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人弗雷德里克·布尔丹绰号“变色龙”，因为他擅长冒名顶替，曾多次因为假冒他人诈骗入狱。有报道说，布尔丹扮演过律师、记者、商人、大学讲师、老虎医生等等多达39个角色。但他最喜欢扮演的其实只有一个类型———受虐待的弃儿。他在30多岁高龄还成功假扮中学生骗倒一群专家。因此，有人说他像不愿意长大的彼得·潘。布尔丹会说多国语言，犯罪足迹遍布西班牙、德国、比利时、英国、美国等15个国家。通常他只扮演自己捏造的人物，一次为了向法官提供自己未成年的证据，他假扮一名失踪的美国男孩，最后被男孩的家人当作亲人接到美国，引起意想不到的风波……
2005年5月3日，法国，一名男子拨通了为失踪和受虐儿童设立的热线。他急匆匆地解释说，他是途经奥塔斯的游客，在车站碰到一个15岁男孩孤身一人，一副害怕的样子。另一条热线也接到类似电话。那名男孩最终出现在政府儿童福利办公室。他瘦弱矮小，皮肤苍白，双手颤抖，一副耳套遮住了大部分脸，棒球帽遮住了他的眼睛。他身无分文，只带着一个手机和一张身份证。上面说他名叫弗朗西斯科·赫尔南德兹·费尔南德兹，1989年12月13日出生于西班牙卡斯莱斯。最初他几乎不说话，经过一番催促后他才透露，他的父母和弟弟在车祸中丧生。事故让他昏迷了几个星期，被一位叔叔收养，遭到他的虐待。最后，他逃到他母亲的祖国法国。
法国当局把弗朗西斯科安排在波城附近的圣文森特·德·保罗收容所。这家政府机构看护着35名男孩女孩，他们多数是弃儿或被父母虐待。弗朗西斯科分到一个单独的房间。能单独换洗似乎让他松了一口气。他解释说，他的头和身体因为车祸被严重烧伤。他被送进让·莫奈学院，这所中学有约400名学生，大多来自贫困社区，以暴力闻名。虽然学生禁止戴帽子，弗朗西斯科却得到当时校长克莱尔·夏多内的特别许可。他说害怕因为头上的伤疤遭到嘲笑。像许多和弗朗西斯科接触过的社会工作者和教师一样，夏多内是一个有超过30年经验的教育者，觉得有必要保护他。他身穿肥大的裤子、手机挂在脖子上，看上去确实像个典型的青少年，但似乎受了严重精神创伤。体育课上，他从不在其他学生面前换衣服，并拒绝接受体检。他说话很小声，头埋得很低，任何人试图摸他他会立刻退缩回去。
渐渐地，弗朗西斯科开始和其他孩子玩耍，参加课堂活动。他的语文老师害怕他跟不上课程，让另一名学生拉斐尔·德阿尔梅达帮助他。不久，弗朗西斯科反过来帮助拉斐尔。“这家伙学习起来像闪电。”拉斐尔回忆说。
一天放学后，拉斐尔问弗朗西斯科他是否愿意去滑冰，两人从此成为朋友，一起玩电子游戏，聊天。拉斐尔有时捉弄自己的弟弟。弗朗西斯科说他后悔不曾善待自己的兄弟，建议说，“爱你的弟弟，和他好好相处。”
不久，弗朗西斯科成为学校里最受欢迎的孩子之一，他对音乐和神秘俚语（包括美国成语）的了解让同学们惊讶不已。“学生们热爱他”，一名教师回忆说，“他有一种天生的魅力。”
一次，学校举办才能表演。音乐老师问弗朗西斯科是否有兴趣参加。他交给他一张伴奏CD，然后走到房间尽头，歪戴着帽子。迈克尔·杰克逊的歌曲《Unbreakable》充满房间，弗朗西斯科像流行歌星一样跳起舞来，扭动身体，口型配合歌曲。房间里每个人都目瞪口呆。“他不仅像迈克尔·杰克逊”，音乐老师回忆说，“他就是迈克尔·杰克逊。”
之后，在电脑课上，弗朗西斯科让拉斐尔看一张小爬行动物的照片。“是什么？”拉斐尔问。“变色龙。”弗朗西斯科回答。
6月8日，一名学校行政官员冲进校长办公室。她说一天前她正在看一部纪录片，是关于世界最著名的冒名顶替者弗雷德里克·布尔丹。这个30岁的法国男人曾多次伪装成儿童。“我向上帝发誓，他看上去就像弗朗西斯科·赫尔南德兹·费尔南德兹。”
夏多内无法相信：30岁，这意味着弗朗西斯科比学校一些老师年龄还大。她在互联网上搜索“弗雷德里克·布尔丹”，出现了几百条关于这个“冒名顶替大王”的信息。他像彼得·潘一样，“不愿意长大。”一张布尔丹的照片和弗朗西斯科很像———同样的下巴，同样的门牙。夏多内立刻致电警察。
“你肯定是他？”一位警官问。
“不，但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
警察到达后，夏多内派助手去把弗朗西斯科叫到校长办公室。当弗朗西斯科走进夏多内的办公室，警察抓住他，把他推到墙边。夏多内开始惊慌：如果他真的是受虐待的孤儿怎么办？警察给布尔丹戴手铐时，揭掉了他的棒球帽，他脑袋上并没有伤疤，却明显开始谢顶。“我要找律师”，他说，突然恢复了成年男子低沉的声音。
在警察局，他承认他就是弗雷德里克·布尔丹，在过去15年，他在15个说5种不同语言的国家，假冒了几个身份。他的化名包括本杰明·肯特、吉米·莫林斯、亚历克斯·多尔、斯拉得扬·拉斯科维奇、阿诺德·奥林斯、乔瓦尼·佩特洛、米开朗基罗·马丁尼。新闻报道称，他甚至曾经假冒驯虎师和牧师。但事实上，他最常扮演相同的角色：受虐待的弃儿。他很擅长改变自己的外貌———比如面部毛发、体重、走路姿态、习惯，等等。他总是说，“我可以变成任何人。”2004年，他在法国城市格勒诺布尔假扮14岁男孩。医生按当局要求对他进行体检，结论认为他确实是一个只有十多岁的青少年。波城的警察局长补充说，“当他开口说西班牙语，他就变成了西班牙人。当他说英语，他就是英国人。”
