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海，奥一网资深网友，华东某知名高校博士，潜心经济学、社会学、传播学研究；久居华南，谙熟珠三角细微情况。
三十年前，我们可以说，解放思想的情境，使态度与行动是一致的，我们那时的态度是富裕，行动也是追求富裕，所以以是一致的。三十年后，我们的态度与行动是不一致的，我们追求社会与经济的和谐，然而我们的行动指针仍然是经济主导社会会。我们要做的步骤，就是要一致，要和谐，就是真真正正地将态度与行动统一。
总体上来看，广东发展的路径依赖主要表现在：更加依赖于土地资源的使用；更加依赖于招商引资；更加依赖于现有产业结构的稳定；更加依赖于物业收入对居民收入的支持和补充。
广东现在要做的，就是突破路径依赖，只有引入外来变量，才能改变路径，而在种种外来变量之中，政府是一个最重要的外在变量，改变路径依赖，首先要求政府自身突破。
汪洋书记这次启动的新一轮思想解放运动，可以理解为是一种可能的外来变量。解放思想，就是要求政府自身突破，只有政府解放思想，变革思维，才能变成真正的外在变量。
站在春天的日子里，回望刚刚兴起的这场方兴未艾、激动人心的思想解放运动，我们每个身处南粤大地的人，从身体到心灵，都有太多的感受与反思。
由汪洋书记发起的这一轮思想解放运动，充满忧患意识，当头棒喝，惊醒了长期捧着“总量第一”这块“金字招牌”的广东人，唤起了大众对广东发展方向的重新思考。
发展模式之辩
对外向型经济的路径依赖导致经济与社会双重困境
过去20年来，广东珠三角经济发展迅猛，主要立足于廉价劳动力，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这种优势正在丧失。从2005年开始，“民工荒”席卷整个珠三角，一些外资企业开始撤离珠三角产业“空心化”苗头浮现。珠三角产业转移与升级迫在眉睫，但是这条产业升级之路究竟该如何走？直到现在，还是求不到一个正解。更为重要的是，在社会生态层面，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因工厂、楼房和人口急剧膨胀带来的能源不堪重负、污染日趋严重等问题，也日益暴露出来，让社会痛定思痛，深刻反省。
其实，广东的发展到目前为止，应该从两方面来看，一方面，是近年来提出的重工化/发展民营/第三产业，对于产业转型有较大的扭转，这主要体现在深圳的第三产业发展和广州的重工化。而另一方面，是三十年发展模式所积累的路径依赖对于经济和社会造成了双重困境：一方面产业经济陷于对外向型经济的严重依赖中无法自拔，另一方面，社会被唯经济发展论的思维定势锁死了，无法自生出新的社会力量来改变现状。
为什么会出现双重困境？社会学中的路径依赖理论可以提供一种可能的解释：当一条路径确定之后，会自我强化，技术被锁定于这条路径，当这条路径日益僵化，那么路径就处于被锁死的危险状态。从产业经济来讲，当一个地区的产业，过于依赖一种经济模式时，这个地区的整体经济活动都会与这一主导产业形成高度的同构性。
具体到广东，就是对于外向型初级加工业的过度依赖，从而使整个社会的经济结构都附着于这一支柱，因而当外向型初级加工业不稳定时，经济结构的抗风险能力就严重弱化，而原有的服务业/第三产业都是根植于这一产业基础的，第三产业发展非但不能替代加工业转移带来的影响，反而会因为自身与加工业高度同构，而带来经济负面因素的叠加效应。这一问题，以东莞最为突出，因为东莞的加工业最为集中，广州和深圳近两年产业转移和升级因为资源禀赋优势，相对要好一些。
而此一结果产生的社会问题，则在于外向型加工业带来了一种新型的社会生活方式，即寻租式生活。外向型加工业将生产活动局限于自身，不与本地发生生产的直接交换，它与本地的生产交换，主要集中于土地资源。外向型加工业带来了一个空前的物业出租经济的大发展，这种物业出租经济的结果，就是大批广东人退出生产制造领域，将生存基础建立于土地与物业，形成了一个食利阶层。
这会带来什么问题呢？1、缺乏社会网络的扎根，产业的根植性严重不足；2、过多的资本投入到物业，资本产出效率低；3、生成了大量食利阶层，劳动能力退化，更加严重地依赖地租。从市一层面来讲，东莞最严重，从镇一级层面来讲，珠三角的许多依赖外来资本的经济大镇都普遍比较严重。
总体上来看，广东发展的路径依赖主要表现在：一、更加依赖于土地资源的使用；二、更加依赖于招商引资；三、更加依赖于现有产业结构的稳定；四、更加依赖于物业收入对居民收入的支持和补充。广东现在要做的，就是突破路径依赖，只有引入外来变量，才能改变路径，而在种种外来变量之中，政府是一个最重要的外在变量，改变路径依赖，首先要求政府自身突破。
政府作用之辩
思想解放运动是克服路径依赖困境最重要的变量
汪洋书记这次启动的新一轮思想解放运动，可以理解为是一种可能的外来变量。解放思想，就是要求政府自身突破，只有政府解放思想，变革思维，才能变成真正的外在变量。
