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ne-MarieSlaughter，普林斯顿大学伍德罗·威尔逊学院主任

　　上月就职后，巴基斯坦总理吉拉尼立即下令释放去年11月被总统穆沙拉夫扣押的60名法官。这是法制在巴基斯坦取得的一场胜利，更是去年秋天走上街头抗议穆沙拉夫强行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的勇敢的巴基斯坦律师们的胜利。

　　律师们游行、唱歌、跳舞、互掷公文包和标语（还有少量鸡蛋和石头）。正如一名巴基斯坦人的博客所写的那样：“他们穿着黑色西装跳舞，他们系着黑色领带跳舞。黑色西装就是他们的冲锋枪，黑色领带就是他们的子弹。”在全世界各种颜色的革命中，巴基斯坦的革命笼罩着法律肃穆的色调。

　　去年11月，穆沙拉夫将所有拒绝同意他宣布紧急状态（据称是为了保护国家免受恐怖分子袭击）的法官解职，相当于对律师界和司法界同时宣战。由七名成员组成的最高法院在首席法官乔杜里的领导下做出反击，颁布命令禁止政府宣布紧急状态。

　　穆沙拉夫解散了最高法院和四个高等法院，将乔杜里及其全家软禁起来，派遣武装警卫封锁了最高法院大楼，继续逮捕和扣押所有拒绝向支持紧急状态的“临时宪法令”宣誓效忠的法官。结果，大多数高级法官被捕，同时被捕的还有全国所有企图捍卫司法独立的律师协会主席、主要律师，以及人权活动家。

　　在接下来的抗议活动中，律师们不断地遭到殴打、催泪弹袭击，以及残酷的镇压和侮辱。他们与自己支持的法官并肩作战，使那些愿意向穆沙拉夫效忠的法官几乎无法行事。律师们的运动似乎在司法和行政之间凿入了一根历史性的楔子。

　　然而在巴基斯坦、美国和其他有律师参与领导争取人权和法制的国家中，高尚的理想掩饰了同样重要的利益。巴基斯坦的律师们不仅仅是在捍卫他们的原则，同时也是在保护他们的生计。没有法官审理案件，律师就无法执业。而如果当事人不相信法官具有充分的独立性，会根据是非而不是贿赂或政治方面的考虑来审判案件，就不会有案子。

　　这些利益还可以说明为什么肯尼亚的律师在上世纪90年代初抗议莫伊政府腐败的时候走在最前沿，而在去年爆发的部落暴力事件中却不怎么看得到。腐败会损害通过法律谋生的机会，使之成为富人的禁脔。与此相对，在种族冲突造成的危机中，律师的利益就没那么显眼了。

　　了解理想和利益的共存并不意味着要贬低巴基斯坦律师的勇气和他们的抗议活动的重要性。比如说，美国的创建者们就完全明白这两个因素必须携手并进。用詹姆斯·麦迪逊的话来说，他们设计的宪政民主制度用野心来对抗野心，“人民的利益”将“与当地的宪法权利联系起来”。

　　建立法制的最佳途径是在最需要的地方形成一个有法必依的法律岛屿，推动政府实现合法的目标———制止腐败、保护环境、净化金融系统、或执行与外国投资者的合同。在这些有限的区域内，独立的法官和在法官面前论辩的律师有其合理的归属。

　　随着这样的岛屿逐渐形成群岛，会出现一个法律阶级，由需要他们的客户支撑。等到有一天，法官终于跨越政治的界线，对篡夺权力的人直陈宪法的规定，如果政府拒绝遵守法律，就会威胁到一个有口才、有决心的社会阶层的利益和理想。

　　今后的几周将揭示巴基斯坦的新政府是否具备勇气和廉正，不仅释放被解职的法官，还能给他们复职，甚至坦然面对他们接下来的审查。如果能做到，巴基斯坦的律师们就可以重返法庭，巴基斯坦的公民将再次获得实现民主的机会。如果成功，或许他们应该在荣耀的绿色伊斯兰国旗周围添加一个黑色的边框———不是表示哀悼的黑色，而是代表正义的黑色。

　　（ProjectSyndicate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