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上这是第一次，上千美军开始服用抗抑郁药物应对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带来的长期精神疾病，因为惨重的伤亡数字给士兵们带来巨大战场压力，但是这种武器是否奏效呢，有专家担心这种做法会使情况恶化。

　　中士克里斯托弗·莱杰（ChristopherLeJeune）在巴格达危险道路上的巡逻已经7个月了，他的具体任务是作为诱饵将潜在的武装分子引出来，然后所在军队就能在开阔地一举将其歼灭，他要装作落单的样子，但是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他觉得自己在精神上真的越来越孤单，一种重重的失落感无时无刻不纠缠着他。莱杰说：“我们的部队经历过很多重大任务，但我的士气却越来越低落，很多事情困扰着我。”他所在的分队负责保护巴格达警察局的安全，这里是恐怖分子武装袭击的重点目标，正常情况下总处于肩扛火箭筒或者藏在地下室黑窗户里的迫击炮的瞄准镜里。莱杰记得有一天在一场激烈战斗之后，他和同伴被指派到外面检查敌人的死伤情况，很多“尸体”还是活的，但是再不会有人管他们。他说：“恐怖分子脸上没有标记，同样好人的脸上也没有，我们通常认为那些倒在血泊里的家伙就是恐怖分子，但是随后在搜查他们家时，我会看到地上散落有小孩的鞋子，还有一些玩具，这种震撼的感觉非常不好，它越来越影响我的心情，比我之前预料的还要严重。”

　　于是莱杰来到美军驻伊拉克的医疗中心，医生诊断他患有抑郁症，开给他抗抑郁药物舍曲林（Zoloft）和抗焦躁及助眠药物硝氯安定（Clonazepam）。莱杰说：“很多原因导致士兵们不愿在医生面前坦白他们有精神上的问题，一旦承认，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药片，然后让他们返回前线。”尽管在这场战争中，报章上眼花缭乱的武器都是高科技的，例如无人驾驶飞机向地面的敌人投下“地狱火”导弹，但是像莱杰这样亲自接触战争的士兵遇到的敌人反击却是狡猾而隐秘的，甚至很多美军士兵还不知道敌人是如何部署的。在历史上，这是第一次大量参战美军士兵每日口服抗抑郁药物，以平静他们被不断重复的军事挫败和看似没有尽头的战争折磨得越来越脆弱的神经。这些药物不仅能平静士兵的情绪，还有助于让焦头烂额的美军军方保持战争中最珍贵的资源，那就是前线士兵。根据美军第五精神健康顾问小组的报告，在去年秋天针对前线士兵的不记名统计调查，有12%在伊拉克的士兵和17%在阿富汗的士兵需要抗抑郁药物和安眠药物，军方的官员表示，由于阿富汗战场上冲突的暴力程度不断增加，另外士兵们在执行任务的时候更加孤立，因此相对伊拉克战场，士兵口服抗抑郁药物的情况更普遍。

　　在五角大楼，由于美军之前并没有大规模使用抗抑郁药物，也没有专门部门跟踪相关数据，因此找不到宏观的统计数据，传统上在遇到士兵寻求心理问题帮助的时候，五角大楼多半不太重视抗抑郁药物的应用，所以很可能统计数据还相对保守。

　　但是历史上军队中提供药物的做法并不是新鲜事，早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华盛顿将军就让士兵在弗吉山谷（ValleyForge）战役前夕轮流饮用一定量的朗姆酒；二战期间，德国纳粹在对法国和波兰展开闪电战之前，希特勒也给士兵服用一种脱氧麻黄碱类安非他命药物；在越南战争期间，美军同样也依靠这类药物。但是在如今的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中，士兵是第一次大规模服用抗抑郁药物，这说明在这两场战争中，他们付出的心理代价非常惨重，远非之前任何战争可比。

　　五角大楼的调查报告显示，通常所有部署到前线的士兵都会有或多或少的心理问题，但是70%在短时间内就能调整至正常，20%会患上所谓的“暂时应急伤害”，另外10%会患上“精神失调”。根据在战场上负责指挥战斗的将军描述，患上“精神失调”以及“暂时应急伤害”的士兵在作战前夕会出现焦虑、易怒、失眠等症状，情况严重的还会表现出极端冷漠和悲观情绪。如果不及时治疗任由这些情绪发展，士兵最后会出现不由自主颤抖甚至暂时昏厥。就算退伍了，类似的情绪还是会经常出现，所以在退伍老兵人群中，离婚率、自杀率和精神失常的比率都比其他人群高出很多，残留的精神困扰就是主要原因。这些心理疾病的严重程度和影响范围随着科学认识的深入不断扩大，以至于五角大楼正在考虑增加有资格获得“紫心勋章”的受伤类别，之前只有在身体上受重伤的士兵才有机会获得这种荣誉，今后或许患上战后心理创伤（PTSD）的士兵也有机会。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今年5月2日说，这需要认真考虑，五角大楼正在对此展开评估。