多年来，布尔丹多次冒名进入孤儿院、儿童收容所、中学、儿童医院。他的犯罪足迹延伸到西班牙、德国、比利时、英国、爱尔兰、意大利、卢森堡、波斯尼亚、葡萄牙、奥地利、斯洛伐克、法国、瑞典、丹麦和美国。美国国务院发布的警告说，他是个“极端聪明”的人，擅长假扮绝望的儿童，以“骗取同情”。一位法国检察官称他是“令人惊叹的魔术师，其离奇古怪和他过人的智力一样非同寻常。”布尔丹自己说，“我是一个操纵者……我的工作就是操纵人。”
在波城，警察开始调查，为什么一个30岁的男人要假扮十多岁的孤儿。他们没有发现任何性变态或恋童癖证据；也没有发现任何金钱动机。“当了22年警察，我还从未见过像这样的案子。检察官埃里克·毛瑞尔告诉我，人们的动机通常是钱。而他的报酬似乎完全是情感上的。”在布尔丹的右手前臂，警察发现了一个纹身，“caméléonnantais”，意思是“来自南特的变色龙。”
“格兰先生”，布尔丹礼貌地向我伸出手。我们在波城中心一条大街上。他同意和我见面。那是去年秋天的一个上午。他看上去完全是成年人模样，穿着有些滑稽：白裤子，白衬衣、格子背心、蓝色领结、一顶花俏的帽子，只有门牙上的缝还残留着弗朗西斯科的影子。
在波城暴露身份后，布尔丹搬到比利牛斯山区的一个村庄。离波城25英里。“我想避开那些灼热的目光。”他说。正如布尔丹从前涉及的案件一样，当局不知道该如何处置他。心理医生的结论说他精神正常。最终，他被控“获取并使用虚假身份证”，被判处6个月监禁，缓期执行。
一名当地记者泽维尔·苏塔告诉我，之后，布尔丹定期出现在波城，每次都伪装一番。有时他留着小胡子，有时把头发理得很短，有时头发凌乱，有时穿得像个说唱歌手，有时像个保守的生意人。“给人的感觉，好像他在寻找下一个角色。”
布尔丹和我在火车站附近的长椅上坐下，天空开始下蒙蒙细雨。一辆汽车在我们前面停下，车窗被摇下，里面坐着一对男女。他们朝窗户看了看，对视说，“变色龙。”
“现在，我在法国非常有名”，布尔丹说。“太有名了。”我们说话时，他棕色的大眼睛扫视着我的脸，似乎在给我拍照。一名审讯他的警察形容说，他像一台“人类记录器”。让我惊讶的是，布尔丹知道我过去工作的地方，我的出生地，我妻子的名字，甚至知道我哥哥姐姐的职业。“我喜欢了解和我见面的是什么人。”他说。
深知欺骗人有多么容易，所以他特别害怕被骗。“我不信任任何人。”他说。对于一个自诩“职业谎话精”的人，他对自己的人生事实似乎相当挑剔。“我不想你把我写成别人”，他说，“即使不添油加醋，故事本身已经够好了。”
我知道布尔丹成长于南特附近，我向他打听他手臂上的文身。为什么一个试图改写个人身份的人要留下可以泄密的线索？他揉了揉文身的地方说，“我会告诉你我的所有谎话背后的真相。”
在他成为本杰明·肯特或米开朗基罗·马丁尼———在他变身英国法官或意大利外交官之子———前，他只是一个名叫弗雷德里克·皮埃尔·布尔丹的普通法国男孩，吉斯莱·布尔丹的私生子。1974年6月13日，她在巴黎郊外生下他，当时她只有18岁。在政府文件上，弗雷德里克的父亲一栏中填了个“X”，意思是父亲身份不明。但是吉斯莱在采访中说，“X”是一名25岁的阿尔及利亚移民，名叫卡西。他们在同一家人造黄油厂工作时认识。（她说她已经不记得他的姓氏。）怀孕后，她发现卡西已经结婚，于是她辞去工作，没有告诉他她怀了他的孩子。
吉斯莱独自抚养弗雷德里克到他两岁半———她说，“他和其他孩子一样，完全正常。”———此时，在她父母的要求下，政府儿童福利部出面干预。吉斯莱的一个亲戚说，“她喜欢喝酒跳舞，深夜不归。她不想被孩子拖累。”吉斯莱坚持说她又在另一家工厂找到工作，完全是个称职的母亲，但法官却把监护权判给了她的父母。多年后，吉斯莱给弗雷德里克写了一封信，告诉她，“你是我的儿子，两岁时，他们把你偷走。他们竭尽所能把我们分开，现在我们变成了陌生人。”
弗雷德里克说他的母亲总是需要别人的关注。他们偶尔见面，她却假装重病让他去请医生。他说，“看我受惊吓的样子，对她是一种乐趣。”虽然吉斯莱对此矢口否认，但她确实尝试自杀，迫使他儿子慌忙去找人求助。
弗雷德里克5岁时，随外祖母外祖父搬到南特东南部的小村庄Mouchamps.有一半阿尔及利亚血统的私生子弗雷德里克总是穿着人们捐给教堂的旧衣服，在村子里是个被排挤的“贱民”。在学校，他开始捏造夸张的故事。他说他父亲不在身边是因为他是“一个英国特工”。他的小学老师伊冯·布盖尔说他是个早熟的孩子，具有丰富想象力，擅长画疯狂美丽的漫画。布盖尔还注意到心理创伤的迹象。一次，弗雷德里克告诉外祖父母，他被一个邻居性骚扰。但是，没有任何人为此采取任何调查。在一组漫画中，弗雷德里克描绘自己溺水而死。他的行为越来越离谱，在学校捣乱，偷窃邻居的东西。12岁时，他被送进南特一所私人少年管教所。
