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说出了问题就不相信市场。客观地说,中国经济如此之大,又转型又发展,很不容易。即使是解决市场失灵的问题,也要从市场的角度来充分考虑并做出决策,因为公共财政政策亦是市场不可或缺的一根支柱。
迈入2008年,中国改革开放迎来了第三十个年头。三十年中,中国经济总量从原来的世界排名30多位,一跃而至世界第四位。这样的高速增长能否持续?会否因通胀和人民币升值而止步不前?展望未来我们该怎样看待中国经济的增长之路?
4月27日,由本报联手北京大学倾力打造的“北大·南都名家讲堂”在广州举办了第二场活动,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著名经济学家海闻教授发表了对中国经济能否持续高速增长的精彩演讲,并于当天下午接受了本报记者的独家专访。
海闻教授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之路和日本、东南亚有不同之处,中国的奇迹要比日本和东南亚奇迹延续更长的时间,高速增长可能持续五六十年。同时,在高速增长的过程中,我们有可能避免他们曾经出现过的低迷状况。
而作为一个大国经济体,充分发挥市场调配的功效在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当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海闻教授认为,宏观调控应避免集体行为,鼓励市场选择以分散系统风险,企业也要以全球化视野为自身发展的必要条件。此外,海闻认为,目前的通货膨胀是全球性的,是相对的,以紧缩的货币政策来解决当前的通胀问题,作用可能不是很大。
经济走势
中国经济仍将持续高速增长
劳动力存在长期比较优势;市场规模足以支撑长期经济发展;体制改革的促进作用还将进一步释放。
中国经济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增长是非常快的,除个别年份外都远远高于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均速度,最近几年甚至达到了两位数的增长。经济总量排名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从原来的三十多位,上升到现在的第四位。我们很自豪,中国三十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为什么持有中国经济仍将持续高速增长的观点?海闻教授的理由主要有以下三大原因。
劳动力有长期优势
首先,海闻认为中国的劳动力存在长期的比较优势。
亚洲四小龙发展三十年后失去了竞争力,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劳动力成本很快上去了,所以他们只好进行了产业转移,虽然经济还会不断增长,但是竞争力下降了。形成对比的是,中国三十年以后仍然具有劳动力的竞争成本,虽然现在人民币升值了,新劳动法出台了,可从总体来讲中国劳动力的比较优势仍然继续发挥,劳动力的成本优势在未来的二十年仍然是非常突出的。
中国为什么能增长三十年后还可以保持劳动力的竞争优势?主要原因是人口多。相比较中国台湾、韩国等东亚经济体,三十年的时间,我们人均收入仅从100美元提高到2000多美元,而他们是5000美元以上。为什么?因为我们是一个大国,大国收入提高是不容易的。虽然这从收入角度来看不是好事,但从生产的角度来看这是好事,因为工资低,所以具有竞争力。
市场规模足以支撑
其次,中国的市场规模足以支撑长期的经济发展。
规模经济成为现代企业和国家发展的重要条件之一,而我们的后劲靠的正是国内的市场。现代的高新科技产业,其投资的固定成本越来越高,而固定规模和科研投入很大的时候,产量就一定要大,否则就无法收回成本。而随着科技水平的越来越接近,原本可以有积累的规模经济,现在必须要找一下子可以达到规模的办法,因此就需要足够大的市场,而中国就具备这样的条件。从其他国家的经验上我们也能验证这一点,全球化的市场规模是过去二十年西方国家特别是小国努力做的事情,典型的情况就是自由贸易区,而1995年世贸成立以来,发展最快的就是自由贸易区。
因此,如果中国前面三十年跟东亚、日本的发展模式是相似的,主要靠外贸和国外的市场推动经济增长,那么国内市场的启动将是我们进一步发展的强劲动力。从某种意义来讲这就是大国和小国的不同,大国靠的是自己的市场,靠的是内需。这一点在产业的发展中也能体现出来。典型的情况如房地产业,中国的房地产跟日本、东京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房地产不是一回事,中国有实实在在的需求存在,需求拉动市场的发展,只有少数城市和地区存在泡沫。
改革还有动力释放
再者,体制改革对经济的促进作用还将进一步释放。
海闻强调,制度发展是很重要的,他认为今后还有进一步改革的空间。他举例说,现在的农业是浪费的,石油价格是倒挂的,很多的价格不合理,很多的资源受控制。国外也有很多非议中国这个不行,那个不行,这个没有到位,那个没有到位,但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说明中国还有机会,什么都做好了,还做什么?现在还有很多的问题,问题改革的过程本身就可以增加劳动生产力。历史经验证明,体制改革可以增加劳动生产力和居民收入,例如1992年欧洲的一体化,包括中国加入世贸组织。
