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拜被誉为中东的香格里拉，是阿拉伯企业家精神和西方资本主义结合的典范。当金融危机袭来，这座耀眼的沙漠城市开始显露它的阴暗面———奴役、剥削和生态破坏。

　　对于本地人，迪拜确实是天堂：他们不用交税，甚至连电话费也不用自己交；享受免费医疗，免费教育；几乎人人都为政府工作，捧着铁饭碗，结婚后可分到免费住房。但对于外国劳工，迪拜却不亚于地狱。他们每天在沙漠烈日下工作14小时，月薪只有90英镑，还时常被拖欠工资。

　　穆罕默德酋长———迪拜的统治者———微笑的面孔俯瞰着他的创造物。他的形象无处不在，许多幢建筑物外都悬挂着他的画像。这个人让世界得知迪拜，这座他所谓的“一千零一夜之城”，中东的香格里拉。

　　但现在，穆罕默德酋长的微笑似乎开始冻结。那些无处不在的起重机停止了工作，时间仿佛已经凝固。无数尚未完工的建筑被抛弃。一些时髦的新工程———比如庞大的亚特兰蒂斯酒店———开始漏水，瓦片从天花板上脱落。突然之间，这里不再像阳光下的曼哈顿，更像是沙漠中的冰岛。

　　在魔幻色彩消失后，迪拜的秘密开始显露。这是个短短几十年建成的城市，建立在信贷、生态灭绝、剥削和奴役之上。

　　失乐园

　　凯伦·安德鲁斯无法说话。每次她开始讲述自己的故事，就开始激动，好像要崩溃。她瘦骨嶙峋，有种曾经富贵的风度，虽然现在她的衣服皱巴巴，就像她的额头。我在迪拜国际酒店的停车场找到她。现在她已经无家可归，就住在停车场自己的汽车里。善良的停车场管理员不忍心赶她走。她从未想过这里是梦想的终点。

　　凯伦来自加拿大，她丈夫在一家著名跨国公司任职。“当他告诉我他被派往迪拜时，我说，要让我整天包头巾，戴面纱，滴酒不沾，做梦。但他求我给他一个机会。而我很爱他。”

　　2005年，当她到达这个传说中的城市后，一切忧虑被抛到脑后。“它就像成人的迪斯尼乐园。穆罕默德酋长就是园中的米老鼠。”她说，“生活无比美好。住着宽敞舒适的公寓，根本不用缴税，周围每个人都像是CEO.我们整天举行派对。”

　　她的丈夫丹尼尔买了两处地产。她说，“迪拜让我们沉醉。”他丈夫在管理财产时开始失误。“这不像丹尼尔，我觉得很吃惊。我们欠了一点儿债。”一年后，她发现了原因：丹尼尔被诊断患有脑瘤。一位医生告诉他，他还有一年的生命。另一位医生说，他会没事的。但是他们开始产生怀疑。“来这里之前，我对迪拜的法律一无所知。我以为既然这里有这么多的国际大公司，大概和加拿大或其他西方国家差不多。”没有人告诉她，在这里没有破产这一概念。如果欠债无法偿还，就会进监狱。

　　“当我们认识到这一点，我告诉丹尼尔：听着，我们必须离开这里。他知道如果辞职可获得一定数量的补偿。我们决定辞职、还债然后离开。”于是，丹尼尔辞去职务，但是他获得的补偿远比合同上承诺的要少。债务依然未清。在迪拜，一旦辞职，雇主会立刻通知你的银行。如果你的户头上债务超过存款，所有账户将被冻结，而欠债人也被禁止离开这个国家。

　　“突然之间，信用卡不能再用。我们变得一无所有，被从公寓赶走。”凯伦激动得全身发抖。很长时间讲不下去。

　　丹尼尔被逮捕。6天后，她才被允许探监。他告诉她，他和另一名债务人被关在一起。那是个只有27岁的年轻人，来自斯里兰卡。他说他无颜再见家人。一天，丹尼尔早晨起来发现年轻人吞下了刮胡刀片。他拼命呼救，可是根本没有人理睬。那个男孩就在他面前死去。

