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风

　　自从葡萄牙人开始了航海大发现的活动并抵达了东方，就陆续有葡萄牙人来到广州，留下不少与广州有关的记录。到了19世纪，葡萄牙早已经衰落，但依旧占据着澳门，因此不时有葡萄牙人到广州一游，喜欢舞文弄墨的就会留下一些文字，比如这位海军中校法兰西斯科·博尔达洛（1821-1861）。

　　博尔达洛12岁开始做海员，后进海军学院学习，进入葡萄牙海军服役，逐步晋升为海军中校，并以这种身份周游世界，足迹几乎遍及所有的葡属殖民地，包括澳门。在漫游东方期间，他写下一本名叫《七千海里漫游》的游记，其中关于广州和澳门的记述占去了很大的篇幅。

　　法兰西斯科·博尔达洛的《七千海里漫游》具有19世纪西方表述中国的话语模式，即以西方为中心，对中国的描述充满了傲慢与偏见。凡是到过中国的西方人，都可以把浮光掠影的印象写成报告、游记、小说、诗歌等不同体裁的文本，重复着愚昧、残暴、野蛮、贫穷等表述东方的套话。他们依旧在强调自我和他者之间的“相异性”，但相异性的后面不再有狂热的渴望和追求，而是不断地强调这种相异性与西方的对立性质，并加以蔑视和否定。

　　博尔达洛的书以信札形式写成，他虚拟了一位收信人，希望给文字增添真实感。他来到了广州，但是中国的广州却有不属于中国的地方，这就是租界。对他来说，租界内外完全是两个不同的世界，租界内是西方，那飘扬的国旗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它是干净的，漂亮的，优雅的，而租界外是中国，那是一个古怪而停滞的世界：

　　“我们来到一个欧洲的街区，或者说欧洲人在亚洲的街区———这两者是有区别的。这里有一个漂亮的公园，绿树鲜花，还有凉亭和座椅，周围是漂亮的住宅，里面住着来自不同国家的人士，中央悬挂着英国人的米字旗，左右是美国和丹麦的国旗，他们都在优雅的旗杆上飘扬，顶端还装了避雷针。我们走出这个狭小的区域，便来到了中国———属于中国官员、竹子和枷锁的中国———对没有来过的人来说，这是神秘的中国，它和其他国家一样有着稀奇古怪的事情，它有古老的文明，但停滞不前。”

　　在这里，作为中国表征符号的满清官员（昏庸无能的政府）、竹子（卑贱地四处繁殖的人）和枷锁（残酷的司法制度）都与租界的文明优雅、井然有序、甚至先进（旗杆上还装了避雷针）形成了对比，中国不过是“有着稀奇古怪的事情”的停滞帝国。

　　中国稀奇古怪的事儿多不胜数，它们都是这个民族特性的投射，比如博尔达洛笔下的盆景：“种在小花盆中的橘子树结出了丰硕的果实，栽种在大石头花盆中山毛榉和栎树，被中国的园艺变成了侏儒，因为这个奇怪的民族最大的爱好之一就是扭曲自然的东西，从中得到乐趣。”而丝绸，在西方的想象中，是最早与中国联系在一起的一种商品，闪着柔光的丝绸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抵达欧洲，成为王公贵族、名门淑女的时髦商品，也象征着中国繁荣和财富，它总会引起人们对那个遥远国家的美好遐想，但博尔达洛看到的是丝绸光亮后面的龌龊，他这样描写一间丝绸工厂：

　　“这里有一间丝绸的工厂：你看到的是几个世纪以来在世界各地备受推崇的柔软光滑的丝绸，但你不会看到这工厂和工人的龌龊不堪吧？令人恶心的味道！织布机织出带有金色花朵的锦缎，但你不会看到两头猪正在一个肮脏的泥潭中寻食吧？你看到那织工那肮脏的手、脚和脸了吗？你见过如此肮脏滑稽的人脸上浮现着愚蠢呆滞的微笑吗？”

　　博尔达洛这本书的写作日期正是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之后。虽然从18世纪中叶，西方关于中国负面的报道和议论开始逐渐增多，但对中国的否定在鸦片战争之后达到了高潮。鸦片战争好像在中国的身体上切下一道深深的口子，西方看到里面只有软弱和腐朽。鸦片战争为中国形象增加了一个新的内容：鸦片帝国。几乎每一个来到中国的西方人都不会漏掉对中国人吸食鸦片的描写，从鸦片中延伸中国人沉睡、麻木、病态的相关特征，博尔达洛也不例外。他声称自己也吸食鸦片，而且也喜欢，但是他害怕上瘾而不再继续，否则就是中国人这样的结局：

　　“他的脸上可以数出所有的骨头，与其说这是一张脸，不如说是一个活的骷髅，两个眼球几乎在眼眶里一动不动，空洞、茫然、仿佛在把你嘲笑，身体强硬，就像解剖室里的尸体；手是枯干的，指头弯曲，宛如袭击猎物的猛禽的利爪；如果他走动，那你会看到他摇摇晃晃，让人想到古老故事里的幽灵，从坟墓中跑出来复仇。这完全是在一个噩梦中看到的景象。”

　　与鸦片相联系的，是纸醉金迷，纵情声色。中国人像宿命论者，这些被命运判决的人，享受着堕落的快乐，除此以外，别无它有：

　　“中国人裹着宽大的长袍，脑后垂着辫子，两只腿交叉着放在一个软垫上，旁若无人地抽着他的烟枪，就像一个宿命论者；在他的身边，围绕着一些女子，有的弹奏着乐器，有的为他按摩。”

　　对博尔达洛来说，中国似乎不存在文学，如果存在的话，也是低劣的。中国诗歌充满东方式的隐喻和象征，也不乏动人之作，但媲美葡萄牙诗人贾梅士者，绝无仅有；虽然贾梅士是在中国写下了伟大的诗篇，但他出生在大海的另一边；中国戏剧不过是对希腊和英国戏剧的模仿，但只取其糟粕，与埃斯库罗斯和莎士比亚不可同日而语；中国音乐再粗糙不过，只会损害欧洲人的耳膜；而中国绘画，甚至比不上欧洲最平庸的画家，原因之一是“中国人对男人和女人的美的概念与我们不同，他们的美学概念很荒诞。”

　　因此，关于中国艺术，他的结论是，“中国有无数机械的艺术家，他们有无可否认的灵巧，但在任何类型的作品中从来没有达到过我们的完美程度。”盲目而武断地下结论，是那个时期许多西方作家表述中国时的特点，他们习惯用自己的文化标准来衡量他人，凡是不符合西方标准的，就被视为低级的、落后的。

　　19世纪西方的中国形象，就像16世纪几近完美无瑕的中国的形象，也是类型化的，公式化的，不同的是，这一次西方是居高临下地审视中国，中国不会再为西方提供改进自我的参照、想象和动力了。另外，中国取之不尽的“奇闻轶事”已成为娱乐西方的笑料和谈资。博尔达洛说他写这部书既不是为了炫耀学识，也不是要留下一本严肃的著作，只是为了让朋友们在闲暇时翻开这本书，能够找到乐趣，所以他对朋友说，“我会继续收集关于中国人风俗的并不全面的印象，好让你多娱乐一些时候。”

　　博尔达洛的中国文本和当时其他许多文本一样，在内容上和修辞手法上有很大的一致性，他的著述尽管有个人的经验与观察作为背景，但是并没有呈现什么新的发现。不同的文本，大致基本相同的观点，彼此之间相互印证，共同构成了十九世纪公式化的东方主义话语。

　　（题签：吴瑾）

　　◎姚风，诗人、学者，现居澳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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