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巍青，中山大学博导、中国公民意识推动者。

　　如果说政府真的想推动新一轮改革的话，政策的着眼点应在于创造并完善民众发挥作用的舞台和机制。

　　“真正有创造力、有突破性意义的改革注定了会是自下而上的。政府主导市场化改革本身存在逻辑悖论。改革开放30年后，改革的主动权应该逐步由政府交给民众了。如果说政府真的想推动新一轮改革的话，政策的着眼点应在于创造并完善民众发挥作用的舞台和机制。”

　　关于解放思想，我想从近期读到的两篇文章谈起。一篇是《美国娱乐业的民主化》（《南方周末》2008年2月21日C17版，作者魏一帆，翻译朱力安）。文章介绍了美国的一个现象，就是世界各地的富于创意的专业人士，在互联网平台上联合起来共同完成项目。另外一篇文章是美国《华尔街日报》中文网络版的专稿《中国市场化改革内生动力日显衰弱》（2008年2月19日，作者张巍柏，网址：http://chinese.wsj.com/gb/20080219/col113117.asp）。在这篇文章里，作者提出一个问题：“我们现今最好的政策、资源及其他各种投入，无不以国企为中心，各地政府无不指望凭借手中权力和政策打造出几家最赚钱的国有企业。这些利润最好的企业，还有推动市场化改革的动力吗？财政状况已经大为好转的政府，还能继续推动市场化改革吗？”文章有很多评论性跟帖，我愿引述并深表赞同的一段是：“真正有创造力、有突破性意义的改革注定了会是自下而上的。政府主导市场化改革本身存在逻辑悖论。改革开放30年后，改革的主动权应该逐步由政府交给民众了。如果说政府真的想推动新一轮改革的话，政策的着眼点应在于创造并完善民众发挥作用的舞台和机制。”

　　把这两篇文章摆在一起，我的读后感有三点。首先，美国的强大更在于民间的创造力，特别是那种从社会内部生长出来的技术创新狂。借助于互联网（它本身就是革命性的创新），出现了“网络型”的组织与社会关系。它的基本原则就是“权力下放、平等主义、兼收并蓄和自由空间”，它意味着在资源发掘、能力释放以及商业运行等方面，都要求组织变革。

　　其次，反观中国，我们正在并已经做大做强国企，这或许也没有错。但是，比较美国，我们更缺少的是社会内生的创造力，以及基于这种创造力而发起的挑战。更正确地说，缺少的是使创造力聚合、生长和释放的制度与文化。它的最严重后果，如上所述，就是内生的、自下而上的改革动力的缺失。

　　最后，在这样的情景下来谈“解放思想”，核心问题是发现社会的创造力。之所以说“发现”，是因为我坚决相信，这种创造力本来就存在，存在于你我的日常社会实践中，只是我们自己不以为然，甚至错误地压制了它。大约在1979年，我还是学生时，听过番禺的一位农民对我说，“政府（指的是计划经济时代）的最大错误就是以为农民不会种田。”这位农民按照自己的常识，早就知道怎么种好田了。

　　因此，简单的总结是，改革开放30年之后继续“解放思想”，要以认识上述结构作为新的起点，也作为新的方向。延伸性的讨论是，治理的改进，特别是政策过程的改进，需要在政府、市场、社会之间建立网络型的结构，以求新的知识聚合与资源聚合，方能应对“全球地方”条件下的复杂问题。这是需要更多讨论的另一个话题，可能也需要时间，需要在实践中发现更多的启示。

　　□郭巍青

　　（本文为节选，标题为编者所加，全文详见www.oeee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