　　军队外部，对于使用药物克服士兵的心理创伤这个话题讨论非常有限，但是在军队内部，早在好几年前这已经成为一个辩论激烈的话题。没有一种药物能有效地消除自己最好的战友在眼前肢体横飞所带来的精神重创，也没有一种药物能消除因为和战友换班，但是对方不幸遇难后自己承受的巨大负罪感，但是药物可以减轻由于战争带来的脆弱并且已经无法忍受的应激损伤，并且帮助士兵们恢复到精神饱满的状态。这些药物其实能为军方节省大量开支，因为一旦一个士兵因为精神疾病无法作战，军方要将他送回本土，同时训练新士兵运到前线，抗抑郁药物延长了士兵在前线的作战时间，节省大量部署和训练费用。但是药物也有巨大的副作用，这些已经患有精神疾病的士兵服用药物后继续作战，冗长而反复地执行任务会加剧病情，同时整体中患上精神疾病的士兵数量大幅增加。士兵在作战期间必须有足够的调剂休息时间，比如每个月有固定放假时间，他们可以去电影院或者酒吧，另外每半年还有回家探亲的机会，和亲人短暂团聚是最好的平复战争压力的药物，如果没有这些必需调剂，抗抑郁药物和助眠药不仅不能无限期延长士兵的作战时间，反而会延长他们在战后的恢复时间。

　　但士兵的家属认为药物的效果非常明显，在美国有一个名为“全国军属联盟”的组织，该组织的首席执行官约茜·瑞兹（JoyceRaezer）说：“天啊，有这些药实在是太好了！这样我们就能让士兵继续前赴战场。”专家对此却有疑虑，退伍军人精神科医师担心这样会让一直捉襟见肘的军队出于紧绷状态。

　　这些日益紧迫的问题还包括使用精神药物的副作用，去年美国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要求抗抑郁药生产商在药物包装上加上黑色方框并警告，在青少年和儿童中使用这些药物后增加的自杀比率，官方还要求把年龄范围扩大到18至24岁的年轻人，这个人群占了军队的主体。现在的问题是在伊拉克和阿富汗士兵自杀率增高是否和使用这些药物有关？从战争开始至2007年底，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战场上已经有164名美军士兵自杀，年自杀率是2001年的两倍。美军军方5月29日宣布，去年至少有115名士兵自杀，其中在伊拉克和阿富汗共36名，人数是自1980年有记录以来最多的。2006年和2007年，军队的自杀者中大约40%使用精神类药物，一部分用的都是选择性五羟色胺再吸收抑制剂（SSRIs），比如“百忧解”和“舍曲林”。在军方认为士兵自身问题是主要原因的时候，虽然无从得知有多少企图自杀者通过服药改善精神状态而避免自杀，但一些独立学者认为应该关注百忧解等处方药和自杀的联系。

　　1987年，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批准礼来公司（Lilly）的百忧解上市，这是第一种SSRIs类药物，接下来就是辉瑞公司（Pfizer）的舍曲林葛兰素和史克公司（GlaxoSmithKline）的帕罗西汀以及森林制药（ForestPharmaceuticals）的Celexa等等。这些药物都有许多副作用，包括记忆力减退、认知障碍、头晕困倦等。这些伴随症状困扰着战场上的士兵。后来的一些新药的副作用比较小，即便在大量使用时也不会成瘾和中毒，其机制是使脑中神经递质无羟色胺增加活性，这就使五羟色胺的正性精神作用放大，至少在部分人身上如此。1994年，军队精神病学家卡麦隆·里奇（CameronRitchie）第一个建议SSRIs类药物应该在军队中发放。在从索马里战场返回后写的报告中，里奇注意到军医使用的病史采集表要么是过时的，要么是没有精神病学药物。她认为如果抑郁症是轻度可控制的，药物是应该考虑的治疗手段。1999年，军医之间对此开始了争论，尤其是对战场上的士兵使用SSRIs上有巨大分歧，怀疑者强调这些药物在战争中的真实安全性还没有得到证实；支持者认为，应用这些药物能够较少减员和离开岗位的时间。海军精神病学家纳什（Nash）认为：SSRIs药物能够安全地在参战和未参战的士兵中应用。

