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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作剧工程学
日期:[2008年8月31日]  版次:[GB12]  版名:[地球周刊 缤纷]  稿源:[南方都市报]   网友评论:
 
  顶部涂着大写字母E的甲壳虫挂在狮门大桥上。
  顶部涂着大写字母E的甲壳虫挂在狮门大桥上。
  顶部涂着大写字母E的甲壳虫挂在狮门大桥上。E代表着UBC工程系学生,在他们眼中,成功的恶作剧是一种特别的荣誉。
  顶部涂着大写字母E的甲壳虫挂在狮门大桥上。E代表着UBC工程系学生,在他们眼中,成功的恶作剧是一种特别的荣誉。
死磕玫瑰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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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女神落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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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伤性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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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伯德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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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怜的大礼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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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把路灯组合成了摩尔斯电码,把1.7吨重的大炮从美国东海岸运到西海岸,把一辆完整的汽车用钢缆吊在金门大桥下……年轻人都喜欢恶作剧,但工程院校学生的恶作剧尤其有技术含量,他们把这看作展示自己技术水平的绝佳机会。

  每天有大约7万辆汽车驶过长约一英里的狮门大桥,进入加拿大港市温哥华。对于一个正为举办2010年冬奥会摩拳擦掌的城市而言,这座漂亮的悬桥就像一张明信片,骄傲地摆在游客面前。

  但是今天例外,一辆红白相间的汽车从桥中间垂挂下来,摇摆不定。从早上4时15分起,交通部长一直在头痛如何把它弄下来。身材瘦长、胡子花白的阿兰·加朗博斯是交通部首席结构工程师,当他接到电话,得知一辆老甲壳虫汽车正挂在温哥华最有名的大桥上,觉得一点也不好玩。

  “恶作剧者制造了很大风险,”加朗博斯说。他第一个担心是,汽车可能掉落,砸到下面的船上。但最让人头痛的是交通。到上午11时30分为止,两辆警车一通指挥,将来往汽车都限制到一条双向道上。一条船在水面巡逻,以防甲壳虫掉下来。根据加拿大法律,任何人不得往海港里扔东西,因此虽然这辆甲壳虫只重390磅,玻璃、发动机和底盘都拿掉了,加朗博斯和手下却不能简单地一割了事。他们只能开来一辆起重机,把车子拉上来。随着汽车缓缓上升,车顶一个手绘的字母“E”清晰可见。几位工作人员挤了挤眼,表示他们认出了这次把戏的制造者。

  E代表“工程师”,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UBC)的工程师。很多大学的学生都喜欢恶作剧———偷走对手的吉祥物,或把室友的家具挪到院子里。但只有工程院校的学生才会把这么笨重的物体放到这么不可能的地方。这是工程系学生公开展示技巧的难得机会,因此部分恶作剧搞得几近完美。

  麻省理工学院(MIT)最大的对手加州理工学院(Caltech)1984年恶搞了每年举行大学生橄榄球赛的玫瑰碗体育场,他们在其记分板上接了一个无线控制器。当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与伊利诺伊州立大学之间的比赛进行到第四节时,记分板上的学校名字突然变化,成了“Caltech38,MIT9”。2006年,在光天化日之下,麻省理工的学生将加州理工的“镇校之宝”、一尊重1.7吨的大炮偷走。他们假扮成加州理工的学生,严厉盘查同样是假扮的搬运工,结果路人均放心经过,不疑有诈。

  在这场恶作剧“军备竞赛”中,UBC是“第三势力”。他们最高超的一次恶作剧也是发生在狮门大桥。那是1988年,当时的电气工程系学生乔汉·桑顿(现在是30好几岁的合同工程师了)突发奇想,决定让桥上全部路灯闪烁起来。桑顿没有细说那次恶作剧是怎么做到的,只是暗示桥上装的低电流日光感应器是关键。有好几个小时,人们认为一直眨眼的桥灯只是坏掉了。但一艘货船上的员工认出,所有灯光组合成了摩尔斯电码,解译出来就是:又是UBC的工程师干的。

  第一辆恶作剧的甲壳虫于1980年出现在UBC校园中,有学生将它挂在了学校121英尺高的钟楼上。此后,至少有14辆甲壳虫先后出现在不同地点,比如温哥华的梅西隧道中、游乐园的过山车顶部,或是吊在闹市中的人行天桥上。最惊人的一幕发生在2001年2月的金门大桥。UBC的学生先是提前一天在桥跨上装了一根钢索,其同伙则在桥底藏了数小时。当货车将恶作剧所需的汽车运到,他们爬了出来,将汽车固定在钢缆上,把它推了出去。美国当局为此封锁桥上和海港交通数小时,而学生们则大模大样穿越边境,回到了加拿大。

