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不可能在制度安排方面为现代经济、政治的转型和发展提供资源、动力，但是在维系人们的日常人伦方面仍然可以发挥作用。另外，台湾的经验表明，中国传统文化也不会妨碍现代经济、政治的转型和发展。

　　要讨论“中国文化是否有前途”的问题，首先要定义什么是文化，然后要在什么是“中国文化”上达成共识，另外还应该澄清“有前途”的含义。

　　广义地说，文化是“任何社会的全部生活方式”，正如美国人类学家拉尔夫·林顿所说。显而易见，我们现在不可能在这么宽泛的意义上谈文化，为了目前的目的，我只是说，“中国文化”指传统的儒家文化，而所谓有前途，指能够为中国走向现代文明———其核心是宪政民主、法治和市场经济———提供文化资源，以及在应付人类面临的挑战和危机时作出贡献。这样定义“中国文化”和理解中国文化的前途当然会受到各种批评，但结合当前中国大陆的“国学热”及其争论，在这个范围内讨论问题也是有意义的。

　　基于两种理由，我对“中国文化是否有前途”抱悲观态度，这与北京大学教授季羡林的主张形成鲜明对比。他认为中国文化将在世界上起领导作用，中国文化将压倒西方文化，转折点很可能就在21世纪。

　　季先生的论据有二。其一，每种文明都有兴盛衰亡的过程，西方文明占主导地位已经好多世纪，30年河东，30年河西，东方文化占主导地位的时候可能马上就要到了。我认为这个论据不值得讨论，这与算命先生的卦辞类似。

　　其二，中国哲学的本质是“天人合一”观，中国人信奉人类和大自然是一体，而西方思想的核心是“知识就是力量”、“人类利用知识征服自然”，现代人类面临的环境问题、生态危机等都是没有处理好人与自然关系而产生的弊端。因此，只有中国的伦理道德思想，只有中国的哲学思想能够拯救人类。我认为，季先生在这里曲解了“天人合一”的含义，“天人合一”决不是现代的生态哲学。

　　我的两个理由中第一个是内在的，我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从古代到近代没有经历革命性的变化和发展，一直停留在古代形态，所以，人们常说的文化中的“中西之争”其实是“古今之争”。我们当然不能拿古代形态的中国文化与近代形态的西方文化相比，从而断定二者的优劣，就像我们不能拿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与西方近代的科学技术相比一样。但遗憾的是，我们拿不出现代形态并且和传统有承续关系的中国文化来与西方文化相比较。

　　我的上述看法可能会从两个方面被反驳。第一，中国传统其实经历了很大的变化，比如受佛教传入的刺激而产生的变化；第二，当代新儒家对于传统中国文化进行了革命性的创造性转化。

　　回答第一点反驳，我要说，中国文化传统确实经历了很大的变化，包括受佛教传入的刺激而产生的变化，但这些刺激和变化都发生在工业革命和与西方大规模遭遇之前。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人惊呼，中国遭遇的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文化始终没有转化为现代形态，为了应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在1919年发生了五四新文化运动，靠文化的变革来应付危机。

　　回答第二点反驳，我要说，当代新儒家的成就只能算是作为学者个人的有争议的见解，我们还没有得到公认的、现代形态的新儒学。另外还可以看到，当代新儒家只是力图把西方的宪政民主思想引入儒学，他们未能成功地证明仅仅靠儒学的内在基因也可以生发出现代的市场经济和民主制度。

　　我的两个理由中的第二个是外在的，我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在20世纪下半叶遭到了摧残性的破坏，它很难从这种破坏中得到修复，恢复生机，至今我们也没有看到恢复生机的迹象。我想强调指出，大多数讨论中国文化前途的人有意无意地忽视中国传统文化遭到严重摧残的事实，好像问题只是传统文化在正常状况下的自然发展。

　　谈到这第二方面时，我想具体阐发两点。第一，许多人认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破坏产生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启蒙知识分子，其实，他们对旧文化的批判，不论多么激烈，只能算是知识分子在文化内部的争鸣，文化的发展需要争论、挑战、变革，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批判说到底也是思想文化发展的自生自发秩序的表现。真正的摧残是政治权力发动的体制性的、彻底的破坏。分不清这两个方面，或者不敢正视对传统文化的第二种进攻，就不能找到问题之所在。

　　第二，有人可能会认为，当前的“文化热”是中国文化复兴的迹象和开始，我要对这种看法给予否定的回答。当前的“文化热”与其说是对传统文化的尊重和回归，不如说是政治和商业动机的主导。用传统文化来填补意识形态的真空，其后果是病态的“爱国主义”和极端的民族主义；用传统文化作为招牌，为吸引资本和促进旅游服务，用流行的话来说就是“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我并不认为这有什么不好，但应该警惕文化因为被低俗地利用而受害。

　　关于中国文化的前途或如何使中国文化有前途的问题，余英时在1990年发表了一篇题为《待从头，收拾旧山河》的短文。他在其中说，21世纪的中国人不大可能有光辉前景，21世纪将是中国知识分子赎罪的世纪。

　　最后，我要说，虽然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前途感到悲观，但这并不是极度的、彻底的悲观，而是为了反对盲目乐观、粉饰太平的悲观。我同意余英时的观点，中国传统文化不可能在制度安排方面为现代经济、政治的转型和发展提供资源、动力，但是在维系人们的日常人伦方面仍然可以发挥作用。另外，台湾的经验表明，中国传统文化也不会妨碍现代经济、政治的转型和发展。◎徐友渔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