在那里，他脑袋里的“剧本”变得更加疯狂。布尔丹常常假装失忆，故意在街上迷路。1990年，年满16岁的布尔丹被迫转移到另一个少管所。不久，他逃到巴黎，又饿又害怕，创造了第一个假身份：他告诉一名警察，他是走失的英国少年，名叫吉米·赛尔。“我梦想着，他们会把我送去英国，在我的想象中，那是个生活幸福的国家。”他回忆说。可是警察发现他几乎不会说英语，他被迫承认撒谎，被送回少年管教所。但是，他已经设计出一套他所谓的“技巧”，借此开始在欧洲各国流浪，进出孤儿院和儿童救济院，寻找“完美的避难所。”1991年，有人在法国兰格里斯火车站发现假装生病的布尔丹，把他送进圣狄斯尔儿童医院。根据他的医疗报告，“没有人知道他是谁，来自哪里。”他不说话，只书面回答问题。他暗示自己名叫弗雷德里克·卡西斯。弗雷德里克的医生让·保罗·米兰尼斯给一位儿童福利法官写了一封信，“我们这里有一名离家出走的少年，他似乎不记得自己的过去。”在一张纸上，布尔丹写下了他最期盼的东西：“一个家，一所学校。这就是全部。”医生们开始调查他的过去，几个月后，布尔丹承认了他的真实身份。布尔丹经常自愿坦白真相，好像因此获得的关注与撒谎欺骗一样有趣。
1992年6月13日，扮演了十几个未成年角色后，布尔丹年满18岁，成为合法的成年人。“我这辈子在孤儿院和收容所辗转，突然之间，我被告知，‘你现在自由了’。”他回忆说，“我无法想象之后的生活。”1993年11月，他假装聋哑儿童，躺在奥克城的街道上，被消防员送进一家医院。当地报纸写了一篇关于他的报道问，“这个聋哑少年从哪里来？”第二天，报纸大标题又说，“聋哑少年仍然没有泄露自己的秘密。”逃跑后，他因为再度故伎重演被抓获，他承认自己的真实身份是弗雷德里克·布尔丹。报纸又说，“神秘聋哑少年会说4国语言。”
随着假扮的身份越来越多，布尔丹试图“杀死”自己的真实身份。一天，Mouchamps市长接到一个“德国警察”打来的电话说，在慕尼黑附近发现了布尔丹的尸体。布尔丹的母亲回忆得知这个消息时的心情说，“我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布尔丹的家人一直等待德国方面送来棺材，但是迟迟没有等到。他母亲说，“这是弗雷德里克玩的又一个残忍游戏。”
上世纪90年代中，布尔丹因为屡次对警察和法庭撒谎而留下斑斑劣迹。国际刑警和其他政府机构开始注意他的动向。与此同时，他的行为也引起媒体注意。1995年，法国电视节目《任何都有可能》制片人邀请他参加节目。布尔丹出现在舞台上，显得苍白、稚嫩。主持人开玩笑地让观众猜测他的名字和真实年龄。当被问到他的行骗动机，布尔丹再次坚持说，他想要的只有爱和家庭。只有在这一点上他从未改变说法。他大概是那种绝无仅有的诈骗者———在引起受害者愤怒的同时也惹得同情。
电视制片人被他的故事所感动，给他提供了一份编辑部的工作。但是不久他就不再循规蹈矩，开始在办公室制造“内部摩擦”。
有时，布尔丹的行为被赋予哲学色彩。他的一名粉丝专门为他建了一个网站，盛赞他是“生活的演员，是新人类身份哲学的使徒。”
一天，布尔丹向我描述他转变成儿童的技巧。像所有诈骗者一样，他试图把自己的“罪行”升级为“艺术”。首先，他说，他在心里酝酿一个自己希望扮演的儿童角色。然后，他慢慢充实这个角色的传记，包括他的家庭、背景、个性。“关键在于不要什么都撒谎，否则很容易混淆。”他说诀窍在于，“保持简单。优秀的撒谎者善于使用事实。”在选择名字时，他喜欢挑选和自己的记忆有密切关联的名字，比如卡西斯（他父亲姓氏的变形）。“最重要的是不要忘记自己的名字。”
他把自己的行为和间谍相比：改变表面细节，核心并未改变。这一方法不但更容易让人信服，也让他坚守部分道德底线：“我知道我可以非常残忍，但是，绝不想做个魔鬼。”
酝酿好角色后，他再策划一个相配的形象———小心翼翼地剃光所有胡须，修剪眉毛，使用除毛膏。常穿上宽大的裤子，袖子长长的衬衣，强调他矮小的身材。然后，他站在镜子面前，问自己，里面的形象是否是他所希望别人看到的。“最糟糕的事情是欺骗自己。”他说。
为了帮助角色进入真实世界，他先给他人制造一个假象。比如在奥塔斯的时候，他先给热线打电话告知一个流浪儿的存在。人们通常不会严格盘问一个貌似不幸的孩子。如果有人注意到布尔丹看上去反常的成熟，他不会反驳。“青少年希望看上去老成一点儿”，他说，“我会把它当作赞美。”
虽然布尔丹强调自己的精明，但并不否认骗子们都知道但很少承认的事实：要骗人其实并不困难。人们对于他人的行为有预设的期待，对这方面并不多疑。通过操纵人们的基本需要———比如虚荣、贪婪和孤独———像布尔丹一样的骗子能让人们长久压抑自己的怀疑。其实，事后看来，多数骗子的行为充满矛盾。布尔丹喜欢把人们的轻信归结于善良：“没有人期待一个貌似脆弱的孩子撒谎。”
1997年10月，布尔丹暂住在西班牙莱诺瑞斯一所青年收容所。当地一名儿童福利法官负责他的案件，给予他24小时时间证明自己是一个未成年人，否则她将下令采集他的指纹，送交国际刑警。布尔丹知道，作为有案底的成年人，他将面临监禁。他已经尝试逃跑过一次，被抓了回去，现在工作人员整天虎视眈眈地盯着他。因此他干了一件特别残忍的事情。这一次，他没有捏造身份，而是盗窃了一个失踪的美国得克萨斯州16岁男孩的身份。当时23岁的布尔丹得扮演一个未成年美国男孩，不但得骗过当局，还得骗过这个孩子的家人。