  在金门大桥事件发生大约两个小时后,早上5时48分,恶作剧者们向主要新闻媒体发表了一份声明,说此举是为了纪念在狮门大桥悬挂汽车20周年(事实上是19周年,因为过于激动他们犯下了罕见的低级错误)。声明对工程师大加褒扬,“从建造农业灌溉系统到设计更好的轮椅,无所不能”,文章还指出,UBC工程系的课程比科学系或艺术系的课要难30%.虽然使用的语言彬彬有礼,字斟句酌,学生们还是挥着拳头,对全世界的工程师进行了歌颂。

  因此,加朗博斯知道,他现在面对的是一种历史悠久的传统。虽然担心着安全问题,他还是能够接受恶作剧,认为这是年轻工程师教育和文化的一部分。总之,他勉强能欣赏他们的作品。但是,当手下报告说绑着汽车的钢索是系在大桥栏杆上时,加朗博斯不禁勃然大怒。在他看来,栏杆并非大桥的结构性部件,因此可能不具备必要的强度。“如果你想展示真正的工程学智慧,也不是什么坏事,”他说:“但是你需要预先考虑到安全。他们有没有花时间计算栏杆的强度,还是就那么简单挂上去算了?”

  斯坦·约翰逊(当然,这不是他的真名)为这次恶作剧准备了一年有余。“我承认,身为一名学生,我可能没有老资格的工程师懂的多,”他说:“但是我全情投入。”

  2006年夏天,快上大三的约翰逊在一片杂草丛生的苹果园里看到一辆老旧的1960年代生产的甲壳虫,心中立即起了恶作剧的念头。没错,甲壳虫恶作剧已经不新鲜了,但是在UBC的学生看来,它就像一个经典笑话,每个喜剧演员都想讲得更好。约翰逊争得了父亲的支持,这名重装机械技修工答应儿子,只要他能够提高学习成绩,就愿意出手帮忙。在自家车库里,父子俩使用氧乙炔喷焊器和往复锯,把汽车底盘、发动机和变速器切割下来。他们给汽车喷砂、上漆,重新焊了车梁,以加固车壳。

  约翰逊找了几位同好,测量了大桥数据,制定了详细的计划,在校园里一遍遍“彩排”。他甚至进行了适当公关,于去年初向《大众科学》发出一封电子邮件,邀请杂志记者亲眼见证这个恶作剧的诞生。此前,大学的恶作剧工程师们从不让外人知道行动内幕,他们总是作为一个整体出现,而非个人站出来,以规避法律责任。要知道,任何一场惊人“表演”都可能招来几项地方和联邦指控。(“我们很难对这些案例提出诉讼,”温哥华一名警员加娜·迈克金尼斯告诉我:“没有人单独站出来承担罪名。”)但是,对约翰逊来说,冒险告诉媒体是值得的,因为这可以帮他赢得“黑E”眼罩。据UBC工程系学生协会描述,这种眼罩代表着极高的荣誉,该协会只在少数情况下颁发,条件之一是所策划的恶作剧引起了广泛的媒体关注。

  我受杂志安排前往。行动前夜我抵达UBC校园,见到了这位24岁的“总指挥”。他带着我在UBC工程系总部、3600名学生的精神家园进行了一次朝圣之旅。这是一栋红白相间、矮矮胖胖、大得有点畸形的建筑,在旁边一排优雅的现代派杰作的映衬下,甚至有些丑陋,脚下的淡黄色地板上有一道道颇具特色的刻痕。约翰逊特意向我展示一面“校友留影墙”,有些照片十分古老,是1930年代拍下的。穿着漂亮红色校服的学生们瞪着我们,这可是一群训练有素的捣蛋鬼。

  我们推开一扇朴素的木门,低头钻了进去。一个典型的特别行动总部呈现在我面前。墙上贴着加拿大刑法典部分节选的影印本,标题为:“430:危害罪”。桌上摆着一本书,名为《绳结大全》,旁边是一条大约60码长的彩色攀岩绳。地板上放着一个闪闪发光的大钩子,做工粗糙,大概3英尺长。9名神情警惕的学生围在一张矮桌旁,交换着意见,桌上放着一堆8×10的照片,内容包括狮门大桥的人行道、车行道、桥栏杆、人行道栏杆,以及栏杆下面的结构细部。我感觉像是看到了《星球大战》中的死星反抗联盟。

