白，所有来到奥运赛场的人都不只是因为好运气，人人都经过艰苦的奋斗。但是很显然，有些人进入奥运赛场并不仅仅因为训练得好。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确定自己需要做的事情，设定目标，勇往直前。
我27岁时结了婚，生了三个孩子。他们都从事不同的运动项目，虽然从中获益匪浅，但没有一个表现非常优异。没有一个像我当年那么专注和努力。这一点是父母们最容易觉得失望的地方。我认为每个人的生命中都应该有专注和努力的方向。
备注：
温迪现在是迈克林一家私人机构的物理治疗师。从1968年墨西哥城奥运会到1988年汉城奥运会，短短20年间，当时的东德共获得519枚奥运奖牌，奖牌总数位居世界第3位。如果以人口平均计算，东德所获得的奖牌数量是苏联的10倍，美国的13倍。后来的调查证明，这是东德安全局一手缔造的“体育神话”，他们要求上万名东德运动员长期服用禁药，以提高成绩。美国奥委会曾以此为由，要求复核那一阶段的比赛结果，但被国际奥委会拒绝了。
3
CharlesJenkins查尔斯·詹金斯，74岁1956年墨尔本奥运会400米跑和4×400米接力跑金牌得主。
1956年那次奥运会上，人们预测比赛结果时认为我会跑到第四名。但我坚信自己能赢。我已经准备好了。我甚至提前走到起跑线那儿，急切等待比赛开始。在那种时候，你只想出发。最后，我真的胜利了，获得了金牌。对此我心怀感激，这种感觉一直伴随我的一生。
奥运会之后，我应邀代表美国进行慈善访问，为各国国家队进行康复指导和训练。我们去了亚洲17个国家。本来安排我在这个职位上工作6个月，结果我整整干了三年。等我回到美国的时候，和平队计划（PeaceCorps，1961年3月1日成立，宗旨是“巩固和平，增进各国人民之间的了解”。自称是非政治性组织，但接受美国国务院的资助，受美国总统办公厅直接管辖）刚刚启动，正在招人，于是我递交了申请并成功被录取，我参加过奥运会的经历在其中起了很大作用。
不过，在家里的时候，我很少提这件事。我没有逼迫孩子们从事田径项目。我儿子齐普8岁时，跟着我一起去朋友家。那朋友以前也是奥运会选手，他把奖牌、纪念品还有其他相关物件花花绿绿摆满了客厅，我心里说：“真跟个博物馆似的。”一回到家，我就把摆在前厅的少数几枚奖牌拿下来，扔到壁橱里去了。我不希望齐普有压力，不希望他在父亲这点荣誉的阴影下生活。
当有人问他：“你会不会像爸爸一样去跑步啊？”我都会在旁边说：“别这样问他。”但齐普上七年级时，有一天放学回来，高兴地说：“爸爸，我赢了一场比赛！”那以后他跑得更多，更有兴趣了。等到他进入乔治敦预科学校时，教练跟我说：“我认为他是个好苗子。”我说：“没错。”
1982年，我接替维拉诺瓦去当教练。人们总是说父亲不应该训练自己的儿子，那样效果一般都不好。但我带的首批运动员里就有齐普，结果非常令人满意，他成了奥运选手。对此我非常非常高兴。我让他打扫房间时，他从来不听我的话，但我指导他跑步时，他倒是俯首贴耳。
备注：：
齐普·詹金斯是1992年奥运会4×400米接力跑项目后备选手，该队最后夺得金牌。查尔斯·詹金斯如今任职于美国社会保障总署，主要从事社区福利方面的宣传教育工作。他说自己偶尔还会收到体育迷们索取签名的信件。
4
DorothyHamill多洛茜·哈米尔，52岁1976年因斯布鲁克奥运会花样滑冰金牌得主。
小的时候我不是个好学生，而且我十分害羞。我的弟弟非常聪明，妹妹漂亮活泼，招人喜爱。我知道自己必须在某个方面取得成功，才能与他们比肩。
我12岁时，第一次在全国性的花样滑冰比赛中得奖。到15岁时，奥运会已经成为我的目标。但是比赛总是让我紧张，整整一年的辛苦取决于寥寥四分钟的表现。即使是现在，每次看运动员比赛，不管是哪种项目，那种感觉也会重新浮现———超级激动、浑身紧张、嘴唇颤抖。