按照布尔丹的说法，这个计划半夜突然从他的脑袋里冒出来：如果他能让法官相信他是个美国人，她或许会放过他。他要求使用收容所的办公室，然后借机给美国失踪和被剥削儿童中心打电话，搜寻一个可以使用的身份。他操着英语（他在流浪期间学会的语言）自称莱诺瑞斯青年中心负责人乔纳森·杜里安。他说，中心找到一个流浪儿，他不愿透露自己身份，但说带美国口音的英语。布尔丹根据自己的外貌描绘这个男孩的特征———矮小、瘦弱、突出的下巴、棕色头发、牙齿中间有一条缝隙———询问中心档案中是否有符合这一特征的失踪儿童。等待一番查找后，中心一名女士告诉布尔丹，他所说的男孩可能是尼古拉斯·巴克利，1994年6月13日，在圣安东尼奥失踪，当时年龄13岁。根据档案，人们最后一次看见巴克利时，他身穿“白色T恤，紫色裤子，黑色网球鞋，背粉红色背包。”
布尔丹换做怀疑的语气问中心是否能寄送一些关于巴克利的信息。那边的女士说会连夜把巴克利失踪时的寻人启示邮寄过去，并立刻传一份传真过去。布尔丹把办公室的传真机号码告诉她，然后挂掉电话开始等待。他不时朝门外张望，看是否有人突然进来。走廊里又黑又安静。终于，一份寻人启事拷贝从传真机里吐出来。上面的影像模糊，但从照片上看，巴克利和布尔丹还真有些相像。“我能办到。”布尔丹当即判断。他立刻给中心打电话，告诉刚才联系过的女士，“我有好消息，尼古拉斯·巴克利现在就站在我身边。”
她立刻将负责调查巴克利失踪案的圣安东尼奥警察的电话号码告诉他。这次，布尔丹假扮一名西班牙警察给这位警察打电话，将刚才获知的信息告诉他———比如粉红色背包———宣布失踪的巴克利被找到。那名美国警察说他将联系联邦调查局和美国驻马德里大使馆。当时，布尔丹还没有意识到他将掀起怎样的一场风波。
第二天，在莱诺瑞斯收容所，布尔丹截获了美国失踪和被剥削儿童中心寄给乔纳森·杜里安的包裹。他撕开信封，里面是一张清晰的尼古拉斯·巴克利的寻人启事。照片上是一个矮小的男孩，皮肤白皙，蓝色眼睛，浅得接近金色的褐发。启事上列出了几个典型特征，包括巴克利右手食指和拇指之间的十字架文身。布尔丹盯着照片对自己说，“我死了。”他不仅没有同样的文身；眼睛和头发的颜色都是深褐色。他慌忙在院子里烧掉启事，走进浴室，把头发染成浅褐色。最后，他让一个朋友用针和墨水在他的手上刺了一个临时的十字架文身。
但是，他的眼睛颜色仍然不吻合。他绞尽脑汁试图想个能够解释外貌改变的故事。如果他被儿童性犯罪集团绑架到欧洲，被折磨、虐待，甚至被作为试验品？对！这可以解释眼睛颜色变化的原因，他的绑架者往他的瞳孔内注射了化学染料。他失去了得克萨斯州口音，因为在身陷囹圄的3年时间里，他不能说英语。由于看守大意忘记锁门，他才得以逃脱。这是个疯狂离奇的故事，完全违背了他的“简单”原则，但是不得不如此。
不久办公室电话响起。布尔丹拿起电话。另一头是尼古拉斯·巴克利31岁的同母异父姐姐凯莉·吉布森。“我的上帝，尼基，是你吗？”她问。
布尔丹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他换了含糊的声音回答说，“是，是我。”
尼古拉斯的母亲贝弗利接过电话。她是个体格魁梧的女人，在圣安东尼奥的甜甜圈连锁店工作。她和尼古拉斯的父亲从未结婚，独自抚养尼古拉斯和他的同母异父的姐姐哥哥———凯莉和贾森。她是个吸海洛因的瘾君子，在尼古拉斯小时候一度戒毒，孩子失踪后她又开始用毒品，现在沉迷上了美沙酮。虽然如此，凯莉说，她并不是个糟糕的母亲，“她可能是世界上最能干的吸毒者。”她外表强悍，但熟悉她的人都谈到她的善良。每天上完夜班后，她总把没有卖完的甜甜圈送去无家可归者收容所。
贝弗利把听筒对准耳朵，听到电话另一头一个孩子的声音说，他想回家。她告诉我说，她当时觉得整个人都呆住了。
凯莉自愿去西班牙把尼古拉斯接回家，她工作的船运公司好心地提供了旅费。几天后，凯莉在一名美国大使馆官员陪同下抵达莱诺瑞斯收容所。布尔丹独自在一个房间里。他都干了什么？他承认自己干的事情是邪恶的。但是，他并没有就此悬崖勒马。他肯定凯莉会立刻发现他并非他的弟弟。可是，她一下子冲上来，抱住他。
从许多方面说，凯莉是个理想的欺骗对象。“我的女儿心地善良，容易被他人利用。”贝弗利说。凯莉从未离开美国，不熟悉欧洲口音，也不熟悉西班牙。尼古拉斯消失后，她常看关于儿童绑架的可怕新闻。公司慷慨捐献旅费，家人依靠她的判断，这些都构成了巨大压力。
虽然布尔丹称她“凯莉”，而不像尼古拉斯一样叫她“姐姐”，虽然他带着法国口音，凯莉却几乎毫不怀疑地把他当成了自己的弟弟。她把他身上的矛盾之处归结于绑架所受的痛苦；他的鼻子现在很像她的叔叔帕特；他有着和尼古拉斯一样的文身，似乎还知道那么多关于她家庭的细节。“当你愿意相信时，心总是战胜头脑。”她给布尔丹看她家人的照片：这是我母亲；这是我同母异父的弟弟；这是我的祖父。
得到凯莉的认可后，美国和西班牙官员不再提出任何疑问。尼古拉斯失踪只有3年。联邦调查局没有怀疑自称失踪儿童的习惯。（该机构说，还从未碰到过类似布尔丹的案子。）根据马德里官员说，凯莉发誓说，布尔丹就是他的弟弟，一个美国公民。第二天，他获得美国护照，和凯莉一起飞回圣安东尼奥。
有片刻，布尔丹幻想着成为一个真正家庭的成员。但是在飞往美国的半路上，他开始“惊慌失措”。凯莉说，他不停颤抖，大汗淋漓。她试图安慰她，他告诉她，他以为飞机会坠毁。后来他说，他真的希望坠机，否则他如何逃脱自己设下的这个圈套？