　　凯伦有几个星期借住在朋友家。“但太屈辱了。我从未这样过。我过去做时装工作，有自己的商店。我从没有……”她的声音越来越小。

　　丹尼尔被判6个月监禁。审判全部用阿拉伯语，没有翻译。“我在这里也是非法的，”凯伦说，“我必须在这里撑到他出狱。”她把头转向别处，尴尬地问我是否愿意请她吃顿饭。像凯伦这样的故事还很多。在迪拜有许多来淘金，却变得一贫如洗的外国人，他们失去了一切，偷偷地睡在机场、停车场或者郊外某个沙丘背后。

　　“你得知道，在迪拜，一切都不能看表面。”凯伦最后说，“这不是一座城市，这是个骗局。他们诱惑你来，说得天花乱坠，说这里如何先进，如何现代，但骨子里这是个像中世纪一样落后的地方。”

　　蝗虫之城

　　30年前，现在的迪拜相当一部分区域还是一片沙漠，上面只有仙人掌、风滚草和蝎子。18世纪中期，这里只有一个小村庄，位于波斯湾边上，人们以潜水采集珍珠为生。很快，来自波斯、南亚和其他阿拉伯国家的人带着发财的希望来到这里。当地有一种凶猛的蝗虫，在人眼前吃光一切，这种蝗虫叫daba，这座城市也因它而得名。英国战舰入侵后，迪拜成为英帝国殖民地，直到1971年。随着殖民者的离开，迪拜决定和周围的6个国家联合，组成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英国殖民者离开时，这片土地上刚发现石油。刚掌权的酋长们面对一个巨大难题。他们大多是目不识丁的游牧民，这辈子干过的事情就是赶着骆驼穿越沙漠。突然之间，一大块金子掉到他们手上，该拿它怎么办？

　　相比邻邦阿布扎比，迪拜的石油储备只是九牛一毛，因此，迪拜酋长马克图姆决定用石油收入建造能够持久的东西。他要建一座沙漠中的旅游、金融中心，从世界各地吸引人才和资金。他用零税收政策吸引全球的富翁，他们带来了滚滚财富，迪拜人口突然膨胀。本地人现在仅占城市人口的5%.短短30年里，一座城市似乎从天而降，在一代人时间里，从18世纪跨越到21世纪。

　　如果你参加迪拜的巴士环城旅行。导游会告诉你，“迪拜的座右铭是，‘开放大门，开放思想。’”经过标志建筑时他会告诉你：“这座世贸中心是酋长殿下建造……”但这都是谎言。建造这座城市的并非酋长，是奴隶。

　　表象之下

　　迪拜人有各种各样。有像凯伦一样的外国人；有本国公民；还有地位最卑微的有外国劳工。他们被藏了起来，却又无处不在，穿着满身尘土的制服，被呼来喝去———但你习惯了对他们视而不见。“酋长建造了这座城市。酋长建造了这座城市。”这就像一道咒语。工人？什么工人？

　　每天傍晚，成千上万的年轻人被巴士送到距离迪拜市中心1小时车程外的巨大劳工营地，被与繁华光鲜的城市隔离开来。几年前，接送这些工人的还是运牲口的卡车，但一些外国人抱怨说这太不雅观。于是现在牲口车变成了没有空调的铁皮巴士，它们在烈日下就像一个个移动的温室，人坐在里面就像慢慢被拧干的海绵。

　　Sonapur是个劳工营地，放眼看去，到处是千篇一律的水泥简易建筑。地方不大，却拥挤地住着大约30万人。空气里弥漫着下水道和汗水的味道，路上随便抓个人，都像是有满肚子苦水要吐的祥林嫂。萨伊纳·莫尼尔是个瘦弱的24岁青年，老家在孟加拉。他说，“骗你来的时候，他们说迪拜是天堂。到了这里，才发现原来是地狱。”4年前，一个招聘代理人来到萨伊纳的村子。他告诉村里人，有个地方可以让他们每个月挣400英镑，在建筑工地干活，上午9点干到下午5点。在那里吃得好，住得好，待遇又高，但必须先交纳2300英镑办理工作签证，这笔钱可以用前6个月的工资慢慢还，轻而易举。于是，萨伊纳卖了土地，借了钱，奔天堂而来。

