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钱改变一切：从犯罪率到博物馆客流；从职业选择到晚餐吃什么都因为经济衰退而改变。但并非所有改变都是坏事。纽约作为世界金融中心和华尔街所在地，此次衰退给这座城市带来的变化有好有坏。
在繁荣的年代金钱有着吞噬、扭曲一切的力量，在纽约尤其如此。在城市发展层面上，金钱可以破坏经济；在文化上，它能扭曲价值；在个人行为上，它能腐败人性，玷污思想。
有一些科学家正在研究金钱对头脑的影响。明尼苏达大学卡尔森管理学院的消费者心理学家卡瑟琳·弗斯是其中的佼佼者。让我们看看她都有些什么发现。弗斯的实验发现，仅仅是想到钱就会让人们变得不再乐意助人；仅仅是数数钞票就能让人对身体的疼痛变得麻木。在我最喜欢的一个实验中，弗斯把实验对象分成小组；两组分别看不同的电脑屏保，一个屏保是一张飘来飘去的一美元钞票，另一个是一条热带鱼。之后，她问他们是愿意单独接受任务，还是与人合作。之前看过美元屏保的人中80%要求单独行动。而看热带鱼屏保的人中80%希望和人合作。
几年前，弗斯在一次研讨会上公布自己的研究结果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丹尼尔·卡内曼专门与她谈话，说她的研究显示，金钱引导出典型美国特征：自己自足、专注和个人主义。更精确地说，弗斯的研究证明，金钱诱导出典型的纽约特征。最核心的一点是，金钱促使人们“自我绝缘”，用弗斯的话说是挖个洞把自己藏起来，或者出于自我保护，或者出于自我扩张。
如果金钱的存在能够从根本上改变人们的思想和行为，那么可以推测，金钱的突然消失也将导致同样的效果。现在，整个纽约城的人就像那些盯着热带鱼屏保的人。当然，在大多数人节衣缩食的时候，依然有少数人过着奢侈富足的日子。(正如历史学家麦克·华莱士所说：“纽约的第一条法则是，没有一个‘纽约’，而是有许多各种各样的纽约。)但是，不容置疑的变化正在发生，这座曾经围绕美元旋转的城市，暂时失去了轴心，人们好像失去了指南针主心骨。对于普通公民和一座城市这意味着什么？经济衰中的城市会有什么特别表现？
最近，弗斯正在研究，当人们哀悼失去的钱财时的反应。她认为对于现在这种萧条心态，这是个不错的课题。她发现，当时失去金钱后，人们对身体的痛苦更加敏感，在社会交往中更害怕被拒绝。“虽然我的研究还没有完，”她继续说，“根据推断，他们将变得更倾向合作。”这一发现意味着经济灾难可能创造一个更睦邻友爱，更文明的城市。
这种假设中可能有痴心妄想的成分。但历史显示，经济倒退的影响之一是让人们不再一味专注于个人利益。历史学家杰克逊·里尔斯说，“大萧条之后，集体主义往往受到推崇，最终促成了新政在全美推广。”(事实上许多新政建筑师正是纽约人，其中包括富兰克林·D·罗斯福本人)。
我问里尔斯，在今天，是否看到新的集体主义的复兴。
“啊，是的，”他思索片刻说。“奥巴马的成功竞选，这难道不是一种渴望团结的信号吗？”
里尔斯显然看到了某些趋势。目前，在纽约，志愿者主义正蓬勃发展。相比于去年第一季度，为老年人送餐的“轮子餐厅”组织的志愿者增加了32%；为病残和无家可归者送餐的“派送上帝之爱”的志愿者增加了20%。2009年2月至3月期间，自愿接受训练担任义工的人也比去年同期增加了一倍。纽约大哥大姐会(一家非赢利社会福利组织)的人事经理迈克尔·考林说，“我们现在已经人满为患。”他说，今年报名担任年轻人导师的志愿者是去年同期的两倍。
类似现象不仅局限于自愿服务。报名就读神学院的学生人数增加了。确实，在经济衰退的困难年代，报名读研究生的人通常会增加———继续学业往往比找一份工作轻松，但神学并非多数人的第一职业选择，而通常是人们在人生过半后的选择。联合神学院的阿兰·西尔弗里奥说，“我们的一些申请人确实失去了工作，但并非大多数情况。这个时刻似乎特别能引起人们的伦理思考。”