1997年10月18日，飞机在圣安东尼奥降落。尼古拉斯的家人已经在机场等候。布尔丹从凯莉的照片中认出他们：尼古拉斯的母亲贝弗利、凯莉的丈夫布莱恩·吉布森、凯莉14岁的儿子科迪和10岁的女儿香特。唯一缺席的只有尼古拉斯的哥哥贾森。他还在戒毒所。一位朋友用录像机拍摄下了重逢的情景。布尔丹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把棒球帽拉得很低，太阳镜遮住了褐色的眼睛；戴着手套，遮挡已经开始退色的文身。布尔丹猜想，尼古拉斯的亲戚们肯定会狠狠收拾他这个冒牌货。他们却热情地拥抱他，说他们多么思念他。科迪回忆说，“我们当时都有点儿神智不清。”只有尼古拉斯的母亲显得比较冷淡。
布尔丹心想，贝弗利也许怀疑他不是尼古拉斯。但是，最终她也走上前拥抱他。他们一起上了凯莉的林肯汽车，去麦当劳吃汉堡包。凯莉回忆说，“他坐在我母亲身边，和我儿子说话。说他怀念学校，问什么时候能够见到贾森。”
贝弗利决定让布尔丹与凯莉和布莱恩一起住，因为她要上夜班，不便照顾他。凯莉一家人住在一个拥挤的拖车里，拖车停靠在圣安东尼奥郊外一个荒凉的林区。和布尔丹想象的奢华美国家庭完全不同。他和科迪共用一个房间，睡在泡沫垫子上。他知道，要继续扮演尼古拉斯，继续欺骗他的家人，必须尽快了解关于他的一切，于是他开始挖掘信息。偷偷地翻看抽屉里的相册，观看家庭录像。当布尔丹从一个家庭成员那里得知关于尼古拉斯过去的一个细节，立刻告诉另一个家庭成员。贝弗利注意到布尔丹喜欢跪在电视机前面，和过去的尼古拉斯一样。多个家庭成员注意到布尔丹的口音古怪，但把原因归结为他的那段可怕经历。
按照贝弗利的说法，布尔丹很快“融入”了新生活。他进了当地高中，乖乖做功课，还监督科迪学习。他和科迪一起玩电子游戏，和家人一起看电视。和贝弗利见面时，他拥抱她说，“嗨，妈妈。”偶尔，在周日，他和他们一起上教堂。“他真的很好”，香特回忆说，“很友善。”一次，凯莉拍摄家庭录像时问布尔丹他在想什么。“再次有家人和家的感觉真好。”他回答。
11月1日，布尔丹在新家住下后不久。私人侦探查理·帕克办公室的电话响起。来电话的是电视节目《硬拷贝》的一位制片人。听说了失踪3年的尼古拉斯·巴克利和家人重新团聚的离奇故事，制片人想雇帕克帮助调查他的绑架案。帕克当即答应。
帕克50多岁，满头银发，刺耳的嗓音，仿佛是从廉价小说中走出来的人物。虽然一直梦想成为私人侦探，他干这行其实并不久。之前30多年他一直在推销木材和建筑材料。1994年，帕克碰到一对圣安东尼奥夫妇，他们29岁的女儿被人强奸后残忍杀害，案件一直未能侦破。每天工作完回家后，帕克开始研究这个案件的细节。他发现，一名刚获假释的杀人犯曾住在被害者隔壁。帕克开始暗中监视此人，每晚端着红外望远镜坐在车里守在他的房子外。不久这个人被逮捕，并被定罪。受到这段经历鼓舞，帕克成立了一个“谋杀俱乐部”，专门解决冷案。（俱乐部成员包括一位大学心理学家、一位律师和一位厨师。）成立才几个月，俱乐部就帮助发现证据，让一名勒死14岁女孩的空军军官伏法。1995年，帕克获得私人侦探执照，彻底告别木材生意。
和《硬拷贝》制片人交谈后，帕克轻易找到住在凯莉家的“尼古拉斯·巴克利”。11月6日，帕克领着节目制片人和一个拍摄组找上门来。巴克利一家不愿意布尔丹和记者说话。“我是个很在意隐私的人。”凯莉说。但是，已经在美国住了3个月的布尔丹却同意接受采访。“当时，我想受到关注”，他说，“这是一种心理需求。换在今天，我不会那么做。”
帕克站在旁边，倾听着这个年轻人讲述他的恐怖故事。“像黄瓜一样冷静”，帕克回忆说，“没有视线朝下，没有任何身体语言。”但他的口音引起了帕克的注意。帕克瞄到一个架子上放着尼古拉斯·巴克利小时候的照片。他不停对比照片和眼前的布尔丹，总觉得不对劲。他曾在杂志上读到，人的耳朵像指纹一样是独一无二的。他走到摄影师身边，悄悄说，“对准他的耳朵放大。”
帕克把尼古拉斯·巴克利的照片偷偷装进自己的口袋。采访结束后，他匆匆赶回办公室，把照片扫描进电脑；然后对比《硬拷贝》采访录像带中的尼古拉斯耳朵近照。放大后，帕克发现，两张照片上的耳朵很相似，但是并不吻合。
然后，帕克给多位眼科专家打电话，询问注射化学药物是否能把蓝色眼睛变成褐色。医生们一致否定。帕克还向三一学院一位方言专家咨询，被告知，即使某人被绑架3年，仍然能够很快恢复母语口音。
帕克将自己的怀疑告诉相关机构。由于担心尼古拉斯家住进了一个危险人物，帕克给贝弗利打电话，直截了当告诉她说，“他不是他，女士，他不是他。”
“你什么意思，不是他？”帕克解释了耳朵、眼睛和口音的疑点。在文件中，帕克写道，“那家人显然感觉困扰，但坚持相信那就是他们的亲人。”
几天后，帕克接到布尔丹打来的电话，他显然被激怒了。虽然布尔丹否认曾经给侦探打过电话，但根据帕克的记载，他当时说，“你以为你是谁？”当帕克回答，他不相信他是尼古拉斯，布尔丹反驳说，“移民处认为我就是。这家人也认为我是。”