　　不久，他来到迪拜机场，他的护照被建筑公司扣押。他突然被告知，他必须每天工作14个小时，还得顶着沙漠的烈日———导游会告诉每个来迪拜旅游的西方游客，这里的太阳很毒，夏天在室外待的时间不要超过5分钟。就这样，工资还从每月400英镑变成了90英镑。公司说，不愿干，那就回去。萨伊纳说，“我怎么回去？你扣了我的护照，我没钱买机票。”那人回答，“那你还不去干活。”

　　萨伊纳惊慌失措。他家里人———他的儿子、女儿、妻子和父母———还等他寄钱回去。但现在，他得等上两年才能还上办工作签证的钱。这里挣得比孟加拉还少。他领我看他的房间。就像个狭小的水泥牢房。放满了2层和3层床铺。他和其他11个男人挤在一间。他的所有私人物品都堆在床上———3件衬衣、一条换洗的裤子、一只手机。房间臭烘烘的，旁边公共厕所堵了，粪便漫到地上，成群黑苍蝇嗡嗡作响。“没有空调、电扇。晚上热得睡不着。只能不停地流汗，赶蚊子。”最热的时候，大家睡地板、屋顶或任何能找到一丝风的地方。

　　工人们喝的水装在白色罐子里被运进营地，喝起来还有咸味，大概因为淡化不够彻底。“我们喝了闹肚子，但是别无选择。”

　　“这是世界上最糟糕的工作，”他说，“在烈日底下要搬50公斤的砖头。这种炎热无法想象，汗水流得太多，几天甚至几周都撒不出尿。所有水分都从毛孔里出来，浑身恶臭。整个人觉得恶心难受，却还得继续干，只有下午能休息一个小时。如果请病假，会被扣工资，还得被困在这里更久。”他现在在盖一幢67层的漂亮大楼。他不知道大楼的名字，在来这里的4年里，他从未游览过闻名遐迩的迪拜，日复一日都在建筑工地挥汗如雨。

　　他觉得愤怒吗？他沉默了很久说，“在这里，谁也不能流露出愤怒。不能。否则会被送进监狱。然后被驱逐。”去年，一些工人因为4个月没有拿到工资，举行罢工。警察用铁丝网包围了他们的营地，朝他们喷射高压水枪，直到他们答应停止罢工。聚众闹事的“头目”被捕。我尝试了一个不同的问题：你们后悔来吗？所有人都盯着脚，气氛变得尴尬。“我们怎么敢想？我们被困在这里。如果开始后悔……”他的声音越来越小。最后，另一个工人打破沉默：“我怀念我的国家，我的家人，我的土地。在孟加拉我们可以种食物。这里，寸草不生。只有石油和房子。”

　　自从经济危机开始，许多宿营地的电力被切断。有的人几个月没有领到工资。建筑公司带着他们的护照消失了。“我们被剥夺了一切。即使回到孟加拉，还要还高利贷。”

　　萨伊纳很可能无声无息地死在这片异乡的土地上。一名曾在建筑工地工作的英国人告诉我：“这些劳工营的自杀率很高。但是无人报道。全部被描绘成‘事故’。人死了，他们的家人还得继续还债。人权观察组织发现，因为自杀、中暑、过度劳累死亡的工人数量远比报道的要多。2005年，印度领事馆报道，有971名印度籍劳工死在迪拜。数字泄露后，领事馆被告知不要再做这样的统计了。

　　傍晚，我、萨伊纳和他的朋友坐在暮色中。他们凑钱买了一瓶便宜的酒。大口喝下。“这能帮助你感到麻木。”萨伊纳用沙哑的声音说。远处，他帮助建起的高楼在夕阳下熠熠生辉。

　　高等公民

　　从劳工营地回到大理石堆砌的豪华商场———每个街角似乎都耸立着一座———我觉得头晕眼花。这里太热了，没有必要修人行道。人们都聚在巨大的商场里，吹着空调，浏览琳琅满目的商品。

