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慨

　　□《中华读书报》记者

　　对绝大多数中国读者来说，面对《中国的威胁？》这一书名，很难产生强烈的阅读冲动。因为在我们看来，所谓“中国的威胁”根本就不存在。我们比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人都相信自己的“和平崛起”。我们不仅天性善良，而且既没有殖民主义的旧恶，亦无霸权主义的新仇。

　　但这并不意味着魏柳南博士的这本书不值一读，正相反，我高度推荐它。它可以让我们看清自己所处的国际环境，知晓我们为什么让别人感受到威胁。换句话说，如果我不能得到你的信任，如果你认为我对你构成了威胁，那么你很有可能反过来成为我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冲突的危险依然是存在的。

　　《中国的威胁？》系魏博士在其数年前出版于法国的《中国的挑战》（Défischinois）一书基础上，大幅重写之后的新作，非常切合当下的现实。

　　中西分歧是文化的而非政治的

　　2008年10月，在有幸提前读过此书尚未编定的完整译稿之后，我与国际关系学院的郭小聪教授一起，在北京与魏博士有过一次录音时间150分钟的长谈。

　　魏柳南带给郭教授最深的印象是，他“清晰地描画出中国人这一二百年在西方世界的坎坷命运”，坦然反省了过去一个半世纪以来西方人评价中国时的傲慢心理。中国一直被视为“失败的国家”，所以“中国崛起”才让西方痛苦，因为这种崛起既突破了原有的分析模式，也动摇了西方文明的优势地位。而现在西方应该改变传统的殖民主义心态，否则将无法理解变化中的中国与世界。

　　魏柳南说，法国和中国的媒体均曾一度给自己的读者造成了关于对方的错误印象。“在法国和中国之间，我觉得媒体的责任比较大，特别是在法国，因为法国只有一个角度……我们有两个不好的地方。首先，媒体要的是流血事件和事端，没有这些，他们就卖不动报纸。因此关于中国，他们需要向我们提供错误的图像，而且只有坏的图像。其次，媒体和政治家之间有很强的共生关系。法国社会党的所有人，包括其领袖，都表达对西藏等问题的关切。他们利用这一论题来攻击总统。反对党把西藏问题用作针对执政党的‘战争工具’。实际上，社会党的许多领袖与西藏问题毫不相干，他们对此一无所知。我了解他们，我跟你说，他们什么都不知道。他们只是在利用这些话题。在这方面，西藏话题非常有效。”

　　郭小聪认为西方学者长于实证，就问题进行分别研究，魏博士的这本著作也有这个特点。但如此一来，很容易得出我们正处在危机中的结论。2008年中国意外地经历了如此多的惊涛骇浪，却仍然没有“崩溃”，表现出空前的凝聚力，就不能用分别研究的方法来分析了。费正清、伊碧霞则是通过探讨中国为何长达数千年未崩溃的深层疑问，看到了中国王朝更替而非文明兴衰的独特历史命运和韧性力量。

　　魏博士同意郭教授的意见，因为这本书是写给大众看的，所以需要分而论之。但中国和西方之间的分歧，从根本上来说的确是文化的而非政治的。

　　比如中国和西方有着不同的时间观。西方人，特别是美国人，想让中国这样做或那样做，总希望在两三年内看到成果。而中国和亚洲则有更长期的时间表。当中国说，我要用三十年做一件事的时候，西方人认为是完全不合情理和无法想像的。

　　在《中国的威胁？》的后记中，魏柳南提醒他的读者：“国际上对中国成就的诋毁还会持续很多年。面对这轮诋毁的风潮，中国，尤其是中国人民必须避免陷入到一种民族主义的过激反应中，因为这种态度只会加深不理解的隔阂，成为敌人进攻的武器。”

　　这无疑是正确的忠告。我们和西方之间，可能都在很大程度上误解了对方。西方自认的来自中国的威胁当然是被夸大了，而我们这一方，与其说是感到了威胁，不如说是因为受到了羞辱。在我们的文化中，可以漠视威胁，却难以忍受羞辱。

　　了解别人就不容易发生战争

　　以现有的标准，很难定义魏柳南这样的西方汉学家。恐怕左派和右派都不会喜欢他，他无疑是另类的。或许“亲华派”（我使用这个词的时候绝无西方报刊中通常存在的贬意）更为适合。但我们难道不需要更多富于见地、了解中国的亲华派吗？