记得每年参加比赛时，我都会跟自己说：“这么辛苦真不值得。”比赛当天我会早早醒来，一分钟一分钟数着时间。我会想：“再过12小时，这一切就会结束的。”但是紧张并不影响我的发挥，一般来说我都滑得很好。当比赛终于结束的时候，我会有那种感觉———哇喔，这一切都很酷啊。这可能就是我为什么一直不放弃滑冰和比赛的原因。我还想，如果表现足够好，我就可能找到一份冰上演出的工作，而那一直是我梦寐以求的事儿。
我参加了奥运会，得了金牌，但我对于奥运会的伟大程度一无所知，没想到它会为我打开那么多扇机遇之门。当我回到家乡时，发现机场里挤满了欢迎者，房间里堆着邮件，电话铃整天响个不停，最后只好拔了线。然后我就看见报纸上充斥着“美国甜心”之类的字眼，我还看到自己那难看的发型和更加丑陋的大眼镜。不过这一切对我没什么影响，我依然那么家常，终生留着男孩式的短发，比赛时还是会惶恐不安。
最让我激动的是能加入“冰上凯佩兹”（美国著名冰上舞蹈表演团体）。我简直像是进入了天堂。但是这种生活也有很多压力：整天旅行，隔三差五举行记者见面会，没有足够的训练时间，整天在酒店住着，吃不到什么像样的东西。
但无论如何，滑冰都是我一生最爱。
2007年11月我被诊断出乳癌，刚做完手术，我就跑去参加演出。我可能表现得不是很好，但我希望一直在那儿，因为那是我一直深爱的东西。
而且我认为，在很小的时候就学会勤奋工作，认识到胜利和失败可以赋予一个人超常的勇气和适应力。可以说，滑冰令我更加强大。我把乳癌视为另一场挑战，仅此而已。那不是世界末日。你要么认输，要么与它战斗到底。
备注：
哈米尔暂时放弃滑冰，专注于治疗和康复。她希望很快能够回到冰面上。
5
DominiqueDawes多米尼克·道斯，31岁1992年巴塞罗那体操团体赛铜牌；1996年亚特兰大体操团体赛金牌，个人铜牌；2000年悉尼奥运会体操队成员。
1996年美国女子体操队第一次在奥运会上夺金，我是其中的一员，那是历史性时刻，令人心醉神迷。比赛结束后，我们进行了将近两年的巡回表演，支持者像追捧摇滚明星一样追捧我们。然后我还参加了百老汇音乐剧《油脂》的演出。后来我回到家乡蒙哥马利县，开始在帕克大学读书。
2000年1月，我打电话给教练，说：“我有一个疯狂的念头。”当时我虽然在学经济学，却整天做着再度出现在奥运赛场上的白日梦。当时我23岁。我偶尔也想压制这种冲动，但最后还是跑去见了教练。那时我已经一年多没训练了，结果真是令人尴尬：奥运冠军连最基本的动作都生疏了，连抓着双杠甩两下都那么困难，因为我手上的老茧没有了。我从6岁起开始练体操，现在却得从头来过。这种有勇气的决定为我赢得了尊敬，但我得付出艰辛努力。
说实话，我内心摇摆不定。体操这一行新秀辈出，很多小孩子表现出色，我这么大年龄了却要和他们竞争。我一直在做思想斗争。我对教练说：“别担心，我会自己解决这些问题的。”但事实上，我只是去到体育馆，坐在垫子上跟朋友们聊天。教练会打电话来，问：“怎么样了？”我说：“快了。”这种情形持续了大约两个星期。我想当时我大部分时间都在琢磨两个问题：“我是不是已经过了巅峰期？”或者：“如果选不上怎么办？”
一直到我接受了一次采访，局面才发生改变。在采访中，我说自己正在为进入奥运会认真训练。我想，话都说出去了，还是得行动起来，以免名不副实。我开始注意饮食和休息，去体育馆训练。当最终通过选拔，进入奥运代表队时，我真是骄傲极了。
参加那届奥运会既是为了我自己，也是为了我的支持者。这确实是结束我运动生涯的绝妙方式，但是在奥运比赛的过程中，我知道自己的运动生涯真的是到此为止了。我正在失去兴趣和激情。我真的很高兴终于能脱掉紧身体操服，从此洗手不干了。不过，每次我发表讲话，过去的一切历历在目，我又得以再次体验当年的感觉。
每次回忆起这些，我仍然觉得无比激动———它如何重新塑造了我，帮助我成长，而我又如何利用它让我变得更有灵感、更有责任心、更有动力，直到今天。
备注：