　　在商场里时间似乎停止了。分不清白天黑夜。在最奢华的商场里，几乎只有我一个人，周围空荡荡的，似乎听得到回声。迪拜赛马会即将举行，商场里正在举行帽子展销会，这些精美的头饰售价动辄超过1000英镑。“去年，这里挤满了人。可看现在，”一名帽子设计师指着门可罗雀的展销现场说。

　　商场之间除了沥青马路一无所有。每条路至少有4车道；迪拜就像一条沿途点缀着商场的高速公路。只有想自杀的人才会选择步行。迪拜居民从一个商场到另一个商场总是坐出租车，或自己驾车。

　　看到自己的国家涌入大量外国人有什么感受？这个问题我无法贸然向在街头碰到的阿联酋本地人提出。本地男人穿着雪白的阿拉伯长袍，本地女人戴着厚厚的面纱。问女人会遭白眼。问男人，他们会觉得受冒犯，干巴巴地甩你一句“迪拜很好”。于是，我通过博客网站，找到一些观点有代表性的年轻阿联酋人。我们约见在商场（不然能在哪里里？）。

　　阿赫穆德·阿尔阿塔是个23岁的英俊青年，留着修剪整齐的胡须，一身剪裁合体的白色长袍，戴方框眼镜。他说一口流利的美国英语，很快向我证明，他对伦敦、洛杉矶和巴黎的了解超过多数西方人。坐在星巴克咖啡店里，他宣布，“这个国家是年轻人的天堂！政府负担一切教育费用，从幼儿园一直到博士。结婚后可分到免费住房。还可享受免费医疗，如果这里的条件不够好，政府还出钱送你去外国治疗。不用交税，甚至连电话费也不用自己交。几乎家家都有佣人、保姆、司机。你难道不想成为阿联酋人吗？”

　　我试图反驳，但被他打断，“您看，我的祖父每天都得累死累活。要喝水，他先得去井里打水。井干了，他还得请人用骆驼从遥远的地方送来。他们那一辈人总是在挨饿，总在找活干。因为医疗条件不好，他一辈子瘸腿。现在看我们！”

　　对于阿联酋人，他们的国家像个童话国度。像多数本地人一样，阿赫穆德为政府工作，因此他们几乎不受经济危机的影响。“我没有感到什么影响，我的朋友们也一样，”他说，“我们的饭碗是保险的，除非干了十恶不赦的坏事，一般不会被解雇。”

　　当然，洪水一样涌入的外国人有时候确实像是“眼中刺”，阿赫穆德说，“但我们把他们看成发展所必须付出的代价。我们还能怎样？谁也不想回到沙漠过游牧民的生活。我们从像非洲一样贫困的国家，变成人均年收入12万美元的富国。有什么好抱怨的？”

　　他说他不介意缺少所谓的政治自由。“你会发现要找到一个不支持穆罕默德酋长的阿联酋人很难。”因为他们不敢说真话吗？“不是，因为我们真的支持他。他是一位伟大领导。你看看就知道！”他微笑说，“我相信我的生活和你的并没有什么不同。我们也喝咖啡、看电影、和朋友聚会。不同的是，你在伦敦的星巴克，我在迪拜的。”说着，他又叫了一杯咖啡。

　　所有的阿联酋人都这样想吗？在时髦的迪拜塔酒店，我见到31岁的苏尔坦·阿尔卡塞米。他是迪拜通讯社的专栏作家兼艺术品收藏者，代表了少数的改革派。他穿着西式衣服———蓝色牛仔裤、拉尔夫劳伦衬衣———语速很快。“这里的人变成了懒惰的肥胖的大宝宝！”他抱怨说，“保姆国家制度走得太远。我什么都不干！我们为什么都不为私人公司工作？父母不能照看他们自己的孩子？”但当我提到迪拜的奴役现象时，他被激怒了：“做人应该公正，”他坚持说，“我们是世界上最宽容的人。迪拜是唯一的真正国际城市。每个来到这里的人都得到尊重。”