　　他的确对中国有深入的了解。这也是他写作本书时的一大优势所在。对中国文化的更多了解，使他没有落入亨廷顿式“文明冲突”的陷阱，亦未从简单的地缘政治学和意识形态对立出发，预言一场“不可避免的”美中冲突。但他确也论述了中美之间的冷战，并且将主要的责任归咎于美方。“我在谈‘冷战’的时候，并不意味着它会演变成真的战争。”魏柳南说，“但我们同样要以现实的眼光，清楚地看世界。美国是怎么看世界的呢？它认为自己是个注定要主导世界的国家。这不会改变，因为这是美国的立国之本。”

　　他指出，这就造成了两种问题，一个是政治上的，他们要输出一些东西，因为他们认为这对所有人有益。“现在美国还是这样。他们认为他们的模式是最好的。他们不会停止输出这种模式。第二个问题是宗教。在中国和欧洲，我们有多种宗教，在美国只有一个，即福音派（evangelism），这是最重要的。它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非常非常大。我觉得这就是最大的问题。”

　　他说，美国人和中国人的看法完全不同。“他们不讲分享（share），我们欧洲也有这个问题。我们的教育是这样的：非洲和中国都是发展中国家，所以我们不和他们谈，我们要求他们做。但（改变这种局面）要有一个过程，十年，二十年，我们应该习惯和中国谈所有实际的问题。我们只关注自己的国家利益，还没有意识到中国也有自己的国家利益。我们还没有想到，中国也应该有和我们平等的地位。”

　　魏博士同意，在今天的中国，没有多少人相信美中真的会爆发冲突，这既是基于中国自己的文化，也因为中国人比较乐观。但华盛顿“不想看到中国在政治上的崛起，他们想控制一切，这就是我所说的‘冷战’”。他说，美国最大的问题即“无知”（ignorance），对世界没有知识。“如果在两个月里，天天有人告诉美国人，说俄国人是魔鬼，那他们就会相信俄国人是魔鬼，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什么是俄国人。这对我们的威胁非常大。但中国人不是这样的，你们对世界更加开放。所以我们需要互相了解，因为你了解了别人，也就不那么容易发生战争。”

　　向前看的乐观态度

　　对于民主和自由，魏柳南有不同于常识的看法。“民主与自由不是同一件事，尽管我们经常把两者放在一起谈论。”魏柳南说，“议会制民主只与投票有关。如果你投票，你就有了民主，美国人就是这么想的。”

　　他举了一个东南亚国家为例。“投票之后，大家都很高兴：我们投票了，现在我们有民主了，我们制定了宪法，我们有了民主，因为有98%的人去投了票。但在此之后，我们还是没有民主。”

　　魏博士告诉我：“我们将议会、多党制和民主混为一谈，我所反对的正是这种观念。但我确实相信基本人权，即我所说的被一视同仁（integrative）的权利。”

　　他进而谈到自由：“言论自由在某种程度上，我认为有些国家还没办法提供，也许再过五年、十年，慢慢地，但你不能一下子全放开，因为人们需要变得更负责。当你在报纸上，在互联网上发表文章，其影响或会非常大，所以你必须要负责，必须理解会产生什么影响。如果你在这方面放开了，许多人也许会非常高兴能在互联网上畅所欲言，但这可能毁掉一切。”

　　“如果有人挑剔中国还没有做到自由的民主政治，”魏柳南在书中写道，“我要申辩的是，这仅仅是因为她特殊的历史背景。与之相反，苏联倒是彻底学习了‘自由民主’，但是给他带来的只有快速解体。”

　　他毕竟是乐观的。魏博士认同中国领导人“不惜任何代价维护国内稳定，保障国家安全与发展”的内外政策，同时也在书中清醒地看到，“农民开始觉察到改革的弊端，而知识分子要求更多地参政，深受腐败现象困扰的中国亟待一种全新的社会经济体制。事实上，历来的改革总是过犹不及。变革迫在眉睫。”他在《中国的威胁？》一书中写道，“共产党正以渐进的方式实现着政治体制的变革……改革进程无疑是缓慢的，但却是民主的雏形。”

　　无论如何，我们都要感谢他向前看的乐观态度，并以此激励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