财政体制
税制改革是上下疏导关键
可以借鉴西方国家地方政府以消费税为主的税制体系;政府的功能要从发展经济转变为纠正社会发展的问题。
要应对宏观层面的问题,海闻认为,不可避免要牵涉到财政体制的改革。宏观波动时地方政府为什么还有这么大的劲头进行招商引资?为什么中国的企业长不大?因为营业税、增值税和所得税占了地方政府75%的税收。75%的税收来自于生产领域,如果不搞经济和产业的话,地方经济就无法发展。
税制改革“换一种思路”
海闻建议,我们可以借鉴西方国家地方政府以消费税为主的税制体系。例如一瓶水卖1元,买的时候要加0.8分,这是归地方政府的,不用搞生产,只要销售就有税收。房地产增值税,原来是100万元,上升到120万元的时候,多的20万元就要交税。为了将地方的房地产增值,地方政府要搞好交通、环境、教育、医院,大家喜欢到这里居住,房地产就会增值,消费税也多了。不是说地方政府不能征收,而是要换一种思路。
不能出了问题就不相信市场
而在其他方面,地方政府也要加快转变职能。前三十年大家不会跑,政府说跟我跑,三十年后大家都会跑了,政府就不要参加跑了,因为还有很多人跑不动,政府的作用要体现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跑不动的人身上。政府的功能要从发展经济转变为纠正社会发展的问题,不要认为社会的问题都是市场化的问题和市场的原因,市场本身就不解决教育、卫生的问题。现在房价高了,药费高了,学费高了,简单地压或者是政府自己来办,不是问题的解决办法。尤其是不能不相信市场,有些问题不是市场的问题,包括猪肉涨价。
海闻教授强调的是,不能说出了问题就不相信市场。没有国际的眼光和操作的知识,在宏观调控中就容易出现失误。即使是解决市场失灵的问题,也要从市场的角度来充分考虑并做出决策,因为公共财政政策亦是市场不可或缺的一根支柱。
宏观调控
调控过度导致宏观波动
地方政府推动经济增长往往导致规划雷同,集体行动;中央政府的调控一定要顺势利导,不能过度调控。
关于宏观调控,海闻教授认为存在的问题是,推动经济的力量往往不在中央政府,而是地方政府。而且有一个问题很雷同:这个省和那个省的规划都是类似的,不同城市之间的规划也是相同的。但是,作为市场而言,集体行动意味着不平衡,只有有买有卖、有进有退才是平衡的,国家的经济力量集中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就会出现很大的波动和冲动。
不能像计划经济那样调控
宏观波动,恰恰是因为过度调控造成的。有的时候调控是好事情。例如不涨价,价格上涨3%的时候,政府进行调控,不能上涨,这意味着背离市场3%;第二年又要上涨3%,政府说继续不上涨,背离市场6%;第三年怎么办,这个时候是否要调整,如果放开的话,就要暴涨,如果继续调控怎么调控?中国是经济大国,中央政府的调控,一定要学会顺势利导,不能像计划经济那样调控,否则出现的波动是很大的。
促进企业提高竞争力
而在微观方面,我们也面临着如何提高企业竞争能力的问题。我们的企业不能光看自己,要看世界上发生了什么事,九十年代末全球化加速,别的国家做了什么。美国的企业为了适应全球化的需要,进行行业内的专业化大兼并,康柏和惠普合并,波音和麦道合并,这是美国空前的兼并浪潮,他们做的是什么?他们就是寻求规模,目的就是全球竞争。例如波音和麦道本来是生产民用航空飞机的,美国是有反垄断法的,不允许两家合并,为什么允许波音和麦道合并?为什么波音可以垄断美国的飞机市场?因为考虑到全球的竞争,还要跟空中客车竞争。
在开放的条件下,一家不叫垄断,教科书上的定义一家叫做垄断,开放的情况下,一家不是垄断的。但我们的明星企业却在这一浪潮中仍然强调多元化和扁平化的发展模式。国外的企业都是专业化的公司,我们还是分散的小规模的公司,我们如何跟他们竞争?
专访北大副校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海闻
治理成本型通胀紧缩政策未必有效
昨天下午,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著名经济学家海闻接受了本报记者的独家专访,就宏观调控和中国企业发展道路等问题畅谈了自己的独到见解。
目前的通胀是全球性的
南方都市报(以下简称“南都”):目前国内各项宏观经济政策都是以压通胀为中心,但您曾经表示通货膨胀不应该成为宏观调控的唯一中心,您为什么持这样的观点?
海闻:通货膨胀要这么看,在中国目前光讲通货膨胀比较简单,我们都不希望有通货膨胀。但是如果把一些背景放在一起看,就会明白什么问题可能会更重要。首先要看通货膨胀是我们国家单有的,还是全球性的?其次是通货膨胀究竟有多高?还有就是通货膨胀和其他问题相比,哪一个更重要?
首先,我认为目前的通货膨胀是全球的,是相对的,美国也是通货膨胀。如果仅仅看中国去年底的通胀指数4.8%会觉得很高,但如果和世界其他国家相比,并不是最高的。所以我认为目前的通胀不是那么严重,因为中国的通胀还不是最坏的。
全球性成本推动型通胀
南都:那么您究竟如何看待我国目前通货膨胀的治理问题?
