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两个闲极无聊的富家公子决定制造一起轰动媒体的完美案件，他们绑架并谋杀了一个14岁男孩。两人的罪行激怒整个美国，公众呼吁复仇。检察官也吹嘘说，这是一起证据最完整的案件，两个罪犯必死无疑。然而，两人的辩护律师是大名鼎鼎的克拉伦斯·达罗。达罗强烈反对死刑，认为犯罪是一个医学问题，他将此案视为说服美国公众反对死刑的机会。

　　内森·利奥波德情绪很糟。1923年11月10日傍晚，他和朋友兼情人理查德·洛布开车6个小时从芝加哥去到密歇根大学盗窃洛布从前的兄弟会ZBT.结果只偷到80美元、几只手表和一台打字机。大费周折却只有可怜巴巴的收获。回芝加哥的路上，利奥波德暴躁好斗。他抱怨和洛布的关系总是一边倒：他一次次毫不犹豫地成为洛布的帮凶，而洛布对他却是拒之千里的态度。

　　最后，洛布终于用甜言蜜语稳定了利奥波德的情绪。在路上，洛布开始谈论他所谓的完美犯罪。他们曾经多次一起盗窃，并多次纵火，但他们的行径一次也没有上报纸。洛布想制造一起让整个芝加哥谈论的案件。还有什么比绑架谋杀一个孩子更轰动？如果顺便能拿到赎金，更是锦上添花。获取赎金并避免被抓获将是一件难事。绑架小孩将是胆大妄为的举动———洛布宣称，绝不会有人发现凶手。

　　利奥波德和洛布相遇于1920年夏天。两个男孩都在芝加哥南部富裕的犹太人社区肯伍德长大。利奥波德是一个聪明的学生，年仅15岁就被芝加哥大学录取。他还是一名颇有成就的业余鸟类学家，在专业杂志上发表过两篇论文。他的家庭富裕且关系广阔。他父亲是一名精明的商人，继承了一家船运公司，后又靠铝罐和纸盒生意聚敛了更多财富。1924年，19岁的利奥波德在芝加哥大学学习法律；所有人人都认为他前途无限。

　　18岁的理查德·洛布也来自富裕家庭。他的父亲是西尔斯-罗巴克公司副总裁，个人财产多达1000万美元。洛布是一家4兄弟中的第三个，很小就显示出出众天赋。他14岁高中毕业，第二年进入芝加哥大学。然而，洛布的大学经历并不愉快。他比同学小很多，学习成绩平平。大学第二年，他转校到密歇根大学，在那里仍然无心学习，大多数时间用于打牌和读犯罪小说。此时他又染上酗酒的恶习。但他仍然设法从大学毕业，1924年回到芝加哥大学，继续研究生课程。

　　1923年秋，洛布返回芝加哥后，两个青年友谊复燃。表面上，他们似乎毫无共同之处———洛布外向好交际；利奥波德厌恶人群，个性冷淡———却成为亲密的伴侣。随着对洛布了解的加深，利奥波德越发对他产生依恋。洛布长得非常漂亮：瘦高，金褐色的头发，诙谐的眼睛，迷人的微笑，有一种天生的魅力。洛布经常干一些无目的的破坏———盗窃汽车、纵火、砸毁店铺窗户———可这些丝毫没有影响利奥波德对洛布的爱慕。

　　洛布喜欢危险的游戏，越玩越危险。破坏行为成为他取乐的源泉。更让他满意的是，他总能依靠利奥波德这个帮凶。利奥波德的崇拜，让洛布更坚定认为自己是犯罪大师。洛布自大得让人厌恶，他还喜欢夸耀并不存在的成就。不久之后，这些空洞不实的吹嘘开始让利奥波德感到厌烦。利奥波德还是弗雷德里希·尼采哲学思想的崇拜者。他不停地谈论神秘的超人，因为他自己是超人所以不受普通人的法律约束。他宣称，甚至谋杀，对超人也是被允许的，只要他能从中获得乐趣。在此情况下，道德没有立足之地。