  一个年轻女孩向小组成员发表了讲话。她拿着一卷地图,上面用红色铅笔标出了逃生路线。她已经在桥上侦察数月,知道大型游船通常是在星期三经过港口,因此星期一早上实施这个恶作剧不会阻碍它们的通行。她还知道桥两端的摄像头都安在哪里,也了解到桥拱下面设有一个小警戒室。她说,地方安全救援人员行动缓慢。“他们要带齐装备、上车、穿过车流、抵达现场,需要很长时间,”她向小组成员保证:“等到他们反应过来,我们已经把车挂在桥上了。”

  “我们要在桥上呆多久?”有人问。“三到五分钟,”她说。

  约翰逊向我解释说,最佳战略是分组行动:拿地图的女孩负责警戒和运输,一个扎着麻花辫的女孩负责把那辆甲壳虫藏在温哥华北部某间车库里,一个戴眼镜的女孩负责驾车带他们逃跑。

  去年,当约翰逊和伙伴们开始策划这次行动时,就想到一个问题:在金门大桥恶作剧中,当局剪断了钢绳,让那辆大众车沉入水底。那么温哥华当局肯定也会在天明之前就使用断线钳切断钢索,把他们的得意之作扔下去。当时他们还不知道加拿大法律有禁止往海港中抛物的规定,所以担心不会引起世界媒体关注,因而也得不到一定的荣誉和那些可爱的“黑E”眼罩。

  因此,去年秋天,整个小组致力于研究一套既能从某个固定位置把车安全地挂在桥上,又能拖延救援人员“破坏”的方法。他们假扮成游客,前往狮门大桥研究其结构部件,发现人行道栏杆和地面结合处有一个厚重的钢环。这个环表面有油漆保护,因此没有受到腐蚀,相当坚固。回到学校后,他们买了一本钢铁设计手册,以确定这个钢环的结构强度,又弄到一套狮门大桥设计图,仔细对比他们的发现(这套设计图可能是一个支持他们的校友提供的,虽然他们不愿说出他的名字)。最后,小组设计了一个简单可靠、难以割断的悬挂装置:一个加长的J形钢钩,一端有细槽,像拼图一样正好与那个钢环卡到一起;另一端是个长轴,非常粗,很难从上方用断线钳割断。约翰逊和伙伴们所定做的这个钩足以吊起六辆甲壳虫汽车,他们希望那个长轴可以拖延抢修队处理的时间,最好能拖一天,以得到主流媒体的关注。

  大戏即将上演。全体成员站起来,披上外套,准备先去小睡一下,这时约翰逊发表了最后一次鼓舞士气的讲话。之前他偷偷告诉我,他的胃已经疼了几个星期了。此时,他右手转着一支铅笔,先从设备的质量讲起。“我们的钢缆足以吊起2400磅的重物,”他说:“我们的挂钩是成品,强度是经过检验的。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把它运到桥边,以安全的方式挂到桥下。”提起这个大型恶作剧,约翰逊的语气就像一个职业工程师。他的队员们神情严肃,一致点头。

  一个游客在冬日凌晨四点出现在狮门大桥上,真是不合时宜。我站在桥中央,冻得发抖,看着一艘驳船从脚下200英尺处驶过。一条警犬沉闷的吠声从北岸传来。在桥的北端,四辆警车正两个一组,进行检查。一辆崭新的SUV飞驰而来,看到闪烁的警灯,赶紧踩刹车,发出刺耳的声音。

  我怀疑警察的存在可能会让那帮学生取消行动。但是,凌晨四点刚过,警察就离开了,很快一辆皮卡和一辆拖车出现在桥面上。卡车在我身边悄无声息地停下,穿着黑衣的学生们鱼贯而出。其中一个用力把拖车上的油布拖下来,露出了里面藏着的甲壳虫。四个家伙合力抬着车身,把它从拖车上弄下来,放到地上。车壳上焊了钢扣。一个剃着光头的瘦子轻快地跳过来,不明智地抬起390磅重的车壳。只消几秒,他就撑不住了。“还不过来帮我?”他腿打着弯叫道。四人组一齐动手,经过桥缆,把车放在了人行道上。

  一切有条不紊,同时进行。当四人组放车时,约翰逊和另外一名伙伴正在准备钢缆。能否取得成功,关键看两个小组的行动是否顺利。一组人把钢缆穿过安在车身顶部的挂钩,钢缆另一端一圈圈绕在定制的钢钩底部。另一组人则把一根尼龙绳穿过车身另一个挂钩,利用它动作轻柔而迅速地把车从桥侧放下,就像把一条小舢板从游艇上放下。当汽车到达正确位置,钢缆充分伸展开,按计划将完全去掉尼龙绳,使车子看上去像是被一只巨手系在钢缆那头一样。