　　我突然想到了Sonapur的劳工营。就在几英里之外。他不知道它们的存在吗？他很恼怒，“如果每年有三四十起虐待工人事件，听上去似乎很多，但请考虑到有多少人来到这里……”30？40？虐待像瘟疫一样泛滥。我说，我们谈论的是成千上万。

　　他勃然大怒，反驳说：“你认为墨西哥人在纽约的待遇就很好吗？你知道英国人花了多少时间才学会善待外国人？我可以去伦敦写那些街头流浪汉，你们的城市听上去也很可怕！那些工人随时可以离开！”

　　但他们不能。他们的护照被扣留，工资被扣发。“对此，我很抱歉。那样干是违法的，应该受到惩罚。但他们的大使馆应该伸出援手。”他们尝试过。还有，你们为什么禁止工人罢工。“感谢上帝，我们不允许那样干！”他大声说，“罢工太不方便。我们不像法国，整天闹罢工。请想象假如一个国家的工人随时随地都可以停止工作！”那么，工人如果上当受骗，他们该如何反抗。“离开这个国家。”

　　我叹气。苏尔坦情绪沸腾。“西方人总是在抱怨。”他说，“你们为什么不善待动物？为什么你们的香波广告如此可笑？为什么不对工人好一点儿？”这个排序让人深受启发：动物，香波然后才是工人。他激动地在椅子上动来动去，指着我说，“我给我的工人戴护目镜穿防护靴，他们还不要！说这妨碍他们工作！”

　　然后，他微笑着，似乎抓住了一个杀手锏。“当你们西方记者批评我们时，难道没有意识到，是在搬石头砸自己的脚吗？如果迪拜失败了，中东将更加危险。我们出口的不是石油，是希望。贫穷的埃及人、利比亚人和伊朗人梦想到迪拜来。我们这个地区举足轻重。我们树立了如何成为现代化穆斯林国家的典范。我们这里没有极端分子。欧洲人不该为我们的失误幸灾乐祸，相反你们应该担惊受怕……如果这个模式失败，你知道会发生什么？迪拜将追寻伊朗的路线，政教合一的路线。”

　　我的争论显然影响到他，稍后他用缓和的语气说，“听着。过去，我的母亲每天早上要去很远的地方提水。她结婚时的礼物是一个橘子，因为她从未吃过这种水果。我的两个哥哥死在襁褓中，因为医疗条件落后。不要随便审判我们。”

　　被解放的异类

　　对于有一群人，迪拜给予的突然自由和解放倒是真的，可是，这群人恰恰是政府最不想解放的。他们是同性恋者。

　　在一家著名国际酒店地下，我找到可能是沙特阿拉伯半岛上的唯一同性恋酒吧。这里像个小联合国，有不同国籍的人。很多人穿着背心，露出练得鼓鼓的肌肉。有人在跳舞，有人在卖摇头丸。“迪拜是穆斯林世界的同性恋天堂！”一个25岁阿联酋本地青年说，他的手臂缠在他的31岁“丈夫”身上。“我们在享受生活，我们可以见面。这是多数阿拉伯世界的同性恋者不敢想象的。”

　　在迪拜，同性恋是非法的，被抓住可判10年监禁。但非正式同性恋俱乐部的地点照样在网上流传，同性恋者趋之若鹜，似乎并不害怕警察。“他们有时会突击聚会，但只是把我们驱散完事，他们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在每个大城市，同性恋者都有自己的联络方法———迪拜则相当于中东地区同性恋者的集散地。萨利是一位瘦削的25岁青年，是沙特阿拉伯军队中一名普通士兵。他来迪拜观看酷玩乐队音乐会。他说，迪拜是同性恋的梦想之地：“在沙特，年轻时做直男（异性恋者）很困难。男女壁垒森严。男人都找同性发泄，但他们只喜欢15到21岁的男孩。我27岁了，太老。需要找真正的同类。这里是最佳地点。阿拉伯国家的同性恋者都想来迪拜。”说着，萨利走下舞池，朝一个有着发达二头肌的荷兰人走去。

　　等级制度

　　所有导游手册都称迪拜为“熔炉”。可我在城里逛一圈，发现几乎所有人都严格按照种族分成各自的小集团。我厌倦了商场，决定去英国人聚集的一家酒吧。大门口立着一个巨大的红色电话亭。内部装饰有点儿80年代迪斯科舞厅风格。