　　对于洛布绑架小孩的计划，利奥波德毫不反对。那年冬天，他们花了很长时间策划罪行，讨论细节。最后，他们决定索要1万美元赎金，但是，该如何取得赎金？为此他们颇费了一番脑筋。激烈争论后，他们自认为找到一个万无一失的方法：他们将命令受害者的父亲乘坐朝芝加哥南部行驶的列车，然后当列车行驶到密歇根湖边的高架桥地段时把钱从车上扔下。他们将在桥下的汽车里守候。等赎金掉到地上，立刻捡起来飞车离开。

　　1924年5月21日下午，利奥波德和洛布驾驶着租来的汽车在芝加哥南部街道上游逛，寻找受害者。下午5点，绕肯伍德转了两个小时，他们正打算放弃计划，等第二天继续。但是，当利奥波德开车沿着埃利斯大道行驶时，坐在后座的洛布突然看见了他的表弟鲍比·弗兰克斯正在路边朝相反方向走。洛布知道鲍比的父亲是一位富有的商人，有能力支付赎金。他敲了敲利奥波德的肩膀，表示已经找到受害者。

　　利奥波德调转方向，沿埃利斯大道行驶，慢慢靠近鲍比。

　　“嘿，鲍比，”洛布从汽车后窗朝外喊。男孩稍微转身，看见一辆威力-奈特牌汽车在路边停下。洛布从内打开乘客座位一侧前门。

　　“哈罗，鲍比。我载你一程。”

　　男孩摇摇头，他就快到家了。

　　“不，我能走。”

　　“到车里来；我想和你谈谈昨天你用的网球拍。我想给我弟弟买个一样的。”

　　鲍比走近汽车，就在车旁边。洛布完全可以一把把他拖进汽车，但他继续闲聊着，希望说服鲍比自己坐进车。

　　鲍比踩上汽车侧踏板，前座的车门敞开着，似乎在邀请他。突然，鲍比钻进汽车，在利奥波德身边坐下。

　　洛布指着同伴对鲍比说，“你认识利奥波德，对吧？”

　　鲍比摇头，他没有认出他。

　　“不。”

　　“我们载你转一圈，不介意吧？”

　　“当然不，”鲍比转过头面对洛布，带着天真的微笑，准备吹嘘自己昨天在网球场上的胜利。

　　汽车沿着埃利斯大道缓缓加速，经过第49街，洛布伸手摸旁边座位上的凿子。它去哪里了？啊在这里！他们事先用胶布缠上锋利的一边，这样可以把重的一头用作铁棒。洛布用手掂了掂凿子，把它握紧。

　　在第50大街，利奥波德开车左转。转弯时，鲍比转头，视线离开洛布朝汽车前方望去。

　　洛布从后面用左手捂住鲍比的嘴巴，防止他喊叫。他狠狠把凿子往鲍比头上砸下，敲碎了男孩的头盖骨。凿子第二次砸下，可是男孩还有知觉。鲍比半转身体，面对洛布，绝望地举起手，似乎想抵抗。洛布举起凿子朝男孩的前额再猛敲了两下，可是他仍在挣扎。

　　第4击在男孩的前额上留下一个大洞。血喷涌而出，流得到处都是。蔓延到座位上，飞溅到利奥波德的裤子上，汽车地板上。

　　简直不可思议，洛布心想，鲍比竟然还有意识。挨了4下，他为什么还没晕过去？

　　洛布抓住鲍比从汽车椅背上把他拖到后座。他把一块抹布塞进鲍比的喉咙，拼命往下塞。他又撕下一大块胶布，把鲍比的嘴巴封住。终于！男孩的呻吟和哭泣停止了。洛布松开手，鲍比瘫倒在地板上。

　　利奥波德和洛布期望实行完美的谋杀。但是，当他们把尸体拉到芝加哥南郊一处偏僻涵洞抛弃时，利奥波德的眼镜从口袋里滑出，掉在泥地里。回到城里，利奥波德寄出索取赎金的信。第二天早晨8点，信件抵达弗兰克斯家中。第二天，一名路人发现尸体，报告警察。弗兰克斯一家证实了尸体身份。完美的罪行开始露出破绽，利奥波德和洛布知道已经不能指望拿到赎金。