要提醒大家注意，态度往往并不决定行动，相反往往是行动决定态度，这是社会心理学己经证明的结论。态度与行动属于不同的实践领域，最主要的变量是情境。
发动一次思想解放的大讨论，是改变情境的第一个步骤，但我想，必须还有很多步骤才能将态度与行动统一起来。三十年前，我们可以说，解放思想的情境，使态度与行动是一致的，我们那时的态度是富裕，行动也是追求富裕，所以是一致的。三十年后，我们的态度与行动是不一致的，我们追求社会与经济的和谐，然而我们的行动指针仍然是经济主导社会。我们要做的步骤，就是要一致，要和谐，就是真真正正地将态度与行动统一。
下面要做的就是三个层面，一、重新规范行政组织的目标，科学的政绩观与社会的和谐观，作为行政组织的考核指标。二、引入非行政力量对组织目标偏离进行干预，使行政组织的行政目标符合经济与社会协同的合理化目标。非行政力量，包括体制内的分权力量及非体制内的社会力量，包括第三部门和舆论力量，形成目标矫正的合力。三、在行政组织内，倡导和发扬良好的组织内文化，在开放的环境下，与市民社会形成互动机制，形成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的相互交流与合作，矫正行政组织的不良风气，为解放思想、创新进取谋取社会的合法性基础和组织内的合法性基础。
哈佛商学院的教授迈克尔波特，提出了一个著名的钻石模型：钻石模型的一角，就是政府的作用，政府可以调整资源配置的关系，从而诱导生成产业竞争力的优势。产业竞争力从最宏观层面来讲，就是看人的文化资本、精神状态有没有竞争力，分解来看，就是制度和文化有没有竞争力，落实到主体上，就是政府有没有竞争力。先天的禀赋只能提供一个产业竞争力发挥的充分条件，意味着更大的几率，然而禀赋要实现产业竞争力，需要必要条件，那就是人的因素、制度设计的因素、政府的因素。广东的各级政府能不能克服路径依赖，能不能创新发展，是地区产业竞争力的核心要素。
我在这里做一个大胆的预测：更民主、更开放、更有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政府，它所管辖的地区发展得会更健康、更有竞争力。政府如何克服惰性，克服目标偏移，这是产业竞争力提升的关键，地区发展的关键，也是解放思想的关键。
发展不平衡之辩
社会幸福感指标比GDP更适合成为测量发展水平的工具
2007年的广东GDP统计数据表明：广州和深圳、佛山、东莞4个城市的GDP占了整个广东省GDP近七成，广东一共有21个地级市，也就是说其他17个地级市总共的GDP才占了三成多点。有人惊呼：广东目前的发展是多么不平衡啊！再不解决将导致严重社会、经济后果云云。然而，这个问题真有我们想象的这么严重吗？我们不妨换一个角度，用社会学的思维来分析这一问题。
不平衡是经济的一个规律，古典经济理论模式的一般均衡在现实中是完全不存在的。这种所谓的不平衡，也是一种见物不见人。所以我们更应该去考察社会幸福感是否平衡。如果社会幸福感平衡的话，我认为就是平衡的，因为经济发展总是为人服务的，哪怕钱少一点，但有幸福感，那就是和谐社会。
GDP是个太不可信的东西，用社会学的术语来说，它既没有信度（不可信），又没有效度（不能够准确地衡量社会协调程度）。我觉得一套标准的社会幸福感测量指标是最合适的。它既包括经济指标，又包括社会指标，既包括理性的、可计算的内容，又包括感情的、不可量化的内容。说到底吧，幸福不幸福就该由老百姓说了算，不能由官员说了算。畸形城市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也造成了巨大的浪费，却没有人能够计算这个东西。
我们所需要的无非是，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是匹配的、同一的，譬如：许多粤东、粤西小城市的民众也有着自己独特的优雅生活模式，民众的闲暇与安逸也是一种经济净福利。我们在说不平衡的时候，过多地看重了经济指标，这其实也是行政组织官员的一种常规化思维，陷入了思维的定势。
而当这种不平衡观，成为一种思维定式之后，它有很可怕的后果：一、扭曲资源的社会化配置，把大量的资源投资到没有效率或者效率低下的环节去；二、将一些低端的废弃的产业，转移到贫困地区，让这些地区再遭受一次三十年的后果；三、行政组织行为严重变异，为了把这个地方的经济发展起来，搞很多表面功夫；四、损害老百姓的权利，为了“经营城市”，把城市当成一个苗圃，老百姓就成了杂苗，可能被剔除出去。
我设想中的广东的发展模式，应该就是相对集中，将人口移入到中心城市中去并加以辅助，将资源在城市空间内充分利用起来，将山地和自然环境腾出来。区域经济平衡是官员之间的攀比和政绩目标的设定前提，但并不一定是老百姓想要的，也并不一定是符合科学发展观。□平海
（本文为节选，标题为编者所加，全文详见www.oeeee.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