　　这些零星使用的药物在2003年入侵伊拉克后变成了泛滥洪水。美军医学统计显示，自从战争开始后，军队每年都进行心理调查，如果这些调查是正确的，许多美国士兵普遍而难以忘记的战场生活是这样的：2006年被调查的伊拉克战场的士兵中有2/3知道有人被杀死或者受伤了，15%的人确定他们在返回时曾经杀死过敌人。调查认为，战争的代价与收获的巨大落差导致士兵们感觉极度恐惧和无助，并深深植根于脑海中。“一个伙伴就在坦克的驾驶座位上丧生，我看到了一切。”这就是常见的感受，另一个是“一枚巨大的火箭弹就在离我50米的地方把战友化为灰烬”。军队精神病学家说，这些难以磨灭的印象以及不断受到“下一个是谁”的惊吓迫使成千上万的士兵服用抗抑郁药，原因是显而易见的。

　　反复前赴战场也会导致精神问题，军队精神病学的顶级专家3月份对美国国会作证说，大约30%的士兵在他们第三次前赴战场时受到了严重精神问题的折磨。医生查尔斯·霍格（CharlesHoge）还说，最近的研究表明，在近来的12个月中，士兵们没有得到充足的时间休息来摆脱紧张的情绪就又重返战场了。军医约瑟夫·霍姆（JosephHoram）说，对于战场上的士兵们来说抗抑郁药已经产生了显著的作用，霍姆在第一次海湾战争中曾经在沙特服役，当时战争中军医还没有现在的药物，因此他们所能做的仅仅是安慰和关心，给那些精神紧张的士兵们一点休息和放松的时间，然后看是否有所好转。如果他们没有马上好起来，就需要到后方进一步休养。2006年在巴格达，霍姆治疗的是那些看管伊拉克战俘的士兵，他说：与战俘面对面的频繁接触中，士兵们备受困扰，因为不想让他们离开战场，因此医生开给士兵一种SSRIs药物，接下来一周之内，他们就变了一个人，可以完全回原单位执行任务了。

　　直到2006年11月，五角大楼才为所有的相关机构制定了统一的政策，但是令人奇怪的是并没有涉及抗抑郁药，仅仅是禁止给士兵们使用古老的锂制剂抗惊厥药和镇静剂。按照制定政策者的说法，目标是给SSRIs药物绿灯。目前已经有3位精神病学家在刊登在美国军队医学杂志《军事医学》上的论文里要求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军医们申请大量SSRIs类药物，以满足治疗战场上出现的抑郁症。医生们认为，这些药物帮助保存战斗力，这是军队医务人员的职责。

　　但是战场看起来并不是使用这些药物的完美环境，34岁的莱杰现在住在犹他州，2004年5月回国之前曾经在伊拉克待了15个月。他认为在用药以及其它方面许多士兵需要帮助，但是由于害怕丧失升迁的机会，很多人都没有得到帮助。莱杰说：“他们不想毁掉自己的军人生涯或者在别人的监护下服用药物。在日常生活中，你生病了去看医生，并接受接下来的药物治疗，这些都很正常。但是在伊拉克你去看医生，只是一次或者两次，但是接下来需要一直连续吃药，由于药物以及战争引起的多重压力，造就很多士兵对这种治疗方式感觉茫然，有许多的人因此离开军队，还有一些人直接认为自己身体已经垮掉了，不可能在军队里有前途。”

　　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士兵中大约有1/3表示在出现精神问题时得不到及时的帮助，当去年在伊拉克的士兵总数达到3万时，精神病方面的工作人员仍然没有增加，仅仅大约为200名，这些医务人员还必须兼顾个别辅导等繁重的任务。倦怠和疲劳正在这些人群中蔓延，2007年军队精神健康中心所作的调查也支持这个结论，士兵们驻扎在前沿阵地很难与后方的心理顾问交流，从海军刚刚退役的纳什说：“平常，人们不会把药物治疗当作第一线的方法，但是在前沿阵地这却是唯一选择。”

　　在越来越多的士兵服用这些药物的同时，也出现了很多关于药物作用的担忧。兰德公司和联邦医学研究所（IOM）的两份报告表达了对于这类药物在多大程度上能够缓解战后心理创伤的疑虑。兰德公司4月份发表的报告认为即便在大规模的临床试验中，SSRIs的全部作用只是一定程度缓解症状。去年10月联邦医学研究所发表的研究报告认为：关于SSRIs治疗战后心理创伤的有效性，证据并不充足。

　　莱杰可以作为典型病例告诉这些研究机构：当2004年5月回到家乡时，他仍然在服用硝氯安定和其它药物，他成为了30万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参过战而继续经受战后心理创伤或者抑郁症折磨的美国士兵中的一员，但是战后心理创伤的治疗并不是总是要吃药，很多时候药物只是麻木并形成习惯而已。

　　莱杰强调说：“我感觉我似乎一直处于麻醉状态。”因此一年前他停止用药，在心理医生的帮助下，他说：“我想通过自己的力量来抵抗心魔。”当被问及情况怎么样了，他笑着说：“但愿我已经接近正常了。”

　　编译：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