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君卓

　　□自由撰稿人,北京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阎步克长期以来一直致力于研究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和政治文化史,尤其是对中国古代官阶制度的研究,可以说到了非常精熟的地步。不过他的著作大都是非常专门而精深的研究专著,对于一般读者来说可能过于专业而显得有点艰深,那么《波峰与波谷———秦汉魏晋南北朝的政治文明》则是其对一般读者写的关于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官阶与政治制度演化的普及性读本。

　　一般来说,普及读本的写作要么过于琐细,要么流于概念化。作者在后记中也说“自己不怎么擅长深入浅出的东西”,其实这倒不是作者的自谦之辞。要把古代官僚政治制度尤其是涉及官阶这种专门性知识的读本写好,确实是一件难度很大的事情。而且对于严谨的学者来说,即使写作普及性读本,也会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即如何看待自己研究的领域的意义,以及在这个研究领域如何做出自己的贡献。

　　根据《波峰与波谷》的内容简介,这本书介绍了“秦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官僚政治制度的发展历程,对官僚政治在夏商周时代的萌发,秦汉时代的蓬勃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混乱衰弊进行了叙述,对三省制、察举制等政治制度,提出了极具洞见的见解”。当然这种简介是非常笼统的,因为自从秦朝统一,中国建立庞大的帝国之后,中国官僚制度和官阶的发展是一个繁复与精微的发展过程,中间经历了周代爵制、二十等爵、秦汉禄秩、魏晋南北朝的官品、中正品、勋品、将军号、文散官和文武散阶制等官僚制度,而且每一种制度下都涉及复杂的官名、官阶、爵位、品位、禄秩等,每一类制度、每一种官名都需要专门解释,才能让一般读者了解。因此如何把这些名词的内涵、演变及制度性意义钩索清晰,而不仅陷于琐细考订,一直是阎步克教授思考的问题。

　　阎步克教授曾经打了一个比方,说研究工作“好比建一座楼,即便你只承担某一部分的修建,或只搞水暖、电气、装潢什么的,那也得在着手之前,对那座楼的样子心中有数”。否则对细部描述再精微,也可能只是隔靴搔痒。因此阎步克教授虽然研究的官阶是政治制度研究中很小的一个领域,但他从一开始就意识到“各个细部的考察,应在更系统的理论背景下展开,才有利于确定其宏观意义”。也就是说,阎步克教授对官阶制度的研究,就是要从官阶这种小处入手,搭建起认识君与臣、官与官、官与民的框架,获得官阶的整体意义,从而在认识王朝官僚结构及演进这类宏观的问题上获得他人所不见的洞见。

　　《波峰与波谷》其实就是阎步克教授通过对官阶制度的研究,搭建的中国传统官僚制度的结构与变迁的研究框架,也就是他所说的传统官僚制度“大楼”的整体面貌。因此阅读本书,其实就是认识中国传统官僚制度的结构与变迁这座大楼的样子。阎步克教授认为,中国传统官僚制度的结构与变迁在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就已奠定了基础。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经历了帝国的统一、动荡、分裂,这一时期的官僚政治制度经历了从波峰到波谷、从“常态”到“变态”、“回归”的过程,秦汉时期是波峰,因为这一时期建立了统一的帝国,从而有时间和精力设计一套完善统一的官僚体制并在全国施行,从而也使秦汉时期在“帝国的规模、制度的进步和管理的水平,都处于古代世界的前列”。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帝国的动荡和分裂,形成了多个王朝林立,王朝之间连年征伐不已,已无心力和能力建立完善统一的官僚政治制度,从而使这一时期的官僚制度陷入波谷。秦汉魏晋南北朝的官僚制度在波峰与波谷震荡期间,慢慢地开始形成了中国传统官僚政治制度的“常态”和“变态”,中国后期的官僚政治制度研究,其实就是围绕这种“常态”和“变态”在进行。所谓“常态”,就是我们今天耳熟能详的一些概念,就是皇帝专制、中央集权、官僚政治、儒家正统和士大夫政治。所谓“变态”,指的就是在魏晋南北朝期间,由于大一统帝国的解体,政治陷入动荡,法纪松弛,在统治集团内部演变出了一个士族门阀阶层,并获得与皇帝“共天下”的门第特权,于是在常态之外出现另一类政治形态。但是在“变态”的官僚政治制度下,“常态”的官僚政治制度从来就没有停止其演进的步伐,原因就是“秦汉制度文化展示的巨大惯性,它使帝国政治在穿越了各种波动变态之后,仍得以回归于其历史运动的‘轴线’”。

　　虽然《波峰与波谷》是关于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的普及性读物,但其中包含了阎步克教授对秦汉魏晋南北朝官僚政治制度多年研究的心得,从中我们看到的是他为研究中国传统官僚政治制度建立的框架。学术研究要想取得突破性进展,一是新材料,一是新视角。阎步克教授从官阶入手,其实就是观察中国传统官僚政治制度的新视角。其建立的研究框架对于我们观照中国两千年官僚政治制度的演进是非常有裨益的,所以我们应将这本书看做阎步克教授研究秦汉魏晋南北朝官僚政治制度甚至中国传统官僚政治制度的总纲,也可看做是理解他的其他著作的指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