上至总统奥巴马，下至普通群众都在重新讨论，评估工作的价值——— 似乎是在提醒大家，经过长期高风险投机倒把的经济后，脚踏实地建设性的稳定工作是值得尊重的。去年6月，当美国经济正急剧下滑时，哈佛大学新校长德鲁·G·佛斯特在毕业生告别演讲时谈到华尔街复杂的吸引力：“如果你不去追求你认为最有意义的东西，最终会为之后悔。”(哈佛校刊后来报道，从事金融和相关顾问行业的哈佛毕业生比过去少了8%。)
在大萧条时代，相比冒险，许多人更重视稳定，公务员、教师和警察职业尤其受欢迎。即使在股市复苏后，人们的投资也会变得更加保守。在政治上，这通常也是自由派大行其道的时候，正如现在。但在生活上，人们的选择倾向于保守。虽然还没有这方面的统计数据。但已经到处可以听到这样的价值观。(《时代》杂志说，“工作是最新资产。”)里尔斯说，“经济繁荣时期任性、浮躁的价值观让我们迷失方向，现在人们像抓救命稻草一样试图抓住一些实在的东西。于是，我们回归传统价值观。重新重视纪律和工作道德，降低不切实际的期望。”
我承认，听到这些观点时，我的一部分———保守的那部分———在心里舒了一口气。虽然我仰慕赌徒，90年代不顾一切的冒险精神在我看来仍然有投机取巧的嫌疑。虽然那样的环境造就了G oogle也造就了按揭证券。冒险者也许是推动世界大步前进的人。但在私底下，我更认同脚踏实地。心理学家巴里·施瓦茨说，“我认为对幸福而言，安全比财富更重要。”可问题是，在高风险，高回报的经济繁荣时期，追求安全显得枯燥乏味。“谁在乎安全？”他说，“会计在乎安全，谁想成为会计？这被认为是甘于平庸的职业选择。”连身为教授的施瓦茨也曾被认为理想不够远大。他追求的是职业安全、自由和行业稳定，而不是金钱。但现在，在经济萧条的大环境下，他的职业突然变得高贵了。“事实上，”他说，“在‘平庸’的人生中也能找到乐趣。”
“
哦，我的上帝，”24岁全身红色的安迪·赛德维克从三层楼公寓的窗户伸出头来，招呼她的男朋友艾萨克·午夫特上楼去看看。他们一直在寻找一间卧室的公寓，转了一个多小时。那些房子都不错，但都有严重的毛病。这一间就不一样了：光线充足、有宽阔橱柜和独立厨房。
他们的房屋经纪人杰奎琳·丽对他们做了一个胜利手势，意思大概是‘我没有食言吧？’然后，她转身对我说，“今年和去年的区别在于，今年，我们能帮到别人。”这间公寓开出的租金是每月2400美元，但她相信可以把价格降到2300美元。在2008年春，它的价格一度涨到每月2800美元。
如果地产市场没有崩溃，安迪和艾萨克绝对租不起自己的公寓。他们目前和另外两位室友住在西切尔西区，周围遍布夜总会，夜晚嘈杂，吵得安迪几乎无法睡觉。她是一名创作歌手，但主要靠担任滑冰教练和酒吧招待为生；艾萨克是一名演员，主要收入也来自在酒吧打临工。“如果不是现在这个市场，我们永远别想在这个地区找房子。”艾萨克说，满意地看了看周围。空间！
纽约大学的社会学家达尔顿·康利有时喜欢把纽约比作阿联酋——— 富有的人居住在一座岛上，享受来自邻国的贫穷移民的服务。不同的是，这里的岛是曼哈顿，贫穷邻国是皇后区、布鲁克林区……任何有点儿理智的人都不会认为这场危机将突然消除纽约的经济不平等。但它的好处之一是可以为安迪和艾萨克这样的人提供一个立足之地。中产阶级已经从纽约消失，但它曾经是纽约的脊梁，现在有机会卷土重来。多数地产中介人说，今年房屋租金平均下滑了约20%。曼哈顿的房屋价格下滑水平相当。“这意味着”城市未来中心的乔纳森·鲍尔斯说，“现在人们能在从前不敢奢望的地区购买公寓和房子。”