  一开始,整组人十分激动。大家跑来跑去,总是撞到一块。一些人总是不停说:“好!不错!”声音响亮得过分。然后,事情才变得有序起来。绳子节节展开,一名学生一边退着往栏杆那边走,一边看着桥面地图,有一刹那他身子向后仰靠到了栏杆上,但看也没看就保持住了平衡。

  学生们忙忙碌碌时,约翰逊的爸爸就站在卡车旁边。突然他盯着桥的南端,表情不安起来。一辆白色汽车驶来,在卡车后面突然停下。整个小组都感到了紧张。是没贴标志的警车吗?老约翰逊假装镇定,冲那辆车摆了摆手,它开走了。

  “你们都还顺利吧?”他大声问。

  “挺好的,约翰逊先生。多谢了。”

  卡车开走了。突然,约翰逊负责的那段绳上打了几个结。他把绳子捋开,放在人行道上检查。又有一辆车开过来了,车灯亮光远远射过来。约翰逊的注意力被分散了,明显有点心神不定。

  车过去了。“绳好了吗?”那个瘦瘦的家伙问,手里拿着一份未完成项目清单。10秒钟过去了。30秒。所有项目都完成了,每个人都看着约翰逊。终于,他站了起来,“绳子就位!”

  已经在甲壳虫上安好所有装置,准备把它吊上去了,但谁都没有表现出一丝轻松。学生们警觉地瞄着车道。其中四人分别抓着车身一角,把它抬到栏杆高度。它摇摇晃晃,然后呻吟一声滑了下去。约翰逊轻轻地放着尼龙绳,绳索下降器发出轻响。但是,当它终于放到底时,事情却有些不对头,学生们一脸焦急。“绳子是开的吗?”有人大叫。他是问绳子的另一端是不是已经解开,以便穿过竖钩,拉到另一边去。“是开的,”有人回答。

  但是,绳子被缠在车身某处,无法移动。整个小组都挤到栏杆边,探出身去,想知道到底哪儿出了问题。车子不是水平挂着,而是歪得厉害。但是约翰逊知道,他们没有时间了。“好了,把绳割断,割断。”一名小组成员拿着铅笔刀,割了下去,把剩下的一段绳子扔在栏杆上。“打个电话,叫皮卡过来,”约翰逊命令。他们穿过马路,走到南向的人行道上。5分钟28秒后,他们就成了自己亲手制造的恶作剧的旁观者,清晨起来散步的行人,没人能动他们一根汗毛。

  两个小时后,整个小组成员坐在车里,穿过斯坦利公园,在晨曦中欣赏着自己的杰作,同时听着电台的早间新闻:“今天早上,经过狮门大桥时,你伸出脑袋,可能会注意到一辆不完整的汽车———吊在大桥底下。”约翰逊十分满意。游客们纷纷在桥上驻足,观看这难得的奇景。他们一边大笑,一边挤着向前,掏出相机拍照。一位戴着头盔的老人骑着自行车经过,他看了一下,用一种神秘的语调叫道:“UBC的学生干的!”整个小组都欢呼起来。

  直到晚上,这种高昂的情绪仍在持续。这帮淘气鬼呼朋唤友,到附近一家餐馆吃饭,发现路透社、温哥华本地和国际电视台都报道了他们的恶作剧。有传闻说,警方可能会从狮门大桥的保安录像片断中查找嫌疑人。小组的后勤专家曾提醒同伴把车牌伪装起来。星期一全天,警察们都在盘问到斯坦利公园来观赏那辆甲壳虫的学生,但一直到暑假的时候,都没有逮捕任何人。

  在“9·11”之后的恐怖主义狂想中,看到还有人这样全身心地搞创意十足的恶作剧,真让我印象深刻。而且,说到底,“吊甲壳虫”游戏也不只是恶作剧那么简单,这是通过制造问题来学习解决之道的经典案例,从中你可以明白如何策划,如何筹备,如何迅捷地达到目标。

