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7日，英国《泰晤士报》在其星期日刊的头版显著位置抛出了一篇题为《彼得·曼德尔森的官员被收买执行秘密任务》的煌煌长文。文章大意是：欧盟委员会贸易部门主管弗里茨·哈拉尔德·维尼格接受两家虚拟的中国公司的贿赂，为其鞋和蜡烛产品大开方便之门。（全文详见本报今日C02版）。该报道的采访记者伪装成中国香港某贸易公司的说客———为一个叫“周立平”的虚拟中国商人所雇用，在一家名为CommeChezSoi的高档餐厅里向欧盟官员行贿，以套取欧盟的商业情报。

　　揭黑式报道损害中国企业声誉

　　该文貌似一篇反腐揭黑式报道，然而浸透全文的是针对“中国制造”的敌意———纵横欧盟市场的产品林林总总，《泰晤士报》何以偏偏要挑上中国商人呢？而所选的恰恰是中国对欧盟出口的大宗商品：鞋和蜡烛———《泰晤士报》的“反腐调查”，不外是老掉牙的“中国威胁论”的另类表达，背后弥漫着的是西方本位主义的气息。

　　与CNN卡弗蒂式的直白不同，《泰晤士报》的“指桑骂槐”有着英国式的含蓄，尤其值得加倍警觉———二者均是西方一元论的一种底色。

　　在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巨大“和”字刚刚谢幕的眼下，《泰晤士报》的举措不啻是针对世界多极化潮流的强劲反动———新兴大国的崛起为世界权力与秩序重构带来可能，这令西方对未来世界产生焦虑和恐慌。

　　说客案说明欧委会程序缺乏透明

　　对于《泰晤士报》被誉为“中国反倾销第一律师”的中国北京中伦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蒲凌尘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通过这件事情折射出两个问题：

　　一，欧盟反倾销调查程序，其决策程序和体制运行缺乏透明度。例如有的布鲁塞尔律师事务所会更早获得欧委会内部的相关消息，包括立案，初步裁定，措施的力度等等。当然，这不排除信息的透露是通过其他的渠道。

　　二，从这一事件也可以看出，市场经济地位的获得对中国企业的重要性。在应诉欧盟反倾销调查时，欧委会把应诉的中国企业放在一个特殊的法律程序和地位上，其调查的结果必然导致不同的档次，从而导致企业出口竞争力的差别。如果某些案件受人为的左右或政策导向的影响，案件的结果随意性加大。

　　蒲凌尘律师表示，在众多的实际案例中发现，欧盟在审核中国应诉企业的市场经济地位时，其任意性，不一致性，主观性非常明显。很多调查的结果纯属吹毛求疵，过分使用所谓的“自由裁量权”，并不了解中国法律体制，往往在细枝末节上寻找问题，从而否定中国企业的市场经济地位。

　　这种情况在涉及到其他市场经济国家的企业时不会出现这样的结果，否则，就不可能出现此次《星期日泰晤士报》所披露的“说客”案件。所以，市场经济地位的审核不仅是一把有弹性的尺子，也是欧委会通过市场经济地位的裁定，调整中国应诉企业的出口竞争力的有效“制控阀”。

　　由于这种不合理的，外加认为和政策导向的市场经济地位裁定，导致此次的“说客案”就不是偶然的。这是“权利”超越法律，缺乏透明度和有效的监控机制促成的。

　　程序的透明是保证公平结果的前提，缺乏有效的监控体制和透明的程序，应诉企业必然缺乏程序的确定性和可预见性，譬如，中国企业提出的各类复审案件请求，欧委会可以将企业的请求搁置一边达两年之久。虽然法律没有明确规定何时进行立案复审，但是，长达两年的复审请求没有任何回音的本身不就说明了调查机构的“权力”超出了法律的合理范畴吗？

　　“欧委会主观性的东西较多”

　　“维尼格是欧委会进口调查司司长，让人觉得奇怪。”广东省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厅政策法规处处长、公平贸易局局长陈立鹏对于《泰晤士报》的这篇报道表示诧异，虽然没有既成事实，但维尼格这下显然麻烦了。

　　陈立鹏认为，由于只是个案，而维尼格只是贸易政策的执行官员，而不是政策制定层面的官员，应该不至于影响到欧洲的贸易政策。但这同时也反映了欧委会官员贸易调查上的自由裁量权很大，而主观性的东西也比较多。“在市场经济地位上，给与不给，欧委会的自由裁量权很大。”

　　陈立鹏表示，这事件反映了欧委会官员的一些职业操守，而这同时也反映了欧洲贸易调查上的一些问题。“WTO贸易救济法律的立法本意是减少或消除贸易的不公平性，所以针对不公平贸易采取一些调查措施，如果变成官员个人牟取私利的手段，与立法本意是相悖的。”

　　“希望此事件能有一些正面影响。”陈立鹏表示。

　　本报记者 张晓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