海闻:我并不是说不要对付通胀,而是要看对付通胀的手段到底有没有效。
还有一点是通货膨胀的原因。如果眼下的通货膨胀是由于我们的需求太旺而拉动的,或者是货币发行过多而导致的,那么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对付可能会比较有效。但事实上目前的通货膨胀并不完全是因为我们的货币发行量太多所导致的,虽然量是不少,但如果和历史上特别是90年代相比,目前的货币发行量并没有太多。90年代的通货膨胀就是因为需求特别旺,投资比较冲动,然后发了很多货币,但现在不是这么回事。
目前相比之下需求并没有太大的提升,很多情况下是成本推动型的,主要是粮食价格和原油价格全球性的上涨所导致的,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用紧缩的货币政策,就要看能不能起到作用,能不能制住这些问题。打个比喻来说这就好比发大水,如果只有我们这里发大水那把水抽干就行,但现在到处都是水,光把这里的抽干,其他地方的水也还是会过来。所以目前在全球都出现成本推动型的通货膨胀情况下,如果用紧缩的货币政策,我担心非但不能止住通胀,反而会对经济产生伤害。我没有说绝对伤害,但目前我们的失业率指标还没有明确的统计数据来反映出来。所以决策时需要考虑多方面的因素,一般来讲降低通货膨行率的代价就是失业率的上升,但我们现在并不知道(失业率)这块的指标究竟是怎么样。
我就担心目前用紧缩的货币政策来解决当前的通胀问题,作用可能不是很大。同样情况下美国目前采取的是宽松的货币政策,首要保证的是失业率不致下降,想比之下就是我们这里一直在抽水,但其他国家一直在放水,难以从根源上解决通胀问题。
目前国内对于通货膨胀的解决办法在学界有两种声音。一种是抑制通货膨胀,并加快人民币升值,北大经济研究中心不少学者对此也持赞同态度;但我的观点和他们不同,我认为宁可要有一些通货膨胀,但不要让人民币升值太快。反过来讲,我的态度很明确,就是反对以牺牲就业来压抑通货膨胀。目前紧缩货币治理通货膨胀的办法必然使人民币的升值速度加快,这就不可能不出现牺牲就业率的情况,因为人民币升值对我们出口企业的打击是非常明显的。而目前不光是人民币升值对出口企业成本带来冲击,还包括环境政策、劳动政策等等方面的措施一并出台,在这样多管齐下的情况下,我对出口企业目前的就业状况非常担心。
地方冲动是最大的问题
南都:您曾经提出宏观调控面临最大的问题是地方经济发展的冲动,如何从体制上解决这一矛盾?
海闻:为什么地方有冲动?主要是它的税源来自于生产,因此它必须搞生产以保证税收来源,目前75%的地方税收源于企业生产领域,在这种情况下你要地方不发展经济是不可能的。再加上就业压力,所以这不是说地方官员以经济发展作为自身政绩,即使不以GDP为考核标准,地方仍然会努力地去推动经济发展。而我认为即使不能完全将就业压力从地方发展中剔出,也可以考虑改革地方税收体制将地方的经济发展冲动和财政收入实现脱钩。
多元化可能牺牲长期优势
南都:您明确反对国内企业大而全的多元化发展道路,但在国外亦存在GE这样在各行业中衍生的巨头,也是按照子部门的赢利和行业周期来制定发展规划并向前滚动,为什么您认为在中国企业不能走这样的路?
海闻:GE是另外一种发展思路,它的核心不在于产品,而是在于管理,GE输出的是一种管理理念。很多人在我提到不要多元化发展的时候,都会提GE的例子表示疑问,但他们忽视了GE的两个特殊点。首先GE的特长不是产品,而是管理,它可以用同样一套方法来管理不同产品的生产;再一个GE毕竟大,企业大到一定程度多元化也是可以的,如果规模大到在一个行业中无法再向前发展的情况下,进入另一个行业发展也是可以的。
之所以反对目前国内企业靠多元化来谋求短期利益并滚动发展的模式,我的观点是有些行业企业根本不用去尝试,不是说企业在每一个行业都要去试一试,而是应该有战略规划,从长期发展来看企业究竟要发展成什么样子?在这样的前提下围绕主业集中配置资源。平面化的铺开谋求了短期利益,却牺牲了长期竞争优势。
我可以举一个例子。有两种发展模式,一种是你的主业占50%资产,赢利状况也不错,有5%的利润率。但这时候你发现另一个行业存在10%的利润率,那你会很本能地想将自己剩下50%的资产投入这一行业以赚取10%的利润。或者比例扩大一点,70%资产稳守主业,30%资产出去谋求更高利润率,这都是很本能的。企业在短期内绝对会这么做,但是如果考虑到长期竞争,因为没有将剩余30%资产用作研发,其他企业比你先走一步研制出新的产品,导致你70%的主业的优势在下一轮竞争当中完全丧失。我的观点是企业必须从长远的战略和国际竞争的角度考虑,短期平面化铺开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从长期角度考虑这种发展模式是非常糟糕的。不是每个行业都去试,最后只能在一个行业中发展,而是要选择行业力争在这一行业中做到最好。
天玑财富特约北大·南都名家讲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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