从心态上说，这座城市不再属于那些年薪上百万的富翁。从服装到家具，各种商品都在打折销售。加入健身俱乐部变便宜了。连最时髦的餐厅也谦卑起来。厨师丹尼·迈尔说，“当经济开始下滑。有3种餐厅依然顾客盈门：廉价的小型社区餐厅；那些在经济繁荣时期乐善好施的；还有就是声誉不倒的名牌。”我指出这3种之中有两种是质朴不赶时髦的类型。他说，“现在谁还想去那种冷冰冰的地方。因此，第三大道上的一家地板上铺着锯屑的莫利酒吧依然生意兴隆；自诩格调高雅的克鲁餐厅似乎已经濒临死亡。
人们的生活质量还可能继续下降。地铁将变得更昂贵，班次还可能减少。城市中央公园的预算据说要被削减。更危言耸听的观点认为，这场危机会让城市退回到70年代———街头暴力泛滥，垃圾堆积如山。那时，只有23%的纽约人拥有自己的住房；现在有房者已经上升到33%。时代广场干干净净。警察执法技巧大有改进。根据纽约警察局统计数据，今年暴力犯罪比去年同期全面下降：谋杀减少了21.1%；强奸减少了19.1%；抢劫减少17%；攻击减少3%。更让人惊讶的是，财产犯罪也减少了：更少汽车被盗，入室盗窃事件减少。
“我并不想忽视经济损失给人们带来的伤痛，”康利说，“但作为一座城市，这场衰退未必全是坏事。也许我们能继承70年代好的部分——— 丰富的波希米亚文化——— 而不是坏的部分。”
富有的女继承人西玛·博弈斯基在报纸专栏中说：“我的男友和我现在数着钱过日子，圣诞节我们不再交换礼物，看电影成了我们主要的娱乐。”要知道，1993年，这个女人在轰动一时的离婚官司中得到了8000万美元，还有位于巴黎、曼哈顿和夏威夷的公寓。她是在故意哭穷吗？肯定。但她的也道出了一定程度的真相。在萧条时期，谁也不愿做伊梅尔达·马科斯(前菲律宾总统夫人，以奢侈浪费闻名。)加州理工大学的经济学家科林·卡梅尔甚至认为，人类为应对艰难时光进化出了一种生物反应。他在电子邮件中说，“我的感觉是，在经济繁荣的时候让人兴奋激动的昂贵奢侈品(比如2000美元一个的名牌皮包)，现在看起来却会让人觉得倒胃口(刺激大脑某个区域，让人产生反胃的生理反应)。”在萧条时期，人们身材变瘦(也许因为他们更多吃家庭烹调的食物)。这也是戒烟戒酒的好机会。
即使只是在嘴上说说，重提简朴克制的美德也算是萧条时期的一线希望。多数经济学家和心理学家都说，一旦基本需求得到满足，无节制的物质征服并不会让人更快乐。甚至有人会进一步告诉你，无节制的物欲会让我们变得更不快乐。是施瓦茨解释说，“在经济繁荣的时候，人们拼命追逐错误的东西。”心理学家对这种无休止的物质饥渴有一个专业术语：快乐踏车(the hedonic treadm ill)。
遍布24小时健身中心的纽约是世界“快乐踏车”之都。街上的橱窗里堆满了美轮美奂的商品，每个角落都充满物质诱惑。在《选择矛盾》一书中，施瓦茨描绘了那些事事追求完美的“完美主义者”所面临的问题：犹豫不决、容易失望、无法享受。在反复的实验中，他们比“知足者”，或者说那些愿意迁就的人，痛苦得多。“我怀疑”，施瓦茨说，“纽约提供了如此多的消费者选择，也造成了大量的完美主义者。”
纽约市长布隆伯格是身价上亿的富翁，也是追求极致的典范。过去20年，他不断收购他家豪宅附近的产业。如今他的豪宅面积已经从7500平方英尺扩张到12500平方英尺。在仕途上他同样是个欲壑难填的代表，已经当了两届纽约市长还不满足，还试图第3次连任，为此还想修改立法。在多数情况下，在多数地方，政治任期并非商品，但布隆伯格却把它变成了商品。第一次竞选市长，他花掉了7400万美元；第二次花了7700万美元；第三次他计划花费8000万至1亿美元。
施瓦茨并不认为经济衰退是值得庆幸的好事。但他希望人们可以借助这个机会重新认识到，经历的价值远远超过物质的积累。“有大量证据表明，人们从经历上获得的快乐远远超过物质。”他解释说，“因此，从物质上制约人们，也许能让他们更满足自己的生活。”