　　通过追踪眼镜的主人，州检察官罗伯特·克罗确信利奥波德和洛布是主要嫌疑犯。

　　谋杀发生10天后，5月31日，利奥波德和洛布都承认罪行，并向州检察官演示他们杀害鲍比·弗兰克斯的过程。克罗向媒体夸耀说，这是“一起证据最完整的案件”，罪犯必死无疑。利奥波德和洛布已经认罪，并向警方展示关键罪证———用于写赎金信的打字机。

　　克罗立刻意识到这将是一次轰动的审判。内森·利奥波德承认他们谋杀鲍比完全是为了杀人的刺激。（“对知识的渴望是值得赞赏的，无论这会给他人造成什么样的痛苦。”利奥波德曾这样对记者说，“一个6岁的男孩可以把苍蝇的翅膀扯下，如果这样做能够证明没有翅膀就无法飞行。”）两名被告富有的出身、出众的智力以及他们家庭在芝加哥的地位和案件本身的性质———这一切使它成为芝加哥历史上最耐人寻味的案件之一。

　　克罗还意识到，他能好好利用这一案件达到自己的目的。他年仅45岁，已经担任过首席法官，自1920年起开始担任库克县检察官。克罗是共和党重要成员，极有机会当选下任芝加哥市长。把残忍杀害儿童的利奥波德和洛布送上绞架无疑将帮助他赢得选票。

　　事实上，公众对这个案件的关注已经超越了它的恐怖细节，离奇动机。当时的美国正在经历公共道德观的转变。女人开始剪短发，穿短裙，公开吸烟喝酒。到处可以看到粗俗色情的景象，年轻人肆无忌惮地享受着新获得的自由。传统理想———注重工作、纪律和自我克制———被自我放纵的文化所取代。有什么事件比这一案件更能说明世风日下的危险？福音派牧师比利·桑戴巡回布道经过芝加哥时说，鲍比被杀案件“可以追溯到腐蚀年轻知识分子的道德毒气。嘲笑上帝成为高等学府的时尚……早熟的头脑、猥琐的书籍、异端的思想———这一切共同导致了谋杀。”

　　虽然克罗得到公众支持，但在法庭上他必须面对可怕的对手。被告者家庭雇佣了大名鼎鼎的辩护律师克拉伦斯·达罗。1894年，达罗在库克县已经作为狡猾演说者、精明律师和弱小者捍卫者而声名远扬。1年前，他成功为领导罢工的社会党工人领袖尤金·德波斯摆脱罪名，一举成为县里最著名的律师。克罗深知达罗的能力。1923年，达罗在共和党政客弗雷德·朗丁的腐败案中让他备受侮辱。

　　像克罗一样，达罗知道自己也可能利用利奥波德和洛布一案达到自己的目的。达罗强烈反对死刑；认为这是一种野蛮、满足复仇心理的惩罚方式，除了投暴民所好之外别无作用。这次审判将是他说服美国公众反对死刑的机会。达罗反对死刑的证据来自20世纪初的新兴学科。1915年，在《人人》杂志中，达罗写道，“科学和进化论说，人也是一种动物，只比其他动物略高一点；驾驭人类的自然法则和驾驭其他生物的并无不同。”达罗还在动力精神病学中找到支持自己观点的证据。这种学说强调幼稚性欲和潜意识冲动的力量，否认人能够自由选择，理智管理自己的行为。个人行为更多被童年经历阴影主宰，而非自由意志的结果。达罗的结论是，假如一个人的行为是早已注定的，那么他怎么能够为他的行为负责？

　　另一个似乎否认个人责任存在的新型科学是内分泌学。几项新科学研究显示，某些荷尔蒙的缺陷或过多分泌导致患者精神和身体的改变。精神疾病与分泌系统功能缺陷造成的身体症状紧密相关。因此，达罗相信，犯罪是一个医学问题。法庭在精神病学的引导下应该取消毫无作用的刑法，用恰当的医学治疗取而代之。

　　这种观点在克罗看来等于异端邪说。还有什么比达罗的理论更颠覆社会和谐？芝加哥的犯罪率已经创造空前纪录，而达罗却在叫嚣取消刑法。克罗相信，只有通过严格执法才能减少罪行。那些罪犯是自己作孽，理应受到惩罚。一场世纪法庭大战蓄势待发。