帕克考虑着是否就此放弃。他已经通知当局，已经不再受雇于电视台，还有其他案件等待解决。他想，母亲应该最了解自己的孩子。然而，那个男孩的口音怎么听都带着法国腔，或许是个说法语的摩洛哥人。那么一个外国人冒名潜入得克萨斯州一个贫困家庭究竟有什么目的？“我确实以为他是个恐怖分子，我向上帝发誓。”帕克说。
贝弗利在圣安东尼奥市区租了一间简陋的公寓。当布尔丹拜访时，帕克开始悄悄跟踪他。“我在车里看着他进去又出来。”帕克说，“他一路走回汽车站，戴着随身听，跳着迈克尔·杰克逊式的舞步。”
新角色开始让布尔丹厌倦。和凯莉、贝弗利的生活让他觉得“闭塞”，在外面闲逛时他觉得最快乐。一天，凯莉交给他一个纸盒子，里面装着尼古拉斯的棒球卡、唱片、各种私人物品。他小心翼翼地拿起每件东西，其中有尼古拉斯的一个女朋友写给他的信。读着信，他对自己说，“我不是这个男孩。”
在美国待了两个月，布尔丹开始崩溃。他变得喜怒无常，冷漠，不再去上课，（一位同学取笑他的口音像挪威人）最终被勒令停课。12月，他偷偷开着凯莉的汽车去俄克拉荷马州。路上由于超速，他被警察逮捕。贝弗利和凯莉从警察局把他接回家。
据吉斯莱说，那时布尔丹从美国打电话给他。虽然两人有不少分歧，他似乎仍然需要她。（他给她写了一封信，上面说，“我不想失去你。……如果你消失，我也会消失。）吉斯莱说，布尔丹说他现在和一个女人住在得克萨斯。她以为他是她儿子。她听了非常难过，挂断了电话。
圣诞节前，布尔丹在浴室里盯着镜子里的自己———褐色眼睛、染过的头发。突然，他抓起一把剃刀，开始划自己的脸。他被送进当地医院精神病房住了几天。后来，布尔丹在日记中写道：“当你和魔鬼战斗时，小心在这个过程中自己也变成魔鬼。”
医生认为布尔丹情绪稳定后，决定让他出院。但是，他越来越焦躁不安，日益担心真正的尼古拉斯·巴克利的命运。侦探帕克有同样的担忧，他开始搜集信息，采访尼古拉斯的邻居。在失踪时，尼古拉斯和贝弗利住在圣安东尼奥一幢一层楼的小房子里。尼古拉斯同母异父的哥哥当时24岁，刚搬来和他们一起居住，之前他一直住在犹他州表兄家里。贾森身材瘦长，一头褐色卷发，牛仔裤口袋里经常插一把梳子。他的脸上和身上有烧伤的疤痕。13岁时，他给除草机加油后点燃香烟时不小心把自己点燃了。由于脸上的伤疤，凯莉说，“贾森总是担心找不到意中人，会孤独一生。”他擅长绘画，虽然只有高中文凭，却聪明健谈。像母亲一样，他也容易沉迷麻醉品，经常喝醉酒，吸可卡因。
1994年6月13日，贝弗利和贾森告诉警察，3天前，外出打棒球的尼古拉斯打电话让家里人开车接他。贝弗利正在睡觉，接电话的是贾森。他告诉尼古拉斯自己走回家。尼古拉斯一直未归。由于最近和母亲闹矛盾，警察最初怀疑他是否离家出走，但是他没有携带任何钱财和物品。
帕克惊讶地在警方报告中发现，尼古拉斯失踪后，贝弗利家中发生了几次风波。7月12日，她突然给警察打电话。警察赶到后，她却坚持说没有发生任何事情。贾森告诉警察说，他母亲醉醺醺地朝他吼叫，因为她的另一个儿子离家出走。几周后，贝弗利再次给警察打电话。值班警察到现场发现贝弗利和贾森正在争吵。9月25日，警察又接到电话，这一次打电话的人是贾森。他报告说看到弟弟尼古拉斯回家了，试图闯入车库，被他发现后又逃走了。警察搜查了现场，没有发现任何尼古拉斯的踪迹。
贾森的行为日益古怪。他因为对一名警官“使用暴力”被捕，贝弗利把他赶出家门。科迪说，尼古拉斯的消失“让贾森深受打击。他开始疯狂吸毒。”因为他拒绝开车载尼古拉斯回家，结果导致他的失踪。“他觉得愧疚。”
1996年末，贾森住进戒毒所。在里面住了一年多。当布尔丹冒名顶替他的弟弟来到美国时，贾森还在戒毒所。最初，布尔丹奇怪贾森为什么没有去机场接他，也没有去凯莉的家拜访。1个半月后，贾森终于来访。那时他仍然显得很“冷淡”。布尔丹觉得他的眼神流露出谨慎。几分钟后，贾森让他去屋外。他张开手掌把一件东递给布尔丹，是一条带十字架的金项链。贾森说是送给他的。“就好像他必须送给我。”布尔丹回忆说。贾森给他戴上项链，然后道别，再也没有回来。布尔丹告诉我，“显然贾森知道尼古拉斯到底发生了什么。”他第一次开始怀疑，到底是谁在欺骗谁。
与此同时，当局开始怀疑布尔丹的故事。联邦调查局特工南希·费希尔在他抵达美国后曾和他谈话，了解他的“被绑架事件”。她立刻发现疑点：“他的头发染成金色，深色的发根清晰可见。”
在调查谁绑架并侵犯尼古拉斯时，费希尔发现贝弗利态度古怪，表现得粗暴而不合作。
费希尔怀疑贝弗利和她的家人是否太热衷相信布尔丹就是他们的亲人。但是，最让她担心的还是那个进入美国的神秘人物。她当然知道，无法通过药物改变眼睛颜色。11月，以调查性侵犯案为借口，费希尔带布尔丹到休斯顿去接受法医心理学家的检查。通过他的语法，法医专家判断布尔丹不可能是美国人，更可能是法国人或西班牙人。联邦调查局把检查结果告诉了贝弗利和凯莉，但她们仍然坚持他就是尼古拉斯。
费希尔推测布尔丹是一名间谍，通报了中央情报局。可中情局答复说，除非她能证明他是欧洲人，否则无法提供任何协助。
费希尔试图说服贝弗利和布尔丹提供血样，进行DNA检查，遭到两人拒绝。2月中旬，布尔丹到美国4个月后，费希尔获得搜查证，迫使两人合作。“我去她家取血样。她躺在地板上，拒绝起来。”
除了两人的血样，费希尔还取了布尔丹的指纹，传给美国国务院，看是否能在国际刑警档案库中找到匹配。