在大萧条时期，当钱少的时候，人们绝对会选择免费或廉价的娱乐方式。他们玩棋类游戏，听收音机，看电影，上咖啡馆。今天，在纽约，同样的现象正在重演。人们似乎在找事情做，而不是找东西买。志愿者的增多是这种潮流的一部分。据统计，看电影的人也增多了。受益的不只是动作大片。
一些放艺术片的电影院观众比去年同期增加了10%。布鲁克林音乐学院的周末免费音乐节目也大受欢迎，观众人数比去年同期增加25%。虽然外国游客的减少导致博物馆访问量减少，与此同时，本地顾客却增加了。尤其受欢迎的是针对家庭的博物馆。比如儿童博物馆的本地游客数量增加了5%；自然历史博物馆1月2月的客流量和去年持平，远远超过2006年和2007年同期。古根海姆博物馆的访问量增加了2%。弗利克美术馆周日的11点至1点自愿票价时段游客明显增多。
消费变得更便宜这对于那些仍然有工作和其他度过危机手段的人而言是不幸中的万幸。但是对于那些因为经济困难而难以度日的人，这些改变只是微不足道的安慰。人们听说银行家大批失业。却不知道非技术工人，尤其是非裔和拉丁裔非技术工人的失业率更高得不成比例。麦克·华莱士说，在职业市场紧缩的时候，最穷和最缺乏教育的人选择最少。他指出，“在大萧条时期，贫穷的女人失去了服装店的工作，沦为劳务市场的“奴隶”，或者从事家政工作换回微薄薪水，或者出卖色相。”
这一次情况虽然不会糟糕至此，但衰退总是伴随着社会安全网的紧缩，这次也不例外。为了削减赤字，纽约市长布隆伯格提出全面减少开支———包括削减儿童福利中心、无家可归者救助计划、部分移民服务。西班牙语报纸充斥着大量令人沮丧的报道———小生意倒闭，移民寄回老家的钱大幅缩水。“有的情况下，汇款的方向完全颠倒过来。”西班牙语报纸编辑阿尔贝托·福尔沃利亚斯说，“人们倒过来让老家的亲戚寄钱来。就业率下降，生活花费却依然很高。”
遭罪的不仅是穷人。这次经济衰退也许为部分中产阶级提供了立足之地，但同样会把一些人挤出中产阶级行列。不少家庭在经济繁荣的时期过度透支，原来计划依靠两份收入好歹能支撑下去。现在形势突变，那些没有自己的住房，又失去工作者只能勉强度日。那些为了子女自愿选择做家庭主妇的母亲可能已经开始考虑当初决定的后果，如果她们的丈夫失去工作，整个家庭将失去收入来源。《婚姻史》一书作者史蒂芬·库尼兹说，“一个男人对自己身为‘挣面包者’的自我意识越强，越不愿意做‘女人的工作’。因此，那些手脚健全的失业男人并不会把空闲时间用来看孩子。而大多把闲暇时间用来睡觉，看电视。
值得一提的是，失业并非只是经济问题。最新的研究发现，失业造成的心理影响甚至超过失去收入的打击。沃里克大学的经济学家安德鲁·奥斯瓦尔德收集了美国和英国数十万人的幸福数据，他发现，相比长期失业，人们从残疾、丧偶的打击中恢复得更快。“即使能够领到失业救济，”他说，“心理上却丝毫得不到安慰。”即使这次衰退的时间比悲观主义者估计得要短，那些在这一时期被解雇的人仍将付出巨大代价。“这是经济学家所说的‘伤痕效应’”奥斯瓦尔德解释说，“假如我今天失业，10年之后，我的工资仍将比失业前低10%。这就是所谓的坏运气缠身。”
也许有人说，在衰退期间被解雇的人是那些生产力最低下的人。但对“伤痕效应”的研究发现，事实并非如此。每个21岁身穿09级大学毕业生T恤的人都应该牢记这一研究结果：萧条时期的大学毕业生收入比其他时期的毕业者要低，而且这一差距似乎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缩小。耶鲁大学管理学院的助教丽莎·凯恩研究了1979年至1989年期间几百名毕业生(男性白人)的收入情况，总结出一个简洁却令人沮丧的公式：学生毕业时失业率每上升1个百分点等于起始薪水减少6个百分点。比如，1988年的失业率5.5%，当年大学毕业的孩子工作第一年的薪水比1982年毕业生多24%。因为1982年的失业率为9.5%，比1988年高4个百分点。14年后，两届毕业生之间仍然有10%的差距。