　　然而，选择法律策略的重担全部落在达罗肩上。他该如何为客户辩护？他不能抗辩说他们无辜，因为两人都已经认罪。没有任何证据显示，州检察官通过高压手段获取认罪声明。达罗是否会选择另一种策略：声称被告因精神错乱而无罪。这也很难办。因为利奥波德和洛布看上去完全清醒正常。在伊利诺伊州法庭上，可以接受的断定精神错乱的证据是无法分辨对和错，依据这一标准两个被告精神健全。

　　1924年7月21日，审判第一天，法官约翰·卡福利让双方律师提出动议。达罗可以要求法官指定特别委员会判定被告是否精神健全。判断结果可能取消审判；如果委员会裁决被告精神错乱，卡福利可以立刻裁决将他们送进精神病院。

　　辩护律师还可以要求法庭分别审判两名被告。然而，达罗早已公开表示，两名被告在这一案件中互相影响，因此不太可能要求分开审判。达罗也不太可能提出延期审判。卡福利担任刑事法庭首席法官的任期即将在8月末结束。如果辩方要求延期，新首席法官雅各布·霍普金斯可能指派不同法官主审案件。而卡福利是法官中观点较倾向自由派的一位，他从未主动宣判死刑；要求延期无疑是愚蠢之举。

　　达罗也可以提议把审判地点改到库克县之外。因为在绑架发生后，利奥波德立刻开着租来的汽车穿过州界，进入印第安纳州。鲍比可能在伊利诺伊州之外死亡，因此，司法权可能不属于库克县法庭。但是，达罗已经宣布他不会要求改变审判地点。而且，无论如何克罗仍然可以以绑架罪起诉利奥波德和洛布。这一罪行在伊利诺伊州仍可判死刑。

　　达罗没有选择上述任何一种策略。9年前，在另一起不太为人所知的案件中，达罗曾在抗辩中，承认被告拉塞尔·佩塞克犯有杀害27岁家庭主妇及其还在襁褓中的儿子的罪行，但要求法庭考虑被告的精神病史，斟酌量刑。现在，他打算采用相同策略。他告诉卡福利，他客户犯有谋杀鲍比·弗兰克斯的罪行。然而，他希望法官在决定刑罚时考虑三个减刑因素：被告的年龄、他们认罪的事实和他们犯罪时的精神状况。

　　这是精明的一招。通过认罪，达罗避免了陪审团审判。卡福利现在将在听取专家意见后决定刑罚。最多可判死刑，最少判14年监禁。显然，对于达罗而言，说服一名法官比说服12名容易受公众观点和克罗的煽动言论影响的陪审员容易得多。

　　达罗扭转了形势，现在，他不必再争辩被告是疯子。他只需要让法官相信他们有精神疾病———一种医学症状，并不等同疯狂———就可以帮他们获得减刑。只要判决不是死刑，都是达罗的胜利。

　　1924年7月至8月，精神病医师们陆续在法庭上作证。美国精神病学协会会长威廉·阿兰森·怀特告诉法庭说，利奥波德和洛布小时候都曾受到女家庭教师的虐待。洛布受到的管教极其严苛，他不得不对教师撒谎。因此，至少根据怀特的证词，他一开始就注定了走上犯罪道路。“他认为自己是本世纪最杰出的犯罪大师，”怀特作证说，“手下控制着一群罪犯，即使当生病卧床时，他还会认为自己的头脑太厉害，连地下世界的恶魔也要征询他的建议。”利奥波德童年也曾受到心理创伤，被他的女家庭教师性侵犯。

　　其他精神病专家———包括纽约研究院精神病学教授伯纳德·格鲁克———证实两个被告都有逼真的幻想世界。利奥波德把自己想象成强壮的奴隶，备受君主宠爱，常派遣他与人决斗，解决纷争。两人的幻想相互关联。洛布要把犯罪大师的幻想变成现实需要一个观众，他高兴地找到了利奥波德这个自愿的同谋。利奥波德则需要扮演强大君主奴隶的角色，除了洛布还有谁能扮演他的君主？