凯莉不愿意再让情绪不稳、用剃刀割自己的脸的“尼古拉斯”住在她家。布尔丹搬去和贝弗利同住。布尔丹宣称，到那时，他对这个家庭已经另眼相看。他回想起在机场贝弗利的冷漠态度，贾森的迟迟不肯露面。虽然凯莉和布莱恩似乎倾向于相信他是尼古拉斯，贝弗利对待他的态度更像是对“鬼魂”而不是儿子。一次，布尔丹说，贝弗利喝醉酒朝他大喊，“我知道上帝把你派来是为了惩罚我。我不知道你他妈是谁。在这里到底要干什么？”（贝弗利否认有过这样的事情，说“他肯定是把我气糊涂了。”）
1998年3月5日，联邦调查局加紧对布尔丹的调查。贝弗利给帕克打电话说，她开始相信布尔丹是个冒名顶替者。第二天，帕克请布尔丹一起吃午餐。连续扮演了近5个月的尼古拉斯·巴克利，布尔丹说他精神上完全透支。当帕克告诉“尼古拉斯”他惹母亲生气了。“母亲？”布尔丹立刻大叫，“她不是我母亲，你很清楚。”
“你要告诉我你是谁吗？”
“我是弗雷德里克·布尔丹，受到国际刑警通缉。”
几分钟后，帕克去厕所向费希尔通报新消息。她也刚从国际刑警处获得同样消息。“我们正试图获得逮捕令。”她说，“拖住他。”
帕克回到餐桌边，继续和布尔丹交谈。帕克说他对告发布尔丹感到有些愧疚。布尔丹对帕克一副藐视态度，指控他“假装”破获了案件。帕克开车载布尔丹回到贝弗利的公寓。潜伏的联邦警探将他逮捕。他平静地投降。“我知道自己又做回了弗雷德里克·布尔丹。”他回忆说。贝弗利的表现就没有这么冷静。她朝费希尔大喊说，“你为什么耽搁那么久？”
被捕后，布尔丹讲了一个和他冒名顶替尼古拉斯·巴克利一样离奇的故事。他声称，贝弗利和贾森是使尼古拉斯消失的共犯，他们从一开始就知道布尔丹在撒谎。“我是个高明的骗子，但是还没有那么高明。”
当然，警察不能依靠一个病态谎话精的证词。费希尔说，“他说的100句话里可能有一句是真的，但是你无法知道。”但是，费希尔和同事也有自己的怀疑。当时负责此案的联邦检察官是杰克·斯蒂克。他和费希尔觉得奇怪的是，为什么贝弗利曾试图阻止联邦调查局调查布尔丹所谓的绑架案。他们也怀疑，为什么她不立刻让布尔丹和自己住。希望和久别重逢的孩子待在一起难道不是人之常情吗？他们还注意到尼古拉斯失踪后，贝弗利家发生的多起争执事件。贾森曾向警方报告看见尼古拉斯回过家，但却找不到任何他回家的痕迹。也许他编造这个故事只是为了误导警方，让他们认为尼古拉斯只是离家出走。
斯蒂克和费希尔开始把调查方向转向谋杀。一天，费希尔要求贝弗利接受测谎。凯莉回忆说，“我当时说，‘妈妈，按他们说的做，去接受测谎。你没有杀死尼古拉斯。’于是她去了。”
贝弗利接受测谎时，费希尔在旁边房间通过监视器观察全过程。最关键的问题是贝弗利现在是否知道尼古拉斯的下落。她说不，回答了两次。测谎仪操作员告诉费希尔，贝弗利似乎说的是真话。费希尔表示怀疑，操作员说，假如贝弗利撒了谎那么她肯定服用了麻醉药。隔了一段时间，估计药效过后，他们测试贝弗利。这次当再次问到她现在是否知道尼古拉斯的下落时，仪器显示贝弗利情绪发生巨大波动，显示她撒谎。（科学家对测谎仪的原理和可靠性表示怀疑，因此测谎证据无法作为法庭证据。）
接下来，费希尔想采访贾森，被他拒绝。最后，在布尔丹被捕几周后，他终于同意见面。费希尔说，她不得不“把话从他的嘴巴里撬出来。”他们谈到，拖了两个月他才去见他所谓的“弟弟”。费希尔问，“你的弟弟遭到绑架，失踪那么久，难道你不急于见到他吗？”贾森说，“不。”费希尔又问，“他看上去像你的弟弟吗？”“我猜是的。”费希尔觉得他的答复相当勉强，更加怀疑他参与了尼古拉斯的失踪，甚至认为，贝弗利知道尼古拉斯的下落，帮助掩盖罪行，是为了保护贾森。
之后，贾森拒绝再次和调查者合作，除非有律师陪同。而不受法律约束的私人侦探帕克则继续紧逼贾森。一次，他直接指控他杀死了尼古拉斯。“我知道是你干的。”帕克说，“我知道你不是有意的。但确实是你干的。”贾森一言不发，只是看着帕克。
费希尔和帕克盘问贾森几周后，帕克开车在路上碰到在步行的贝弗利。他问她是否需要搭便车。上车后她告诉他，贾森已经死了，是吸毒过量。帕克知道，贾森戒毒已经1年，他问她是否可能是自杀。她回答，“我不知道。”斯蒂克、费希尔和帕克却都怀疑他是自杀。
失去两个儿子后，贝弗利戒了毒，搬到郊外一辆拖车内居住。最近，她终于同意和我谈一谈。最近她的一条声带瘫痪了，原本粗犷的声音变得更低沉。帕克曾告诉我，“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喜欢她，但事实如此。她有一种很深沉的目光。看上去像是被生活夺走一切的人。”
贝弗利坦率地回答我的问题。她说在机场时她一开始很冷淡，因为布尔丹看上去“很奇怪”，她补充说，“如果凭直觉，我会立刻知道。”她承认她在接受测谎前服了药———可能是海洛因、美沙酮和酒精。“他们指控我时，我害怕了”，她说，“为了养大孩子，我累死累活。为什么我要伤害自己的孩子？”她继续说，“我不是个暴力的人。他们没有向我的朋友同事打听……只是胡乱押注，看我是否招认。我是世界上最糟糕的撒谎者。”