  当然,这个计划并不像预想的那么成功。在往下放的时候,钢缆碰到了车子的翼子板,把车身拉得翘了起来。然后尼龙绳又被夹在了某个地方,他们不得不放弃了它,而非按原计划把它拿掉,不留一丝痕迹。本来这是这次恶作剧最得意的一笔。约翰逊说,如果重来一次,他们还会把钢缆拴在同一个地方,但在把甲壳虫往下放时,会放得更快更长,这样当车壳下降时,钢缆就会始终保持在紧张状态。我意识到,这种对细节的专注正是成为一名优秀工程师的必备条件。在欢庆胜利的时刻,他已经开始修正自己的作品。“出来的效果跟我们的想像还是不一样,”他叹息道:“我希望它能达到完美。”编译:Dawn

  ■恶搞杰作

  加州理工

  死磕玫瑰碗

  洛杉矶玫瑰碗体育场是每年举办美国大学橄榄球决赛的地方,加州理工学院的学生基本没有机会晋身决赛,但他们头脑发达,因此玫瑰碗就成了他们长盛不衰的恶作剧目标。1984年,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和伊利诺伊州立大学在此搏杀时,加州理工学生在电子记分牌上做了手脚,结果比赛结果显示为加州理工对麻省理工队,比分为31:9.不过,加州理工史上最有名的恶作剧是该校学生布鲁斯·蒙哥马利的杰作,他把加州理工大学联谊会的玩笑刻在了“旅行者”宇宙飞船上,使得加州理工恶作剧有朝一日可能进入银河系。

  图为加州理工学生两次恶作剧:1961年加州理工学生改动了电子显示屏,显示胜者为加州理工队(Caltech),令3000万观众目瞪口呆(左图)。10年后,又有人对好莱坞进行了类似的恶搞,把“Hollywood”改成了“Caltech(加州理工)”(右图)。

  威斯康辛大学

  自由女神落水

  虽然不属于工程院校,但威斯康辛大学在恶作剧方面也不遑多让。一群学生仿制了自由女神的头和右臂,尺寸与原雕像一样,然后将之放入学校旁边结冰的湖里,宣称他们把真正的自由女神像运到了纽约,但在途中她不小心掉进了湖里,只剩下头和右臂露了出来。可惜很多人曾看到了他们制作这个庞然大物的过程,因此这个恶作剧算是破产了,不过他们在工程学方面的努力还是值得赞赏。

  芝加哥大学

  杀伤性武器

  芝加哥大学的恶作剧源于该校一年一度的“捕猎行动”,这为期四天的活动包括种种有趣的比赛,比如“制作人形大锣”、“复制一个毕加索”等等。1999年,学生贾斯汀·卡斯帕和弗雷德·尼耶尔从物理系丢弃的垃圾里提炼出了核反应堆所需要的钚。第二年,又有学生仿制出一枚V2火箭。这些恶作剧证明,芝加哥大学的宿舍比伊拉克更可能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佐治亚理工

  亲爱的伯德尔

  该学校最有名的恶作剧是一个长达数十年的连续剧,主角是一个名叫乔治·伯德尔的学生,但他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这个恶作剧始于1926年,当时一名学生收到两份新生登记表,于是他两份都填好交了上去。一份上面写着他自己的真名,另一份填的是虚构的“乔治·伯德尔”。接下来的四年中,这名学生把所有作业都做两遍,自己一份,伯德尔一份,1930年他为伯德尔赢得了农学士学位,几年后伯德尔又获得了博士学位。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佐治亚理工学院校友们在应征入伍去当轰炸机飞行员的名单中,也加上了伯德尔,让他登上了欧洲战场。后来,佐治亚理工学院实行电算化,眼看伯德尔的身份就要穿帮,学生们又黑了学校电脑,过去30年来多次把伯德尔的名字加入学校的花名册,甚至出再现了以伯德尔命名的商店和餐厅。

  麻省理工

  可怜的大礼堂

  虽然加州理工学院的学生不爱听,但麻省理工在恶作剧界的地位的确是首屈一指。它拥有雄厚的科技实力,很多人的目标是该校圆顶大礼堂。多年来,学生们曾把它变成《指环王》里的大指环,《星球大战》里的机器人,还曾有人把警车以及仿制的飞机停到礼堂顶上。另外,就像加州理工喜欢恶搞玫瑰碗比赛一样,麻省理工学生喜欢在一年一度的哈佛-耶鲁橄榄球比赛上恶作剧,1982年,麻省理工的学生在球场的中心挖了一个洞,埋了一只能充气的巨大橄榄球,上面绘有MIT(麻省理工)字样。第二天比赛开始时,这个橄榄球开始充气,直到爆炸。结果第二天的报纸头条是“麻省理工得1分,哈佛-耶鲁得0分”。1990年,他们从球场阵区发射了一枚模型火箭,上面飘着支持麻省理工的标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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