　　我开始和两个皱巴巴的60多岁老太太攀谈。她们从中午开始就在这里喝酒。“待在这里是因为喜欢这的生活方式。”一名老太太说，建议我坐下来，和她们一起喝一杯。所有外国人都谈到生活方式，但如果问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生活方式，他们又答得很含糊。安·沃克努力总结说：“在这里，我每天晚上都外出。在英国不能这样。在这里有很多空闲时间。有佣人，有职员。不用什么事情都自己干。你只需要参加派对！”

　　她们来迪拜20年了，很乐意和我解释这个城市的等级结构。“这里是分等级的，”安说，“阿联酋人在顶端，然后是英国人和其他西方人。接下来，我猜是菲律宾人，因为他们比印度人有头脑。然后是最底部的印度人和其他人。”她们承认，她们从未和阿联酋人说过话。从没有？“没有。他都有自己的圈子。”当然迪拜也有让人失望的地方。朱尔斯·泰勒说，“如果碰上交通事故，简直是噩梦。我们认识的一个英国女人开车撞伤了一个印度人。她被关了4天！如果你身上有一丝酒精味儿，他们算是盯上你了。那些印度人故意往车子前面摔。这样他们的家人就可以得到赔偿。警察只知道责备我们。那个可怜的女人。”

　　后来在一家酒店的酒吧，我碰到一个美国女孩。她为一家化妆品公司工作，恨不得远离周围这些人。她说，“那些在自己国家无法成功的人都跑到这里，突然之间，他被提升到了原来无法想象的位置，开始飘飘然，夸夸其谈。在其他地方我从未见过这么多身居高位，却又毫无能力的人。绝对是种族歧视。为我工作的菲律宾女孩干和欧洲女孩一样的工作，却只拿1/4的薪水。那些真正干活的人收入微薄。而那些无能的经理却拿每月4万英镑的高薪。”除了这位美国女孩，其他外国人似乎都很享受由别人代劳一切的安逸生活。每个人似乎都有女佣。从前，女佣大多是菲律宾人。经济危机后，需要紧缩开支。菲佣被更廉价的埃塞俄比亚女佣取代。

　　在迪拜，雇主对女佣有着绝对权力，这已经是公开的秘密。女佣的护照被收走，支付薪水的时间也是随雇主所愿。连休假时间，和什么人说话都得由雇主决定。女佣们不会说阿拉伯语，所以无法逃跑。

　　在汉堡王快餐店，我碰到一个菲律宾女孩。她告诉我，现在她很害怕上商场，因为经常会碰到向她求助的逃跑菲佣。“她们说，‘我被关起来了。他们不准我给家里打电话，他们让我整天工作，没有休息。’刚开始碰到这种事情，我会说，我会帮你告诉领事馆，你住在哪里？可她们都弄不清地址，领事馆也不感兴趣。现在，我尽量躲着她们。我总是想起一个女孩，她说她有4年没有吃过水果了。”

　　迪拜唯一女性客栈住满了逃跑的女佣。玛拉·马塔里是一名25岁的埃塞俄比亚女子。中介公司向她承诺了一座沙漠中的天堂，于是她离开家和4岁的女儿，来此寻找更好的生活。“但是他们付给我的工资只有承诺的一半。雇主是一家澳大利亚人———4个孩子———女主人让我从早上6点工作到第二天凌晨1点，没有假期。我精疲力尽，要求休一天假。他们说，‘你是来工作，不是来睡觉的！’有一天我实在太累了，女主人对我又打又踢。他们不给我薪水，说等到两年合同期结束后才给。我能干什么？我在这里又不认识任何人。”

　　一天，再次被毒打后，玛拉逃到街上，走了两天，凭借支离破碎的英语终于找到埃塞俄比亚领事馆。可是，领事馆说她必须先出具护照。“我去哪里拿护照？”她说，她在客栈住了6个月，给女儿打了两次电话，“我失去了自己的国家，失去了女儿，失去了一切。”我突然想到一个英国女人说的一句话。她说，迪拜最好的地方是它的“仆人阶级！”她激动地说，“你什么也不用做，他们代劳一切！”