我问他贾森是否伤害了尼古拉斯。她停顿了片刻，然后说，她不那么认为。但她承认当贾森使用毒品后“完全变了个人———相当可怕。”他甚至打过自己的父亲。但是，她也注意到，直到尼古拉斯消失前，贾森的吸毒并不严重。在某种程度上她认同费希尔的看法，贾森说尼古拉斯失踪后曾回家，这她不信。
我好几次问她为什么在近5个月时间里，会相信一个染了头发、褐色眼睛、说话带口音的23岁法国人是她儿子。“我不停地制造借口———他变了是因为那段绑架经历。”她和凯莉太希望他是真的尼古拉斯。在他搬去和她一起住之后她才开始怀疑。“他的行为不像我儿子”，贝弗利说，“我无法和他亲近。没有那种感觉。我同情他，但是不像母亲对儿子。”
贝弗利的经历虽然离奇，却有先例。那一事件被认为是“犯罪史上最古怪的案件”。（已经被克林特·伊斯特伍德改编成电影《Change-ling》即将于秋天公映。）1928年3月10日，一名叫沃尔特·柯林斯的9岁男孩在洛杉矶失踪。6个月后，经过全国搜寻，一个男孩声称他就是沃尔特，曾经遭到绑架。警方和沃尔特的亲戚和朋友都肯定他就是沃尔特。然而，当沃尔特母亲克莉丝汀去领孩子时，却拒绝承认那是她的儿子。在警察和朋友劝说下，她把孩子领回家。几天后又把他送回警察局。“这不是我的儿子”，她后来做证说，“他的牙齿不一样，他的声音也不一样……他的耳朵要小一些。”所有人都认为儿子的失踪导致她精神错乱，把她送进了一家精神病院。即使如此，她仍然拒绝让步，告诉警长说，“母亲绝对认识自己的孩子。”8天后，她获释。后来的证据显示，她的孩子可能被一个连环杀手杀害。那个自称她的儿子的男孩承认他是一名11岁的离家出走少年，来自爱荷华，他认为“扮演他人是有趣的经历。”
谈到布尔丹的案子，费希尔说，有一件事情可以肯定：“贝弗利必然知道他不是她儿子。”
几个月的调查后，斯蒂克认为没有任何证据可以指控任何人对尼古拉斯的失踪负责。没有证人，没有DNA.他们甚至不能断定尼古拉斯死了。贾森的死切断了案件的全部线索。
1998年9月9日，弗雷德里克·布尔丹站在圣安东尼奥的法庭上，承认做伪证，使用虚假证件。他再次声明犯罪动机是寻找爱，结果引起公愤。凯莉作证说，“他一次又一次地撒谎，至今仍在撒谎。他毫无悔意。”斯蒂克谴责布尔丹是“食肉的细菌。”法官把他的行为比喻为谋杀。
唯一同情布尔丹的人似乎只有贝弗利。当时她说，“我为他感到难过。你知道，我们逐渐了解了他，这个孩子经历过地狱。”她告诉我，“如果仔细想想，他做了许多需要胆量的事情。”
法官判决布尔丹6年监禁———比推荐刑期多了3年。布尔丹告诉法庭，“我向过去伤害过的所有人道歉，为我的行为道歉，我希望你们能相信我，但我知道这是不可能的。”无论他是否在监牢里，他补充说，“我已经是自己的犯人。”今年春天我见到布尔丹时他的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他结婚了。妻子叫伊莎贝拉，是一位二十多岁的法国女子，苗条漂亮，说话声音温柔，正在学习法律。她自己也曾是家庭虐待的受害者，在电视上看到布尔丹的故事，听他描绘自己的童年受到的虐待和对爱的追寻，她深受感动，查他的住址，主动与他联系。她说，“我告诉他，我感兴趣的不是他如何扭曲事实，而是他行为背后的动机，他所寻找的东西。”
布尔丹说，当伊莎贝拉最初和他联系时，他以为是个玩笑，但他们最终在巴黎见面，并坠入爱河。他说他之前从未谈过恋爱。“我一直是一堵墙”，他说，“冷酷的墙。”2007年8月8日，他们在波城郊外的一个小村庄结婚。
布尔丹的母亲说，弗雷德里克邀请她和他的外祖父参加婚礼，但他们没有去。“没有人相信他。”
当我见到伊莎贝拉时，她已有8个月身孕。为了躲避公众关注，他们搬到勒芒，租了一间单卧室的公寓。窗户外可以看到一所监狱。布尔丹说，“它让我想起自己的过去”。他的头发剪得很短，穿着朴素的T恤和牛仔裤。他告诉我他找了份电话销售的工作。凭借超凡的说服技巧，他对工作相当在行。“这样说吧，干这行我是个天才。”他说。
他的家人相信，所有这些改变仅仅是他的又一个角色。最终不幸的是他的妻子和孩子。布尔丹的叔叔卢克·杜鲁阿说，“父亲不是干6天或半年的工作。不是个角色。我真为那孩子担心。”布尔丹的母亲吉斯莱说，她的儿子是个，“谎话精，永远不会变。”
劣迹斑斑的布尔丹让他的家人相信：弗雷德里克·皮埃尔·布尔丹是一只变色龙，这一点永远不会变。从美国监狱获释回到法国后不久他又故伎重演。2003年10月，他再次扮演小孩，盗窃了一个已经失踪8年的14岁法国男孩里奥·巴利的身份。这次警察进行了DNA测试，立即揭穿布尔丹的谎言。心理医生对布尔丹的诊断也不容乐观。但伊丽莎白相信布尔丹能够改变。她说，“我们在一起已经两年了，他不再是从前那个人。”
布尔丹碰了碰伊莎贝尔的肚子。“我的宝宝可以有3只手，3条腿。”他说，“但没关系。我不需要我的孩子是完美的。我只要他感觉到爱。”他不在乎他的亲戚们怎么想。“他们是我的避难所”，他谈到妻子和即将出生的孩子说，“没有人能够夺走他们。”
1个月后，布尔丹打电话告诉我，他妻子已经生产。“是个女孩。”他和伊莎贝拉给她取名雅典娜。“我真的是父亲了。”他说。我问他是否已经改变。他沉默片刻说，“不，这就是我。”
文：DavidGrann译：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