道斯是一个富有激情的演讲师，业余教授体操。今年她将作为解说员，为Yahoo报道2008年奥运会赛事。另外，参加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的美国女子体操队于6月份被纳入奥运名人堂。
6
TomDolan汤姆·多兰，32岁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和2000年悉尼奥运会400米混合泳金牌得主；2000年悉尼奥运会200米混合泳银牌得主。
我12岁时被诊断患有哮喘病。这在某种程度上塑造了我的性格。我渴望战胜这种烦人的疾病，因此变得很有进攻性。我相信，没有什么能阻止我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1996年我很幸运地获得了金牌。对于一个原本没有取胜希望的人来说，这样的结果显得太美妙了。我上了《体育画报》的封面，成为了麦片包装盒上的广告明星，应邀到著名节目LateShowWithDavidLetterman（“大卫牙擦骚”）做嘉宾。这样的经历简直太难以置信了，但是，我以前可压根儿没想到自己会有如此风光。在通向奥运会的一路选拔中，由于过度训练，我得了慢性疲劳症。曾经有长达三个月的时间，我每天训练时，游泳的距离禁止超过2000米———正常来说我本应该一天游18000到20000米。你看看，我位列世界游泳前三名，却得靠一张残疾人停车许可证过活，因为有了这个停车证，我去上课的时候才可以把车停在靠近教室的地方，我也就不用走那么远的路。对这些事情我们守口如瓶，没人知道我曾经几乎不能游泳。
最终我成功地入选奥运代表队，但我知道，等到奥运会真正来临的时候，我可没有100%的把握。我把期望值调得稍微低了一点：“只要完成奥运比赛就万事大吉了。”我参加的第一项比赛是400米个人混合泳，那一场比赛我可游得真难看，从身体方面来说，很可能是我运动生涯中最痛苦的一场比赛。虽然夺金是极大的荣誉，但比赛结束之后，我的能量已经燃烧殆尽。在200米个人混合泳中，我只得了个第七名；而400米自由泳呢，我根本就没有取得决赛的资格。每个人都会想，只要能赢，游泳所用时间长短无所谓。但我希望能游出个人最好成绩，并打破世界纪录。这让我很困扰。
等到悉尼奥运会的时候，我更加专注和投入。
我没有再生病，也没有同样的压力了。我不再想着拿不拿牌的事，我只想做到最好。结果这给我带来了很多欢乐。我过去觉得，如果我游泳时抬起头来去闻玫瑰花的香味，就会失去注意力。但是现在，我退一步海阔天空，能和教练和其他队员开玩笑，能享受整个过程。在400米个人混合泳中，我打破了世界纪录，夺得了金牌。在200米个人混合泳中，我打破了美国纪录，得了第二。
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在与疾病斗争的过程中变成了一个更棒的人，但我肯定是变成了一个不同的人。我意识到，你所选择走的道路远比最后的目标更重要。我希望一生都能保持这样的观点。
备注：多兰曾尝试进入投资银行领域，现与扩张到美国的澳大利亚卡利游泳俱乐部合作，在那里执教。
7
LaceyO‘Neal莱茜·奥尼尔，64岁1964年东京奥运会，入围80米跨栏半决赛；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入围100米跨栏半决赛。
在慕尼黑奥运村里，有一个区叫迪斯科区。我有个非常友善的对手，名叫以斯帖，是个以色列的运动员。我们都是跨栏选手，而且作息时间基本一致。有一天晚上，我来到迪斯科区入口，以斯帖和她的教练正好坐在那儿，我平常本来都是留着卷曲的非洲发型，但当天我想“臭美”一下，戴了一顶很大的假发。以斯帖和她的教练大笑起来，她们从来没有看到过我有这么多头发。我把假发摘下来，扣到了她教练的头上。