　　“世界”尽头

　　世界空荡荡。它被抛弃了，各片大陆尚未完工。透过望远镜，我可以看见不列颠，一片光秃秃的小岛。这里所说的“世界”是在迪拜海边，按照世界地图上的陆地形状修建的人工岛。建成后，这些人工岛将进行拍卖。有传闻说，英国球星贝克汉姆想要买下“不列颠岛”。但是，住在附近的人说，人工岛停工了，好几个月他们都没有看到一个人影。一名南非商人说，“‘世界’完了。”

　　在迪拜，到处有半途而废的工程。他们在海边建了一片空调海滩，沙子底下埋了冷却管道，这样，当富翁们在沙滩上漫步时就不会烤伤脚板。这项工程刚好在金融危机前完工，现在却无人光顾，形同荒漠。去年冬天，亚特兰蒂斯酒店的开张派对花了2000万美元，请来罗伯特·德尼罗、林赛·洛翰等明星捧场。酒店坐落在棕榈树形状的人工岛上，颜色粉红，奇形怪状，让人想到法老的宫殿。酒店大厅的8根支柱被装扮成棕榈树，圆形拱顶装饰着闪亮的玻璃球。中央竖立着一座玻璃雕塑，形状像人体内脏。房顶在漏水，瓦片摇摇欲坠。

　　公关小姐领我去看“最豪华的房间”。我们经过卖2400万英镑钻石戒指的珠宝店。路上还经过几个巨大鱼缸，里面有鲨鱼在游弋。酒店有1500个房间，每个都可以看到海景。海王套房内部有3层，从窗户看出去，正对着在鱼缸里游弋的鲨鱼。你躺在床上看鲨鱼，鲨鱼也在看你。

　　连最时髦的地方如今也人去楼空。我在柏悦酒店住了几个晚上。这里曾是时尚名人趋之若鹜的地方。现在，无论走到哪里都空荡荡的。餐厅里只有我一个人在用餐。一名职员悄悄告诉我，“这里曾经座无虚席。现在几乎无人光顾。”环顾四周，我感觉像是在被废弃鬼屋里的最后一个人。

　　迪拜最著名的伯瓷酒店像帆船一样矗立在海边。在酒店大厅，我和一对来旅游的英国夫妇交谈起来。他们从10年前开始来这座城市旅游。这地方让他们流连忘返。“你永远不知道会碰到什么”，丈夫说，“上次来这里，假期开始时，房间正对一片大海，假期结束时，那里已经建起一座岛。”

　　我实在沉不住气了，问道，“到哪里都看到奴隶阶层，不会让你们觉得困扰吗？”女人回答说：“这正是我们来这里的原因！太棒了，你想自己做事都不行！”她丈夫说：“上厕所时，他们给你开门，为你打开水弄头，递毛巾，就差帮你脱裤子了！”两人大笑起来。

　　海市蜃楼

　　在迪拜的最后一个夜晚，去机场的路上，我在必胜客停留。餐厅几乎和伦敦我家附近那家一模一样，连令人作呕的内部装饰也一样。我坐下来开始思考，迪拜为什么如此让我反感。也许因为，在这里全球供应链条被急剧缩短。我平常所用的许多东西也是廉价劳工生产的，但他们距离我有几千英里。而在迪拜，他们就在2英里之外。有时，你无法不去在意他们憔悴的面孔。

　　我问柜台后的菲律宾女孩，她喜欢这里吗。“还好。”她谨慎地回答。真的？我说，我不能忍受这个地方。她叹了一口气说，“这是世界上最可怕的地方！我恨这里！来到这里几个月后我才意识到———一切都是假的。你所看到的一切。树木是假的，合同是假的，岛屿是假的，笑容是假的，连水都是假的！”可是她被困住了。为了来这里她欠了债，得用3年的薪水偿还。她说，“我曾以为迪拜是绿洲，但它是海市蜃楼，不是真的。你以为看到远处有水。走进后，却啃了满口沙子。”

　　文：JohannHar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