即使善良，开明，受过良好教育，存款富足的人在衰退时期也会觉得心有余力而不足。在没有社会福利计划的情况下，即使想做社会工作者也没有门路。如果老年人中心都关闭了，即使有心救助老人也没有地方去。如果金融行业逐渐回归正轨，丰厚的利益再度摆在人们面前———正如历史多次所验证的——— 不能期望人们永远抵制住诱惑。我在给麦克·华莱士的电子邮件中问他，萧条是否会带来持久的道德高尚。他残忍地回答说：“站在价值和道德的角度，从来都是反对投机赌博，坚决支持改革的。但是，(a)资本主义的本质决定某些东西会反复出现，(b)我们的社会和文化是健忘的。”
5月一个下雨的上午，亚历山大中心(纽约第一家真正的生物技术园)的联络官正带我参观正在建设中的东塔楼。中心计划于2010年1月开放。现在仍然是个建筑工地，到处是尘土和灰色的混凝土，但已有迹象表明这绝非又一幢普通的纽约办公楼。“看见天花板了吗？”联络官问。“它们有14英尺高。”实验室需要额外高度安装昂贵的通风系统。他指着一条蓝色的管道说，“是专门排放酸性废料的。”然后，他指着天花板说，上面有一台拖拉机大小的备用发电机。纽约城市投资基金会的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玛丽亚·戈特希插嘴说，“发电机防止零下90摄氏度的冰箱解冻，确保8年的研究成果和1亿美元不会付诸东流。”
早在20年前，纽约一直想建立自己的生物技术园。生物中心计划在萧条时期开张可谓倒霉透顶。戈特希的纽约城市投资基金会要为这个项目投入1500万美元。她说，可以换一个角度看问题。纽约一直渴望人才。全美60%的制药公司集中在新泽西，那里永远需要临床研究人才。现在，随着制药公司的兼并，许多人因此失去工作。与此同时，华尔街也在裁员。那些从前担任生物技术分析师的人现在也许希望为新生的生物技术公司工作。人人都在寻找新的机会，机会成本随着减少。”
对于一些家庭，衰退的打击无疑是痛苦的。但对于整座城市，它同时也代表了希望。对城市而言，经济多样化绝对有好处。只需要看汽车城底特律就不难发现单一产业城市的弊端。不可一世的华尔街曾是纽约发展多种经济的障碍。“纽约从未挨过饿，没有建立华尔街之外的另一种经济的紧迫。”鲍尔斯说，“我本来以为9·11后情况会有所改变，但即使在当时，大家也觉得只靠金融业足以拯救这座城市。”他提到布隆伯格政府刚宣布成立两个新的公司“孵化器”。“我宣讲刺激企业家精神的必要性有10年了，”他说，“但对政客而言这从来就是个乏味的话题，直到现在情况才有所改变。”
没有人认为此次衰退将造成大地震式的产业革命，比如历史上曾发生的从制造业转变为金融业。即使华尔街处于深沉休眠状态，它仍然是纽约经济结构的核心，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仍将如此。但在它休眠的时候，也是其他行业发展壮大的时机。鲍尔斯指出，‘硅巷’之所以在90年代中期崛起，部分原因是90年代初的经济衰退导致房地产价格大幅下跌，另一个原因是，广告和金融行业大幅裁员(1995年，纽约的失业率依然高达8.2%。)然而，硅巷的繁荣未能持续下去。也许硅巷的失败正说明了旧经济的桎梏是多么顽固。“但我们需要为新一轮增长型工业奠定基础，”鲍尔斯说，“无论它们是什么。”电子游戏、数字媒体、互动广告、金融软件或其它服务行业。