第二天一醒来，我就觉察出空气中有种不同寻常的气息。非常肃穆。人们不再四处走动，直升机在空中盘旋。我去吃早餐，听到一些传言。但是，直到晚些时候，所有美国运动员被召集到一起，我才知道，在距我宿舍200米远的地方，以色列代表队遭到了劫持。警方把所有以色列和犹太运动员迁出了奥运村，以防不测。
奥运村里人人情绪激动，甚至流下了眼泪。我们非常愤怒，不断咒骂。这些无耻的人，他们怎么能把这种政治性的东西与奥运会搅到一起？
第二天是跨栏比赛的半决赛。以斯帖的赛道就在我旁边，空空如也。我不知道她出了什么事。我慢慢做着热身动作，眼里都是泪。但是，身为一名运动员，你必须把一切事情置诸脑后。那天我跑出了个人最好成绩之一。
之后我得知，以斯帖的教练在事件中遇害。我当场就崩溃了。一般说来，运动员比赛结束之后，可以继续留在奥运村观看其他赛事，但是主办方为了安全起见，鼓励我们离开。于是，比赛结束一两天后，我就回了国。
每次回忆此事，我都会想：“为什么非要把事情搞成这样呢？”为何这些运动员会因为与他们毫无干系的政治原因惨遭杀害？这些犹太运动员们来到了奥运村，却没有机会参加比赛。在这之前，从来没有人进入奥运村伤害运动员，太悲惨了。
备注：
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期间，11名以色列运动员被巴勒斯坦极端武装分子绑架并杀害。奥尼尔现在开办了自己的公司，销售非洲工艺品。以斯帖平安无恙，她参加了1976年的蒙特利尔奥运会，在100米障碍赛中排名第六。
8
MichaelWeiss迈克尔·威斯，31岁1998年长野奥运会和2002年盐湖城奥运会花样滑冰比赛排名第七。
当我得知自己获得参加1998年奥运会资格时，激动极了，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你会觉得非常自豪，会有“啊，我现在是美国最好的运动员”那样的感觉。我进行了精心的准备，状态很好。但是在动身去长野的前一天，我在做三周半艾克索跳的时候，一不小心，摔了个屁股墩儿。
在此后的训练中，我无法再做跳跃动作。我的伤太严重了。因此我决定不再练习跳跃动作。每个看我训练的人的反应都是：“你到底在干吗呀？”当然，他们马上就明白，我受伤了。
在奥运会短节目比赛前六分钟的热身中，我想自己至少得做一个跳跃动作，练习一下。但刚一做完，我就意识到自己错了。我痛得无法忍受。我的三周半艾克索跳失败了，结果排名第13位。
两天后，为了长节目比赛，我没有做任何跳跃动作热身训练。那之前10天中，我总共做了三四次跳跃训练。正常情况下，一次训练就要做四五十个。当我在正式比赛中顺利把这个动作完成，我自己都难以置信：“天哪，我居然办到了”。那种感觉真是难以忘怀。
2002年，我再次获得参加奥运会的资格，去了盐湖城。参赛顺序是抽签决定的，非常随意。我将在短节目比赛中第一个出场。这是“死亡之吻”，除非你水平比别人高出一大截，否则分数总会比别人低。
我沉下心来，希望尽量能做到最好。赛场看席上甚至没坐满，就在我比赛时，还不断有人进来。我滑得干净利落，但是被埋没了。出场较晚的选手中，有人表现一般，甚至出现失误，但都拿到了更高的分数。不过，在长节目比赛中，我的出场顺序不错。我做了一个复杂的腾空跳，差不多在不到一秒的时间内做了七个旋转。这是首次有人在奥运会上表演这个动作。我完成了，现场几乎疯狂。在最后20秒里，人们起立为我鼓掌。我的排名上升到了第七位。
那场比赛是我记忆中最完美、最激烈的赛事之一。头三名选手的表现几乎无可挑剔，而前12名选手中，可能也只有一两个错误。能与他们一起竞技，我觉得非常幸运。那是我最钟爱的一场比赛。
备注：
2004年威斯建立了迈克尔·威斯基金会，为有天赋和追求的滑冰运动员提供资助。2006年他退出业余比赛，现在是一名职业滑冰运动员。编译：Daw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