　　克罗招募了另一群为控方作证的精神病专家。其中包括美国神经病学协会会长休斯·帕特里克；《精神错乱与法律》一书作者威廉·克伦和哈罗德·辛格，以及西北大学精神疾病和法医学教授阿奇巴尔德·切奇。他们都作证说，利奥波德和洛布都没有表现出任何精神错乱症状。在两人被捕后，专家们立刻在州检察官办公室对他们进行了检查。

　　两队精神病专家———一边代表控方，一边代表辩护方———互相对立。很少有旁观者注意到他们分别代表不同的精神病学学派，都能自圆其说，得出各自的结论。控方专家证人全部是神经学者，他们没有发现被告身上有任何导致大脑或中央神经系统受损的创伤和感染。因而他们的结论———被告没有精神疾病———是正确的。

　　而辩方证人同样可以理直气壮地争辩，根据他们对精神病学的理解，根据心理分析的结果，被告童年时期曾遭遇精神创伤，从而产生补偿性幻想，直接导致谋杀。

　　然而多数评论人对于神经学和精神分析精神病学之间的认知鸿沟并不了解。毕竟这些专家证人都自称精神病医生。所有人都认为那是精神病学历史上的黑暗日子，这个行业中的代表人物竟公然在法庭上对立。如果声望卓著的专家们都无法就诊断达成一致，那么精神病评判有什么价值？也许专家证人们的证词只是按照律师的吩咐依瓢画葫芦，目的当然是换取可观的报酬。《纽约时报》评论说，这是污染整个职业的邪气。

　　1924年9月10日早晨，卡福利准备宣判结果。最后一天审判通过电台向芝加哥直播。整个城市都屏息等待听判决结果。卡福利的判决简短。在决定惩罚时，他没有考虑认罪情节。通常主动认罪可以减轻刑罚，但前提是这样做能够减少控方举证的时间和麻烦，但并不适合此案。精神分析证据同样无助减罪。卡福利说，被告个人背景和精神心理状态确实有反常的地方。然而法庭觉得，对所有被告进行分析都会发现类似的反常。

　　作案时内森·利奥波德和理查德·洛布的年龄分别是19和18岁。年龄能否成为减刑的理由？控方在结案陈词中说，同龄罪犯被判死刑的先例比比皆是，当其他不满18岁的罪犯被处以极刑时，唯独让利奥波德和洛布逃脱是不公平的。然而，卡福利决定考虑到被告的年龄，不对他们处以极刑。他们因绑架和谋杀分别被判处99年监禁和终身监禁。

　　对辩方，这是一次胜利。对州政府则意味着失败。接受记者采访时，达罗小心翼翼地掩盖着欣喜的情绪说：“这是我们期待的结果，”他拨开掉在额头上的头发，“相对死亡这是更大的惩罚。”

　　克罗对法官的判决勃然大怒。他在对媒体的声明中表达无遗：“利奥波德和洛布穷凶极恶，道德败坏。证据显示，他们都是无神论者，尼采哲学追随者……他们自认为高于法律———上帝和人的法律———他们没有被判处死刑是这个城市的不幸。”

　　至于利奥波德和洛布，两人之后的命运截然不同。1936年，在监狱中，一名叫詹姆斯·戴的盗窃犯将洛布刺伤。不久洛布因伤重不治死亡，年仅30岁。

　　利奥波德在监狱中度过了33年，1958年获得假释。获释后，他移居波多黎各，过着深居简出的生活，在波多黎各大学攻读社会学，并写了一本关于这个岛屿国家土生鸟类的专著。上世纪60年代，他终于被允许返回芝加哥，拜访从前故居和父母及两个哥哥的坟墓。

　　许多年过去了，利奥波德和洛布案成为传奇和芝加哥历史的一部分。1971年8月29日，当内森·利奥波德因心脏病在波多黎各去世，报纸称他参与的案件为世纪之案，它的动机如此的不可理喻，给人的震撼如此强烈，成为许多犯罪小说和影视作品的蓝本。

　　文：SimonBaatz译：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