戈特希说，纽约绝对有条件成为强大生物技术基地。根据她的公司2001年公布的一份报告，纽约获得的全国卫生研究所经费仅次于波士顿，每年至少有30家新生物技术公司的研究课题源自纽约的大学和科研机构。布鲁克林纽约理工大学(最近和纽约大学合并)校长杰瑞·赫林顿希望在纽约建立最优秀的工程学院，让下一代Googel创造者来自纽约本地大学，而不是麻省理工学院或斯坦福。纽约大学校长约翰·塞克斯顿指出，纽约传统产业，金融、保险和地产业的职位在2000年前已经开始减少，现在更是大规模裁员。与此同时，纽约的人才资本却在继续增长：纽约居民的大学生比例超过美国其他任何城市，这里的博士后人才(无论文理科)也比其他地方更密集。因此，他希望转型之后，金融、保险和地产等传统产业所占比重较小，而ICE(知识、文化和教育资本)产业所占比重较大。
“在一个地理位置不再像从前一样重要的时代，如何吸引人才，”赛克斯顿说，“答案是大学。世界一流的大学。”他承认，纽约州的预算在这方面并无优势。但今年的周预算中增加了一些新东西，其中包括高等教育贷款计划。“我们至少可以借助这个机会重新认识我们过去知道的东西——— 教育等于最终公共利益。”
事实上，我们也不应该忘记边缘化的华尔街的政治和文化暗示。在《沃霍尔经济》艺术里，伊丽莎白·库利德指出，从事金融行业的人和从事艺术行业的人一样多，或者说，都相当于城市劳动力的5%。如果金融行业不再是城市经济引擎，那么它也不再是它的文化引擎。其它产业也获得了取而代之的机会。比如，1992年，时装设计师马克·雅各布的邋遢摇滚风格的服装引起轰动，领导纽约时装业的复兴。假如正赶上经济萧条的时候，他的作品还能有同样的影响力吗？难说。但似乎不太可能。
对于经济萧条，人们的普遍反应是保守，谨慎。但也有人反其道而行之———冒险。企业家认为衰退时期是创业的好时期。有人最近公布了一份在G D P负增长时期创业公司名单。这其中包括英特尔、苹果、微软、太阳微系统、康柏、思科、A dobe、美国在线、戴尔等知名企业。在衰退时期，土地和劳动力都相对廉价。竞争也较少。正如戈特希指出，大公司的兼并和裁员给新的小公司提供了挖掘人才的机会。
有不少萧条时期创业的故事。我喜欢的一个是纽约历史中心的苏珊娜·瓦瑟曼告诉我的。1929年，富有的商人易普·哈伯格一夜之间债台高筑。他们没有像别人一样选择跳楼自杀。而是追逐童年梦想成为一名歌词作者。你也许会认为他发疯了。但最终，他成为著名的词作者，著名歌舞片《绿野仙踪》和《彩虹仙子》的歌曲的歌词都由他创作。他还和作曲家杰伊·格尼合作创作了最能反映大萧条时代背景的流行歌曲《老兄，能付借一个铜板？》。
奥地利出生的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喜欢高谈资本主义的创造性破坏———一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达尔文主义生态系统。现在，经常能听到他的大名。经济衰退是熊彼特所谓的完美的创造性毁灭。问题是，创造性毁灭不会让人快乐。纽约大学社会学家理查德·赛内特说，“熊彼特说，创造性毁灭让人们不要去想改变的后果，或者更本不去想未来。然而，多数人却无法轻松对待这种负面的变化。”有趣的是，赛内特这里提到的并非经济衰退中人，而是生活在繁荣时代的人。然而，他们同样会感觉不稳定不安全，同样会因为未知而痛苦。所以，现在的衰退感觉与之前对未知的恐惧并没有太多不同，反而像是等到一场早有预见的灾难。
衰退过后到底是什么状况，谁也无法知道。可以预测的是，纽约将出现一些新兴行业，一座生物技术园，牧师数量将有所增加。它的公民将自愿把更多时间用于帮助他人。如果认为纽约从此变成好好先生的城市，那么未免太天真。但也许，我们能记得，即使在最绝望的时候也并非世界末日，只不过是正在经历痛苦的转变。
文：Jennifer Senio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